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的民众、企业、各级政府最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负增长：投资负增长、出口负增长、就业负增长以至经济整体的负增长。刚刚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震荡是毫无疑问的，各国政府至今为止的反应与对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危机可能延续一两年，也可能更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场危机与经济负增长迟早会过去。危机过后回头看，这场震荡只不过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周期性波动而已。虽然这次波动的来势之迅猛、波动的深度、广度与一般的波动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是暂时的。这种经济危机对人类社会来说已不是初见。
然而，21世纪真正可能对中国与全世界影响更大的负增长却不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那些负增长，而是一次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均未经历过的负增长，一次人们用肉眼难以观察到的负增长，一次中国社会和政府迟迟不能认识不愿面对的负增长。这就是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化。与我们目前所担心的经济负增长不同的是，人口的负增长一旦形成，便不可在短期内逆转。
全世界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即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的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三个世纪前，即1700年时，全球人口仅为7亿。其后，经历了150年的时间，人口才增加了约一倍，达到1850年的12.5亿。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导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历史上与这种高死亡水平相应的高生育率却没有以同一步伐下降，从而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不难想像，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无限增长下去，地球很快会变得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在面临被称为是“人口爆炸”的挑战时，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显示出其集体的决心、智慧与能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对控制人口增长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种种努力通过全世界家庭和个人的醒悟与配合，竟然出乎预料地成功了。目前，尽管世界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度地减缓。更重要同时也更出乎预料的是，人类可能会成为自身控制人口增长过分成功的牺牲品。以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作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标准，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种标准之下的国家。在全世界竭尽全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想过生育率会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更没有预想过人们会不愿再要孩子。不难想像，如果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不断持续下去，有一天人类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比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更为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谷底在何处，更不知道依靠什么政策与手段才能诱导、鼓励甚至是强迫人们生孩子。可以说，这种控制人口的成功与人口趋势的逆转到来得如此之快，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
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在控制全世界人口增长的努力过程中，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国家，也是最独特的国家。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与力度是最大的，中国百姓的觉悟也是最高的。1970年代，在政府“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全国妇女平均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由一生多于5个孩子下降到略高于2个。不仅如此，从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了举世无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按现行的政策，全国63%的夫妇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包括几乎全部城市人口以及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生第二个孩子——的地区的一半人口）。换句话说，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夫妇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
近二十年来，各种调查与人口普查的结果都表明，中国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明显低于人口学定义的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子女。这个更替水平的含义是，在考虑死亡率的影响后，每对夫妇需要生2.1个子女才能有能替代他们。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水平在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5个子女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人口统计数字不可靠，存在严重的漏报，并以自己看到的或听说的某人某地有生了三个甚至更多孩子为例来印证这种看法。这些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需要解释和提醒的是，现在公布的生育水平是已经经过了统计分析与调整过的。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全国生育水平为1.22。如果认为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在每对夫妇1.8或更高的水平，那便意味着除去众所公认的确实遵循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人口（约占全部夫妇数1/3）之外，剩下的所有夫妇全部生育了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统计或调查数据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受媒体导向以及过去大力宣传的影响，人们的视线仅死盯住少数几个多生的，而对身边只生一个甚至不生的绝大多数人却视而不见。同时，有些人看到的生几个孩子的往往是十几年前的事，而不是近年来的现象。
尽管平均生育水平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这是人们迟迟意识不到未来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时点的人口增长或减少，都是受两个因素决定的： 人口的出生死亡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我国现在的人口增长是由于出生数大于死亡数，而不是每对夫妇生育数太大。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通常的人口增长率是由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到的(假设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这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被称为粗出生率与粗死亡率。而这两个率所包含的不仅是生育和死亡的水平，同时还有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举例说，2005年墨西哥的粗死亡率水平是千分之五，而美国的水平是千分之八。这并不说明美国的健康水平低于或死亡水平高于墨西哥。相反，美国的粗死亡率高是由于年龄结构的作用，即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墨西哥的更加老龄化。由于美国人口中有更多的人处于死亡率更高的老年年龄组，即使是美国老年人口分年龄死亡率水平均低于墨西哥的水平，美国还是有更多的死亡人数。另如，2005年中国的人口粗死亡率为千分之六，与伊朗的一样，但均低于日本的千分之八。而同年排除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人口期望寿命（它从另一方面反映死亡水平）的排序却是日本、中国、伊朗。这种结果反映出粗死亡率受到了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的真正的死亡率水平高于日本，而低于伊朗。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中国人口从1990年便开始了负增长。仅以生育率为判断标准，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正在以每代人减少40%的速度递减。
人口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口规律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现时的人口出生死亡水平不仅影响当时的人口增长或减少，而且决定未来的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化的长期性。过去的出生死亡水平决定了现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其与现时的出生死亡水平相结合的产物，就是我国目前持续的人口增长。而等待着我们的将是现在的低生育率所将造成的不断老化的年龄结构与未来低生育率相结合的产物：不可在短时间内逆转的人口负增长。
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也将与生育率下降后人口总数仍持续上升一样，势不可当。这便是人口变化内在的惯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便假设在30年后将总和生育率马上提高到更替水平，并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后几十年内都无法逆转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如果出生水平一直维持在现行政策规定的生育率水平，中国人口总数将在大约40年后，即2050年降至11.83亿，2075年至9.05亿，2100年至6.77亿，略高于中国现在人口总数的一半。如果在政策规定的生育率水平，也即平均每对夫妇生1.47个子女的水平上再延续30年，然后提高到更替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1世纪内不可逆转地下降到2030年的13.4亿，2050年的12.4亿，2070年的11.1亿，2100年的10亿左右。如果生育水平在恢复到更替水平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1.6，中国人口的规模在21世纪中将降至2050年的13.1亿，2070年的12.1亿，2100年的11.7亿。这便是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
人口负增长有何可惧？
与20世纪后半叶的快速人口增长一样，在没有战争、灾荒、瘟疫影响下的大面积持久性的人口减少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一方面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也还无法充分认识。
有人可能认为，由于人口负增长的惯性使中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在20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然而，这种结果已经超乎我们的判断能力，因为没有哪个现存人口有这种经历，而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口应该已经消亡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人口惯性所导致的人口变化不仅是在总量上，还要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在人口总量减少的构成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二十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至25%。日本、韩国及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贡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下降已耗尽并将为经济增长拉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而中国正在步这些国家的后尘。
中国社会马上要面临的人口老化是劳动力的老化。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 (在此定义为20—60岁)的总数仍将颇为可观，但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度地萎缩。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未来十年中，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20至24岁人口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小，由2010年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现在的约１５%减小至仅占８%左右。不仅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被及时扭转，这种劳动力老化的趋势会不断加剧。对仅仅是担心就业的决策人来说，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这个年龄组的新生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创造力的。这部分年轻人口也是消费力最强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对劳动力供应，同时也对消费需求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新结婚夫妇对数的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的减少，对所有与青年人有关的消费需求的减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也会使他们人均负担的养老费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人口老化的另一个方面。
测量人口老化的一个指标是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的意义是一半人口在此年龄之上，另一半在此年龄之下。随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过程在21世纪初，也即中国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之时，就已十分明显。然而在2000年时，中国人口整体还很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30岁。而到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45岁左右，即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将在45岁以上。如果未来生育率维持在现行政策生育率的水平上不变，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21世纪后期将高于50岁的水平。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当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至21世纪末，仍在40岁的水平上。这意味着育龄妇女比例很小，人数很少，更替水平生育率对应的出生量也大不了。
用另一个更常用的衡量人口老化的指标，即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21世纪的前半叶，受以前生育率急速下降及目前低生育率的影响，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将十分迅猛。在30年的时间内，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将由7%剧升至20%以上，即每5个人中有1个是65岁以上的。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即使生育水平能恢复到复位水平，人口老化的趋势仍将继续延伸，上升到2060年时的25%左右，即每4个人中即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如维持政策生育率不变，21世纪后期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30%，至21世纪末每3个人中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同时，生育率上升对21世纪下半叶人口老化已不会有多大作用。
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人口形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1990年就已经开始的低于复位水平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政府成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近年来在全球化环境中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概念变化等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也决不应被低估。在许多欧洲国家及东亚各国，低生育率已经开始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给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带来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将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同时，将生育率提高到复位水平并非易事。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而至今为止这些鼓励生育政策奏效的还寥寥无几。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认识人口惯性与人口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负责任的公共政策：骑虎难下还是骑虎不下？
中国人口在21世纪将面临的负增长已经不是假设，而是定势了。但由于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加。对于不了解人口变化内在规律的人来说，中国似乎应在人口增长停止时再重新考虑公共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讨论与调整。然而，如果真把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口总数是否还在增加的基础上，则完全忽视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人口惯性。
不仅如此，尽管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加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中国政府还在继续执行三十年以前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紧急措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项政策是世界历史上政府控制人口增长、干预人类再生产的最严厉、最广泛的社会试验。现行的生育政策仍要求63%的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过去的三十年中，很大程度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中国已产生了1.4亿独生子女，也即1.4亿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国总家庭户数的约三分之一。这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的风险来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一旦形成，便有了其独立的生命。作为三十年来的基本国策，人口控制政策更是如此。对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讨论无疑应是慎重的，建立在事实和科学依据上的。现在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已多年低于人口再生产的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负增长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便是普遍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中国人口的整体生育水平仍很难达到更替水平。这是因为尽管有少数夫妇可能生育超过两个甚至三个子女，由于经济与社会原因，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愿意只要一个孩子，有的甚至一个也不要。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巨变对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可能比严格的人口政策更重要。首先，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的几十年中，农村的集体经济瓦解，城市的铁饭碗和住房福利消失，这就打破了过去降低生育成本、鼓励多生的经济保障。其次，新经济机会和收入增加的刺激，使年轻人不再将精力集中于结婚和生育。1990年代，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2岁增加到24岁。这就是不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人口偏好改变的明显例证。第三，由于市场对高学历劳动力的旺盛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父母必须更多地投资于子女教育。这一生育成本的增加更抑制了夫妇的生育愿望。在全国各地，很多符合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夫妇都自愿放弃了这一权利。
在当年被用来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各种宏观依据都不复存在，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各种代价与后果为世人公认并日益加剧时，有什么理由不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造成的执行政策的惯性与推行改革的惰性。为了推行这项有悖于大多数夫妇生育偏好（每对夫妇生养两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与政府均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在1980年代，地方计生委和农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包括没收、毁坏私人财产以及人身伤害的事件经常被报道。强制性绝育和劝导孕妇流产不仅使民众对政府产生敌意和对抗，而且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这种人身伤害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早期，到末期才基本消失。为了制止对群众的人身伤害，中国政府将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心从行政高压转向引导夫妇自愿避孕，并给他们提供多种避孕措施。这一新的政策取向缓和了计生委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对于过去参与和支持高压控制人口政策的人来说，他们似乎是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处境。
然而，继续执行已过时的政策需要中国百姓的进一步合作与牺牲，同时需要政府为此耗费大量的财政和组织资源。为了补偿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截至2007年底，为了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双女户”老年父母提供补助，政府已向575万人发放了36亿元扶助金。而从2009年1月1日开始，奖励扶助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0元。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人数剧增，各级政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这一支出预计将由2010年的30亿剧增至2020年的170亿，2030年的540亿。对于生育率下降早的地区，支付这笔费用将是越来越大的负担。例如，2010年，仅江苏省南通市就预计要支付1个亿。国家是否有能力、并是否应该如此使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持一个已经过时的政策？国家是应该支持鼓励家庭这一传统的组织承担养老的主要责任，还是要代替家庭的作用？国家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来代替家庭。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国还创建了一个迅速膨胀的政府机构：各级政府中的计划生育组织。1980年正值独生子女政策公布之时，中国有大约60,000名全职工作人员致力于落实城乡的计划生育。到1995年，人数已超过400,000，增长了将近7倍。尽管在1990年代末期中央要求大多数政府机构精减一半职员，计生委等部门却只砍掉了四分之一，仍有300,000名职员。而且这一数字仅反映了国家机关投资于计划生育的人力资源。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会员有8300万人，设有超过百万个分支机构。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政府行政费用预算在1990年代增长了3.6倍，从1990年的13.4亿元到1998年的48.2亿元，其增速远高于经济建设和国防。据财政部所报，中央政府层面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均投入已从1995年的2.64元，增加到2006年的19.53元。按官方公布的育龄妇女人数25,893万计算，2006年的总投入为50亿以上。这一数字还只占各级政府用于计划生育总支出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地方层面还有大量经费来源于个体农民和乡镇企业、城镇单位的间接缴费与地方政府的投入。不仅如此，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政策执行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重心，还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生育率没有达到指定要求的地方，当地官员必须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因为这是衡量业绩、影响仕途的关键指标。
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已成为国内众多人口科学专家的共识。2004年4月，国内主要人口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的专家与前国家计生委高级官员在经过三年的研究后联名起草签署了一项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书。时隔近五年，除了中国人口学会在2004年组织了一次专门的讨论会之外，政府部门对此建议几乎毫无反响。学术刊物被通知不得刊登对生育政策讨论的文章。学者对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与官方意愿不符的结论，被要求交回数据、销毁分析结果。这种将人口学界专家几乎是共识的结论与建议置于不顾，乃至打压的做法，与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完全是背道而驰。这些做法使人担心这不仅是“骑虎难下”，而是“骑虎不下”。如果真是如此，有关政府部门将就推迟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与百姓的影响，对21世纪中国将面对的最大负增长承担重大历史责任。按每年500万新生独生子女的保守数字估算，从学者呼吁至今五年中国又增加了2500万独生子女。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与开始不久的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最大的转折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性人口增长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的人口负增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20世纪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作为对这一成功付出的代价，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是人口负增长，而这个负增长将是影响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最重要的负增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9/6月号，总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