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此文用繁體字寫成，並不表明我是繁體字派。到香港，沒有帶自己的電腦，港大柏立基學院圖書館的電腦，沒有漢化，只能使用自作聰明的微軟輸入系統，打不出簡體字，讓我體會到漢字輸入系統真的有點兒煩，於是也想起了一清以這個題目寫的那篇“大博文”。
讀了商務印書舘出的一清那本書，才知道，漢字一年多來出了那麽多麻煩；也才了解，這場沸沸揚揚的漢字繁簡之爭，起源于2008年3月兩會召開期間，宋祖英、郁鈞劍、關牧村、黃宏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联名遞交了一份关于《小學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說繁體字是中國文化的根，漢字簡化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隔斷。
不論人們如何解讀這個提案，都不能從中得出他們要廢除簡體字，恢復繁體字的結論。他們是擔心以後的孩子們不認識繁體字，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化，而且與使用繁體字的港澳臺文化產生隔膜或疏離感，從而降低中華民族作爲一個歷史連續體和空間統一體的認同感。
如果説那個提案是河裏的一個漂浮物，上面所說的還只是露在水面上的部分，水面下的部分，只能揣摩或摸索了。把手伸到水下，我摸到的部分，十分柔軟可手，那不是炒作漢字的滾燙鐵鍋，而是擁抱漢字的母性情懷。如果說繁體字和簡化字都是祖國母親的兩個孩子，但它們卻不是一父所生。繁體字的父親是2000年的歷史，簡體字的父親則是毛澤東。繁體字的父親非正常死亡后，母親改嫁后生了簡體字，即使她愛簡體字這個孩子，她也不能忘了與前夫所生的長子。
不過，即便是被強暴而生下了簡體字，她大概也不會不認這孩子，因爲她是母親。看過電影《盲山》的人應該記得，被拐賣的婦女雖然最終獲救，但那些因生下了孩子而成爲母親的被拐婦女，很少有毅然決然扔下孩子走上警車被“營救”的。雖然丈夫不是自己想要的，孩子也不是自己想生的，製作孩子的過程更不是造愛而是造孽，但孽種也是種，孩子既然生下來了，那就是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牽挂。
一清當然不是這種娘娘腔，他在書中反對廢簡，考慮的是簡體字對中國識字率的貢獻，是廢簡可能付出的成本，是世界看待我們的眼光，而且想說，漢字簡化古已有之，並不是哪個人要特別證明自己襠下的鳥兒無比了得，30年不鳴，一鳴驚人的結果。
話雖這麽說，需要一個解釋的是，爲什麽中國歷史上兩次官方主導的文字改革，都是舊的政體合法性崩潰后建立起來的極端暴力政權？前者是周王朝集大成的血緣權威合法性崩潰，後者是漢高祖創制的天授權威合法性崩潰。說來有趣的是，如果一棟房子有三個居民，極權、民主和自由，有時候，民主的房間離極權更近。整齊劃一，簡化和平民化，既有利于民主（比如漢字簡化有利於識字率提高，識字率提高是社會民主化的條件之一），也有利於極權，但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會有利於後者。沒有傳統文化内涵的識字率提高，只有利於專制教條的傳播，人人都會背語錄，人人都會用文字揭發自己的父母，人人都會寫給偉大領袖的致敬信，這當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
從這個角度看，增設繁體字教育，就不僅是母性情懷，甚至有悲天憫人之心。從文字改革以來的簡體字文本，有多少我們還忍心回頭去看？有多少天才之作，和獨立之思？拿同一個人比如老舍、茅盾、錢鈡書、沈從文等人的作品來説，用繁體字寫的和簡體字寫的，可以同日而語嗎？
文字的背後是人，是制度。我不拒絕簡體字的今天，一個國家崛起的象徵；但我拒絕它的昨天，一個民族痛苦的記憶。一個國家政治生活不正常了，正常的文字也會發揮不正常的作用；一個國家政治生活正常了，不正常的文字也會正常起來。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于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