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真的像他期望的“越玩越大”了！由弃学从文的“韩寒现象”，10载演化到如今成了“韩寒话题”：《南都周刊》将他定义为“公民韩寒”；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他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坏小子”；香港《明报》称他是“当代的鲁迅”；《南方周末》读者将他评为2009年度人物；而他“本土”的《新民周刊》12月给他做的封面人物访谈，称他为众人眼中“80后”的“意见领袖”；他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怎么看待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俨然成了一头大象，大伙都忍不住来围观，要动手摸一把。
在我看来，上述对韩寒的定义都有“盲人摸象”的真实性和片面性。我不想定义他，只想描述我对他的观感，那就是：“率性的”或者“得道的”中国青年；倘若硬要用一个词来定义，我愿意说：“赤子”韩寒。
韩寒在不同场合一再讲，我就是“由着性子”而已。新民周刊记者问：“过10年或者20年，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由着性子’去做去说吗？”韩寒毫不含糊地答道：“当然会啊，从小性格就是这样。”颇有“吾道一以贯之”的自信和自豪。我相信他过去是这样：不然，以他的智力和勤奋不会高中课程七门不及格，也不会在作品畅销时有大钱不赚而倒贴钱去做专业赛车手、写无稿酬的博文，更不会拒绝出演许多人寤寐求之的好莱坞影片；但愿他将来还这样率尔而为而不羁于名缰利锁。
率性本真是天底下最难得最可贵的人格，也是中国文化最崇高最珍稀的品格。“四书”里《中庸》开宗明义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见，“性”就是天赋的人性，未曾在浊世的是非观念和利害算计中“惹尘埃”的本性；“率”是率真、坦率的率，“率”即“由”即“遵循”（成语有“率由旧章”），“率性”就是韩寒说的“由着性子”，亦即他回答周筱赟关于他自由主义思想来源时说的“主要我是个乡下人，所以比较天然”。西晋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而授首的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与指责韩寒被“西化”的人，诬他“反体制而自由主义”的罪名如出一辙。但在明代被假道学目为异端而索性宣称“不如遂为异端”的思想家李贽看来，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保持天生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即“绝假纯真”的“童心”，亦即孟子赞赏的“赤子之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说的“大人”，可不是今日许多人被握手而不敢洗了的“大人物”，而是韩寒这种有赤子之心而“由着性子”来的“愣头青”，敢说破皇帝是光腚的小人儿。既然“率性之谓道”，那么“由着性子”来的韩寒可谓“得道”之人了。他婉拒参加与美国总统的对话，是“不想同一群戏子在一起”；他接受《时代》采访，那是他想对世界讲话了，就算跳“陷阱”也认栽。不卑不亢，“我的青春我作主”，精神如此独立健全的中国人，多么难得！
我对韩寒的这个评价高得无以复加，但我并非韩寒的“粉丝”。以我这样的年纪不可能是任何人无条件的崇拜者。去年5月12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过《这回我是韩寒的粉丝》，盛赞他“不怕挨板砖，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果决”。一是觉得“这种率真坦荡无畏的气质在当今十分难得”，二是对他以一系列辛辣尖锐的博文批评“抵制家乐福”和“反CNN辱华”事件所激起的“爱国主义”狂潮，所表现的他们这代人难得的理智和我们这代人难得的机智表示钦佩。同时，“这回”的限定词也传达了我对他有所保留的态度。老实说，我不喜欢他七荤八素的语言。就像我不喜欢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亨利·米勒的自传三部曲，虽然它们都是名著。比如“韩白之争”中，我支持他关于解散苏式作协体制的观点，但感觉《文坛是个屁，谁都别……》有辱斯文。韩寒已成长为王朔、李敖一样谁也抹杀不掉的批判性作家。与王朔的“痞子”语言相比，韩寒的语言没有解构“伪崇高”的历史功用，虽然也没有“大院子弟”的优越感；与李敖的佯狂相比，他没有指名道姓嘲骂“大人物”的可能，也没有到自吹阳具超强的厚颜地步，更没有那么多商业机心。但三人用语“少儿不宜”是一路的，我的偏好难以认同。他的有些观点我也不是很赞成，比如他说自己与郭敬明是“男女有别”，不仅不够厚道，也流露了太强的轻视女性的倾向。
我向韩寒致敬，从社会进步角度，主要因为他是当今难得的在年轻人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不愿接受这顶不好看的荆冠，谑称为供人排泄的“公共厕所”，可他不是说写关注时事新闻和社会问题的博客是他“最正的正业”吗？美国人将他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坏小子”，我理解没有恶意：韩寒一出道就不是“乖孩子”，而是靠表现青春叛逆心理的《三重门》成名。之所以说他是“业余赛车手”，那也是认为他在赛车场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他作为畅销书作家在青年中的影响巨大。而忽略他在青年人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我想，那是美国人不理解博客点击量中国第一、数以亿计，对公共舆论有怎样的作用力，因为美国佬有游行集会、投诉议员、公共辩论等多种表达渠道，也不存在“上访”难等问题，所以根本不明白网络舆论在当下中国的功能。至于韩寒不接受当代鲁迅的赞誉，我觉得很真诚：“我只想做自己”，不做什么人第二，也不高兴别人抹煞他的个性将他归类“X年后”，这正是他可爱的真率与自信；鲁迅也确是很多地位待定的历史人物之一；再说，鲁迅就是一新旧品质兼具的盖棺定型的作家，韩寒是文学体育音乐等多面手，发展前景未可限量。
定义“公民韩寒”固然不错，在中国当下也寄寓着不言而喻的褒扬。所谓“公民”，与“臣民”对举：权力和资本的帮凶、帮闲不配称“公民”；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草民”和惯于逆来顺受的“良民”不配；自许是“第二种‘忠诚’”的诤臣也不配。敢于主张天赋的权利和自由，依法抗争维护正当权益，是每个共和国国民应有的态度，这样的“人”才是“公民”，也都是“公民”。但只有站在公众的或者说民间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权势者和强势集团，维护公众利益，不愧为“社会良心”的人，才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发言机会多多的孙东东、张维迎等名校教授，自我授权代表“中国”叫嚷“不高兴”的王小东、黄纪苏等作者，不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缘故。
韩寒学历高中没毕业，就不配称“知识分子”吗？今天谁敢说慧能和尚不识字，就不配称佛学宗师？韩寒没有学术背景而只是作家，就不配称“公共知识分子”吗？写《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的诗人普希金，写《我控诉》的小说家左拉算不算？韩寒出版的一大堆作品证明他就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他汲取知识的途径不同于常规。他说他每天读杂志、上网三四个小时是必修课，他的知识和智慧来自于多读、多看、多想，再加上个人的经历；还交往着一批顶尖的电脑师、工程师以及陈丹青等学者，不闻“从师不如访友”乎？甚至，也可以说他很专业。你看，今年年5月11日至12日，韩寒针对杭州飙车案写的两篇博文《2009年05月11日》、《该关心的和不该关心的》，那就是以专业赛车手的认知水平对杭州交警部门70码车速的判断提出质疑。5月16日，他针对演员潘粤明驾车拍戏受伤事件，写博文批评中国影视中常有的驾车不系安全带、开车抽烟、打电话等违规镜头，有误导观众之嫌；10月13日的《杂谈G8高速公路》和10月15日《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两篇博文，质疑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耗费两亿元人民币；他对大地震后北川豪华汽车采购事件的发现，今年对公益最有贡献的《这一定是造谣》等4篇关于上海交管部门“钓鱼执法”的博文，无不与他车手生活的知识与经验有关。
当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最可贵的是有平民情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他特别关心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希望他们有理想有“冲劲”，不要为房子之类物欲所压扁，这是他所以不屈不挠要创办杂志的主要动力。这种情感在他的答各路记者问里，在他11月19日在嘉定的演讲《城市让生活更糟糕》里，表露得很明白。他的文章很尖锐，比如7月3日博文《上海大楼倒塌处理方案（内参）》，11月24日关于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拆的《这些狗真麻烦》；但正如他所说，他不是愤青，瞧他关于杭州飙车案那篇告诫人们什么是“不该关心的”，表现了多么澄明的理性！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作为有匡时济世之志的“公共知识分子”，朱执信不满20岁就做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像韩寒这么大时已助理粤政；梁启超23岁参与组织“公车上书”，次年办《时务报》任总编述，26岁在日本主编《清议报》，声震寰宇。虽然环境是此一时彼一时，人生总有可比性，信息时代的今人本应超迈前人的。在余“含泪”做了官标大师、张“英雄”俨然国家形象化妆师、赵“卖拐”成了亿万级大明星的当代中国，韩寒不要说在同辈青年中是“异数”，在当今各色人等中也是“木秀于林”的。
他似乎心底有某种危急和伤感。在12月20日杭州《都市快报》的专访中，他竟说：“对于所有读者来说，最好的心愿是到了2010年年底，还能再许一个新年心愿。”不过，韩寒，请从众一回，相信中国人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还一年比一年更红火”吧。韩寒的博客今年虽然被删除了几篇，绝大多数还是问世了，而且比去年更有力；嘉定演讲虽被网站自律掉了现场视频，速记稿照样在网上传播；创办的杂志虽然经磨历难，毕竟已下厂开印。我衷心祝韩寒明年的写博“正业”更旺相——写累了放松一段亦无不可，一句话：继续由着你的性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