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何亮亮／2月12日，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一职，他声称中国没有尽力促使苏丹结束达尔富尔的“人间惨剧”，并说他不能违背良心担任北京奥运的艺术顾问（详见本报总第338期《起来，抵制“奥运政治化”》一文）。
因为斯皮尔伯格在国际电影界和电影市场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事顿时引起国际媒体一片哗然。当然，他此举也招致中国网民许多激烈的批评。许多网民批评他不应该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会挂钩，更不应该成为国际上少数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团体的代言人，更有网民呼吁在中国抵制斯皮尔伯格的影片（包括他导演和担任制片的电影），这一呼吁立即得到了不少网民的响应。
那么，究竟要不要抵制斯皮尔伯格呢？不但不应该抵制，反而应该邀请他来北京观看奥运，这才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风范。体育，以及艺术，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沦为政治的工具或筹码是不对的。
即以抵制奥运会来说，在冷战期间，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原因是苏联入侵阿富汗；1984年，苏联、古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报复美国，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结果奥运会还是举行了，举办方和抵制方可谓两败俱伤。
以今天的国际情势与中国的软硬实力，以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作为借口来抵制北京奥运会，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10个斯皮尔伯格也做不到。奥运会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干扰，摆脱各种极端思潮的干扰，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赛事的必然趋势。
西方的一些电影界人士，作为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的一部分，喜欢就国际事务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往往并不理解国际问题，然而名气大就利于他们言论的传播，斯皮尔伯格是一例子，推动他这么做的米亚·法罗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虽然斯皮尔伯格的行为有许多不妥之处，但他现在宣布不当北京奥委会艺术顾问，也是在圈内受到太大的压力所致。如果就事论事，中国没有必要抵制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一方面这无法改变他不当奥运会顾问这件事，另一方面也显得小家子气。
真要抵制的话，应该是那些始作俑者，他们不仅在口头上声称抵制北京奥运会，而且正准备以各种“突袭”或“偷袭”的方式在奥运会期间或前后捣乱。这些团体如果是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而且现在也在中国活动，那么抵制或者禁止这些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才有实质意义。
换个角度说，我们不但不应该抵制斯皮尔伯格以及他的电影，反而应该邀请他来观看北京奥运，以加深他对中国的了解，消除他对中国的误解，这才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风范。
可在民族主义情绪尚蠢蠢欲动的中国，要想体现这样的包容情怀并不容易。2月14日，在重庆举行的东亚四国足球赛日本对朝鲜的比赛，在球场再次出现大批中国观众持续向日本球员喝倒彩与呼叫反日口号的现象。可见面对五个多月之后的奥运会，在应对国外“噪音”的同时，我们自身的许多行为也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