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妥，但宣传大刚（纲）应即起草 鲍罗庭 四月廿八日”。
鲍罗庭，这位苏联派到中国南方政府的“政治总顾问”，在国民党党内一份述及广东组织商民团体的文件中，留下了这么一句批示文字。这是鲍罗庭在中国期间，较少见而珍贵的公事批文，现存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鲍罗庭那时的职务，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总顾问”。上述批示，应系出自中文秘书的手笔。
上世纪国民革命期间，包括鲍罗庭在内，一批来自苏联的政治顾问陆续来到中国，襄赞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第一波有记载的苏联高阶顾问就有47人。到1945年二战结束，苏联顾问结束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但在国民党党史、中国近代史上，却印刻了23年难以磨灭的记录，与国人一同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爱抽英国加力克香烟的鲍罗庭
1923年6月21日，一个俄国人，亚·伊·赵列潘诺夫悄悄来到北京。他是第一批奉共产国际命令，到中国担任广州南方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的人之一。在前往广州之前，他必须先赶赴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报到。在苏联官方提供的顾问名单上，亚·伊·赵列潘诺夫排名第四，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庭、排名第二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与排名第三的另一位“军事总顾问”波·亚·帕弗洛夫。
赵列潘诺夫在事后回忆说，1923年，他奉苏联政府和党的委派，加入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的五人小组，前往中国。赵列潘诺夫说，他们是应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逸仙博士的邀请，到他领导的广州政府的军队中服务。
北京街头奇异的东方特色，让刚下火车的赵列潘诺夫颇感新奇。街上鱼贯奔驰的汽车不断鸣响喇叭，轿式马车、双轮马车、人力车，各色新旧式车辆毫无秩序地在街道上奔窜，苦力驮负重担蹒跚而行，许多穿着传统长袍马褂的北京市民熙来攘往，人力车夫吆喝兜揽生意，小贩沿街叫卖……赵列潘诺夫走在热闹陌生的马路人群中，正不知所措时，远处却传来一阵似曾相识的音乐声，定神一听，原来是帝俄时代的国歌《光荣属于我们的帝王》。一群穿着丧服的出殡队伍，在俄国乐仪队前导下，正巡行北京街头。俄国革命后，许多白俄流亡到中国，为了谋生，被迫委身丧葬乐仪队，因不会演奏中国丧曲，索性吹起旧俄国歌为人送葬，实为一大讽刺。
政治总顾问鲍罗庭按原计划本该与赵列潘诺夫等人连袂抵达中国，却由于孙中山派遣中国代表团（团长蒋介石）访问莫斯科，而略微推迟了前往中国的时间。1923年10月初，鲍罗庭抵达广州，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英文流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鲍氏曾经在美国、墨西哥、英国秘密宣传共产主义，后曾在英国监狱中度过一段磨难的岁月。鲍罗庭与孙中山夫妇因可以英语交谈，不久成为私交甚笃的好朋友。
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日后在一篇长文中，对鲍罗庭作过生动的描写。宋美龄把鲍罗庭形容成像歌德笔下《浮士德》中的“恶魔”梅菲斯特：身材高大，相貌端正，仪表堂堂，梳着“狮头”──整洁略卷的深棕色长发直接往后梳到颈后，还蓄着一小撮酷似法国将军的短髭。他的英语不仅没有俄国腔，还带着浓浓的美国中部口音，说话的声音低沉清晰，有如男中音，发表议论时态度从容。
宋美龄说，在不同场合，鲍罗庭总是一身淡灰、藏青哔叽，浅褐或深褐色中山装。她也记得鲍罗庭在兄长宋子文宅邸内，来回踱着方步，被熏黑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英制加力克，或者三五牌香烟。他偶尔会坐下来点烟，但作结论时，无论结论的长短，他不停来回踱步；有一种本领，哪怕香烟的烟灰拖得老长，却仍旧继续高谈阔论，直到烟灰即将掉落地板，他才把香烟丢弃到最近的烟灰缸里。
宋美龄说，从鲍罗庭抽烟的行为，显示他是一个很适合向“外派的”顾问人员讲演，而且是一位最适合阐明政策，指导政策与战术的老手，也是一位习惯在秘密环境压力下工作的人。
苏联顾问在中国最突出的建树，主要表现在党务、政工、军队三个方面。在鲍罗庭协助之下，国民党逐步演化为一个具备列宁主义特色的政党。1923年10月15日，鲍罗庭在广州市公园的一场演讲中，提出了他对国民党改组的五点建议。孙中山全盘采纳了鲍罗庭的意见。修改党纲；制定党章；在广州和上海建立党核心组织，建立全国各地方党组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两个月后，亦即1924年元月20日，国民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并决定采用鲍罗庭提供的苏联革命经验，今后革命要靠党的力量，应当把民众的力量，化作党的力量，运用民众的力量来从事斗争。
党军与加伦将军
就在国民党一大闭会之后不久，孙中山在他的宅邸接见了鲍罗庭、瞿秋白和一群俄国军事顾问。孙先生告诉在场的中俄同志说，为了驱逐军阀和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者，中国必须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一支革命军（或者说是“党军”），并以广东作为北伐的基地。
孙中山这次召见谈话后不久，在鲍罗庭的住所，又由鲍罗庭、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及王柏龄、何应钦等人，共同商讨黄埔军校建校事宜。在与苏联军事顾问商议后，黄埔军校成立了六个科别：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通讯科、经理科、机枪科。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为了组建中国第一支政工骨干，还在军校成立了政工班，政工班学生的必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中国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讲授政治教育的教官包括了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中共党员恽代英、以反共著称的戴季陶等人。
苏联顾问还帮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支现代化炮兵与空军种子部队。1926年之前，中国炮兵还无法在掩体内发射大炮，只能在阵地发射，并且只会使用表尺和准心作粗略的瞄准。为使中国炮兵懂得在掩体内发射大炮，苏联顾问教会他们懂得大炮炮身的结构、大炮反后座力的装置、大炮的瞄准装置，并且教导中国炮兵使用测角器、罗盘仪、沙氏炮台镜。北伐部队能在日后的讨伐军阀作战中无往不利，炮兵部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基于北伐军事之需，苏联派了一支将近20人的飞行员队伍，把飞机从遥远的俄国运到广州，壮大国民革命军的阵容。
苏联军事顾问在国民革命军建军、北伐过程中，更居决定性的角色地位，但是，很少人知道北伐的整体作战参谋计划，是出自苏联首席军事总顾问华·康·加伦将军之手（按，加伦系化名，他的本名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顾问亚·伊·赵列潘诺夫在他返回苏联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指出，以蒋介石为统帅的北伐战役，其作战计划是由加伦将军口述，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李济琛负责草拟完成。换言之，整体作战的战略思维，是加伦的设计。
在苏联军事顾问亚·伏·布拉戈达托夫瑞的回忆里，蒋介石总司令对加伦非常器重。加伦为蒋介石代拟的命令，蒋介石从不修改一字，就任由其公布。临时有要事相商，蒋介石也总是移樽就教，亲自到加伦办公室讨教；在加伦面前，蒋介石总是正襟危坐，礼敬有加。据布拉戈达托夫瑞的说法，党军里头，惟独白崇禧对加伦态度最“放肆”，白崇禧在加伦接见时，总是往沙发上一躺，而且还把一只脚跷起放在沙发上，一度引起加伦不悦，暗示白注意礼貌。
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清党”，无异于宣布苏联顾问在中国使命的暂告结束。1927年6月，情势的演变对这批俄国顾问相当不利，曾经有人企图谋刺加伦将军，上海苏联领事馆遭到白俄袭击。鲍罗庭和宋庆龄、宋子文姐弟商议，如何协助这些俄国朋友安全离开中国，返回苏联。鲍罗庭采纳了宋庆龄的建议，从陆路走大西北回俄国。
1927年秋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几乎所有的苏联顾问陆续返回俄国，但是，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仍然藕断丝连。
再续前缘──并肩抗日
1937年7月到1939年间，这段初期的抗日战争里，中国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世界上没有任何主要列强对中国伸以援手。这期间，苏联基于联中抗日的战略构想，希望中国为其扮演东方屏障的角色，以血肉长城挡住日本的武装侵略，初期对中国的要求，是要人给人，要飞机大炮给飞机大炮。
俄国人答应蒋介石，付给中国低利贷款2.5亿美金。两国政府发动苏联和中国的工人，先行修筑苏联通往新疆与兰州的公路。各种俄制武器，从这条公路夜以继日地抢运到中国各个告急的火线。苏联军事顾问声称，从阿拉木图运往中国兰州的武器清单，包括：飞机885架、大炮940门、机关枪8300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首批来华的苏联顾问亚·伊·赵列潘诺夫曾说，当他准备以化名身份，二度在中国展开他的工作时，他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余的。在兰州，国民党政府为他举办的一场酒会上，全是他熟识的朋友，例如黄埔时期就结识的胡宗南将军。在武汉，接待他的王叔铭（曾任中国驻苏联武官，后来做到台湾的“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也是东征、北伐时期的老战友。赵列潘诺夫回忆，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前厅，他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周恩来（时为国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自然，身任军事总顾问的赵列潘诺夫，也受到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热烈欢迎，并且在第一次的军事会议上就被安排坐在蒋介石、何应钦中间的座位。
早在赵列潘诺夫之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已经安排好俄国顾问在中国战场上的适当职务。俄国顾问遍布在中国空军、炮兵、工兵、防空、装甲部队、通讯及情报的各个作战单位之中。
俄国空军人员在我国对日抗战的前期，更投注大批人力与飞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果。据苏联顾问历次提出之单方面数据显示，苏联空军（飞行员是俄国人，飞俄制军机）参战之下，在兰州两次空战中，击落日本战机60架；南京空战击落日机6架；空袭上海炸沉日舰3艘；空袭杭州炸毁日机30余架；空袭台湾炸毁台北松山机场40余架军机及基隆数艘日舰；南昌空战击落日机6架；武汉空战击落日机52架；历次空袭中炸毁日舰70艘。
活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苏联顾问经历的另一桩新鲜事。据赵列潘诺夫的说法，他的同僚普里杜尔将军描述，他搭乘的座机在沈阳降落后，意外发现飞机场有一位穿着军服而仪表洁净的年轻人，正朝一架升火待发的飞机走去，后被苏军喝令站住，经过留滞讯问，这人终于承认自己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