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磨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尖锐的冲突。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在国民党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第一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1]因此，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2]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3]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4]次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400余中共党员和相当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5]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6]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7]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8]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中共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中共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中共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中共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1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10]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11]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2]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削弱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人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3]

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14]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15]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6]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发生的磨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署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解决类似磨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这些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枝，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17]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18]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发作而致病重。

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19]

第二节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

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苏联方面加速中国革命进程的意图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激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强烈愿望。十分明显，就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而言，苏联这时最担心的敌人还是日本。由于在直、皖、奉几派军阀势力当中，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最差，因此苏联方面曾极力试图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妥协。不料吴对苏联并不买账，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因为，无论是奉系张作霖，还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国对苏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北京兵变，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

1925年初，加拉罕通过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等，利用关系，首先开始做驻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胡同意苏联方面派军事顾问团到第二军进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计划告吹。[20]好在这时，鲍罗廷也成功地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使冯看到了与苏联合作的好处，表示愿意与苏联携手，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让加拉罕深受鼓舞。他在4月28日向准备派往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说明对冯策略时，明确肯定：“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应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当即拨出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及相当数量的弹药，并提供飞机10架等，经外蒙古之库伦迅速运送给驻张家口的冯军。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更是多次讨论了进一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大规模援助计划的可能性。[21]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显超过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援助。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加拉罕所说的：“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即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22]

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联合皖、赣、苏、闽数省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直系军阀吴佩孚随即出山，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南方各省讨奉军一时蜂起，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这时也四处活动。其代表不仅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加拉罕还通过各种关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龄的妻子，策反了这位在奉军颇有实力的年轻将军。如果冯玉祥这个时候能够登高一呼，起来夺取北京和直隶省，向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乘机造反，应当不愁张作霖不倒。为此，在苏联外交人员的推动下，北京城里中共和国民党也掀起了阵阵群众示威狂澜，中共中央并且发出了“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的号召。[23]

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广泛联合和组织反奉统一战线的时候，广州这边鲍罗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右翼势力刺杀了左翼领袖廖仲恺的混乱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内具有右倾倾向的实权派领袖许崇智和胡汉民，而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推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高位。随即，在1926年1月，以汪、蒋为核心，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尽管，由于此前突然发生了近半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齐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开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的严重事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不得不主动提出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的办法，来争取其他动摇的中委和监委不倒向“西山会议派”，但是，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实权地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强了。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则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而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共产党员已达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军各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和9个团里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时，苏联顾问这时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实际上的领导人，中共在广东还掌握了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着大约1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60万参加了农会的农民。可见，中共的力量仍旧对那些强烈地担心国民党未来命运的国民党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不过，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的手中。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蒋在几乎所有苏联军事顾问的眼里，都是坚定的左派，并且是广州最革命的一分子。[24]因此，这个时候的广州国民党，理当不会发生严重问题。却不料，国民党二大刚刚开过不久，就发生了带有明显排斥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性质的三二〇事变。

三二〇事变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这时的北伐主张受到了苏联顾问的坚决反对，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拟订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25]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显然，蒋介石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是因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划反奉战争，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26]

其二，是熟悉蒋介石性格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挤，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相当自负的军人，不仅不把中国将军们放在眼里，而且对蒋介石也常常是语多讥讽。双方为北伐问题发生矛盾之后，沟通起来更加困难。而季山嘉依旧我行我素，不仅毫不在乎蒋介石的感受，而且时常大谈政治，声称中国军队若不加改造，即使军事胜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军阀统治，并暗喻蒋可能成为中国的凯末尔。在这种情况下，季山嘉有意将蒋介石手下第一军中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一军，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有夺其兵、削其权的企图。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并要求前往苏联考察相要挟，也没有得到汪精卫的特别同情。相反，对于他要求辞退季山嘉的强硬提议，汪精卫则极力为季山嘉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越来越加深蒋介石的怀疑与恐惧。当他意外得知共产党员的海军局长李之龙在没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况下，就将中山舰开往黄埔，马上就开始怀疑汪精卫和季山嘉有绑架他去苏联的阴谋。在反复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军发动政变的做法。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突然指挥军队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党员约50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枪械，同时占领了中山舰。随后，蒋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撤换第一军中全部党代表。[27]对此，正好率领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来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包办太多，因此明确主张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这样一来，汪精卫变得有口也说不清了，只好以生病为由，隐匿不出。而蒋介石也更便于利用其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动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整理党务案》，除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外，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28]

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不仅使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变变得合法，而且使蒋蹿升为国民党头号军事政治强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则是，再没有人能够反对他进行北伐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冯玉祥和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也已失败，张作霖的部队大举开进北京，重握权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会反对国民党的北伐了。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展开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

严格说来，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统一中国。事实上，还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一年后，他们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订出来的。

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他并为此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29]由此可知，随着蒋介石取得权力，北伐计划重新启动。1926年5月鲍罗廷和加伦又都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和严格贯彻加伦制订的作战计划。总顾问加伦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而加伦依靠的则是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和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行小组。[30]正是依照加伦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对此，蒋介石即使在转向反苏反共之后，亦始终念念不忘加伦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31]

北伐战争的胜利，还得益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参与和支持，而冯也早在1925年就开始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司令员，有着突出战绩，战后就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尽管此举并没有能够使冯军取胜，苏联政府还是积极欢迎冯玉祥去莫斯科，并再度给予了冯玉祥大量的军事援助，从而使冯的国民军在一度崩溃后又迅速崛起。到1926年7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就有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32]正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在苏联顾问的全力帮助下，冯军随后从陕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第四节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

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33]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34]

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35]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36]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37]然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38]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39]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起来。[40]

斯大林这时正因为其中国政策的“右倾”受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尖锐批评。蒋介石破裂与中共关系的危险，恰好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既要高唱激进主张，又不能马上改变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释和观点就是：“国民党是一种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议会，如果我们拥有多数，右派又顺从我们，为什么要搞政变？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他们中有领导军队进行反帝斗争的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41]

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8日，以蒋为首的国民党人公开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进而还开始实施血腥的“清党”措施了。

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两省原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更加凸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力谋妥协，以求缓和危险局势。然而，斯大林等却清楚地意识到破裂在所难免，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实“妥协”政策失败的口实，斯大林突然异乎寻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方针。其随后发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但是，它同时强硬提出：（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42]

莫斯科“五月指示”并没有提出破裂的方针，甚至依旧坚称保持国共统一战线是必须的，这不能不严重地束缚了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的手脚。指示中的各点，或者因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即等于破裂，因而无法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了。对此，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实在心有不甘，他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却又不能接受汪精卫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43]这个时候笼络住武汉政府旗下的各军队的唯一办法，就要看能否拿到足够的金钱。既然莫斯科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汪精卫自然也无法按照莫斯科的意愿行事。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键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

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意识到破裂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了。它因此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但它同时仍旧要求乘乱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自下而上地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

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来源：《中苏关系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