教育资源迅速向少数人集中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上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失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主义。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部分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有的甚至相反。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有着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家子弟上不起学，而一些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倾向。在国际层面，中国奋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比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大多的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各国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的。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名目繁多的学术的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

应该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政治人物给政策，商业人士以此圈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

要是在其他国家，那些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破产了。正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就是说，大学拿着从社会来的钱财搞大跃进，但负面的恶果还是要转嫁给社会从而使社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全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的结合，很多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的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这种关联结合得不够好，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完全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在中国培养自己的学生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大学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但却把某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这是中国人才的巨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很不错，但就是转化不了有用的技术。一种产品在中国加工和在德国或者日本加工，其附加值相差万里。

大学、政府和社会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粗放式、低层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的不可持续。对中国某些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也在搞教育的产业化。）。

今年在重庆等地一些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对某些大学培养无用之才的抗议。在相当程度上，农民工比一些大学生更有“用”。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花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实在是悲剧。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来自政府财政，二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很多大学都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元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人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但事实上，从干部和普通民众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怀疑。

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就可能开始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