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是两个孩子的家庭给一个孩子的家庭做贡献，因为两个孩子纳税比一个孩子多，所以应该多收一个孩子的家庭的税，而现实是我们罚生两个孩子的家庭社会抚养费，这不合理。———王丰

日前，国务院下发《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这份未来五年人口政策“路线图”的发布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它仍然以保持我国的“低生育率”为核心，与此前规划并无太大区别。但实际上，这份文件却隐藏着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结论：“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缓慢下行；城镇人口历史性超过农村人口。前者意味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已倚靠了多年的“丰富劳动力”面临用尽；后者则意味着能够向城市工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转移。

这两项结论足以动摇我们已经使用多年的国情宣传语言：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劳动力资源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拐点就在这五年。我们的观念和政策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对于这份人口规划和我国的人口现状，南方都市报专访了人口学专家、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

现在5个人的税18年后须由2人承担

南都：这次的人口发展规划里提到“十二五”是我国最后一个人力资源顶峰，之后就要走下坡，这个判断应该怎样理解？

王丰：“十二五”人口规划意识到现在中国的人口处于一个转折点，意识到劳动力总量将会出现拐点是很重要的。通过过去20年的研究和2000年与201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结果确实很清楚，中国人口现在处于一个转折阶段，意识到这一点是符合事实的，是正确的。

南都：就你的研究，中国到达人力资源的峰值并转向下降后，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状况？

王丰：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持续20年之久，在过去十年，20-24岁年轻劳动力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而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想大概会有30%规模的下降，就是说，20年后20-24岁的年轻人只有现在的70%，这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就经济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靠高投资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过去几年，因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减少，“用工荒”就开始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后这种现象会更明显，所以我们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了。

资本方面，我们现在的高储蓄率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医疗、养老、教育、买房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个人对储蓄的偏好比较强；另一个就是我们处于储蓄年龄的人口很多。但是这些人慢慢进入老龄以后，就不会储蓄那么多，要开始往外拿钱了。如此的话，资金也不会像以前这样多了，这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影响。

对社会来讲的话，人口老龄化继续下去，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会更大。现在政府有很多钱，但是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很久，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我们将会面临这一个增税的状况，目前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5个20-59岁的人纳税支持他们，纳税的人和用税的人比例是5：1，到了2030年也就是18年以后，会变成2：1，这意味着现在5个人负担的税，以后要2个人承担。

而就政治方面来说，中国的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社会基础设施、人均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仅与周边韩国和日本等相比，我们目前的人均收入只能达到他们在这个老龄化水平时收入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很多承诺，要推广全民医保、全民医疗，这些钱从哪里来？当政府不能提供这些支持的时候，就会带来执政危机。

过去十几年“人口红利”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慢慢减小，最晚到2013年这个影响就变为负的。“人口红利”已经耗尽，出现转折。此前我们的经济高增长，政府手里的钱很多，靠花钱来解决很多问题，当经济增长放慢的时候，政府的收入减速，会比经济增长的减速还要快，这个时候对政府的挑战也是很大的。一旦经济增长减缓了，很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南都：这个变化对于家庭有什么影响呢？

王丰：目前中国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独生子女家庭，这些家庭在养老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且不说有没有钱，只说有没有人在老人身边照顾他们？有没有人带老人去看病？现在去医院看，都是一个健康点的老人带着一个生病的老人去看病。在家里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老人去世了，另一个老人就自己在家生活。

每一个家庭的问题，会反馈到社会上、经济发展上。4：2：1的家庭结构使得年轻人要照顾家庭而无法工作。继续推行“一孩政策”对中国来说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家庭、对个人都有很大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一孩政策”

南都：您怎么看“一孩政策”？

王丰：32年前出台“一孩政策”的时候是作为紧急政策的，是作为一代人的政策，现在一代人早就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开始松绑。现在讲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是中央定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不等同于“一孩政策”

过去十年，中国的生育水平已大大低于人口学家讲的更替水平，即平均一对夫妇需要生2.1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总数的平衡。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过去十年是1.5左右。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讨论多年，学者们原来希望“一孩政策”可以比较平缓地淡出，但是用了10年的时间没有说服政策的制定者。

南都：阻力来自哪里？

王丰：大家原来把解决问题的关键都放在计生委，其实计生委在社会的学者、媒体、一些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已经考虑放宽一点，比如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新婚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最后还是卡住了。

提高劳动力效率，必须打破户籍等制度障碍

南都：我注意到规划里面的一句话，城镇人口历史性地超过了农村人口？印象中我们的农村人口是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

王丰：去年发布的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已经预测今年我国的城镇人口会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要注意传统上的城市人口是指有城市户口的，这个比例并没有变化的，不超过30%.但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最新定义，城市人口指住在城市里面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这样算就已经超过50%，而且这个比例还会扩大，城市化的过程会越来越快。我们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劳动力比例已经不到30%了。

南都：这些流动到城市、城镇的人口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户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

王丰：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大，为了使劳动力市场有活力，为了劳动者可以更加自由地迁徙，劳动力更有效率，就必须要打破户籍等制度障碍。比如说，有人担心谁都可以拿北京户口，或者是北京居住证，人都会到北京来，北京会更挤。但是，搞户籍限制是没有用的。2000-2010年，全国的人口增长不到6 %，北京增长达到42%，没有放松户口大家照样来，因为这边的机会确实比较多。反过来，即使放开户口，给你户口，你一样还是买不起房子，车还是买不上，也不是说有户口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

今后两个孩子的家庭给一个孩子的家庭做贡献

南都：你认为现在有没有突破口，可以开始做些应对措施？

王丰：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国情不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是人口加速变老、应对老龄社会的基本社会设施还远不具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开始面临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复杂。人口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巨大的危机，虽然它是缓缓而来的，像海啸一样，缓慢但是力量巨大。

面对这些变化，政府应该认识到改变的重要性，应该考虑能够帮助家庭、社会做什么，应该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来诱导、来支持、帮助这些家庭。因为今后是两个孩子的家庭给一个孩子的家庭做贡献，因为两个孩子纳税比一个孩子多，所以应该多收一个孩子的家庭的税，而现实是我们罚生两个孩子的家庭社会抚养费，这不合理。所以现在能做的，允许生两个孩子是一个突破点。

南都记者 娜迪娅 实习生 关斯文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