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眉间尺所持之剑设定为“透明”、“看不见”的，是鲁迅的原创。这一属性保证了刺杀行动的隐蔽性，亦有容易误伤旁人的副作用，运用青剑所象征的革命力量，既要讲究策略，也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以规避其负面效应。黑色人融职业革命家之政治智慧与青年般的真诚纯粹于一身，与鲁迅在国民革命期间接触的某些国民党高层形成鲜明反差。《铸剑》以政治隐喻的方式，寄寓了鲁迅对革命伦理的思考及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反思。

关键词：《铸剑》 鲁迅 国民革命 革命伦理

一，“剑”为何是“透明的”——革命密谋的隐蔽性与副作用

《铸剑》中剑的形制，向来不甚受研究者关注。然而，研究《铸剑》这篇鲁迅自谓“写得较为认真”【①】的作品，不应轻视鲁迅对眉间尺故事的细节改造。在鲁迅之前，各版本的眉间尺故事中的“剑”均不具备“透明”、“看不见”之类的属性。眉间尺故事可考的最早来源是刘向的《列士传》，只提到“剑有雌雄”，【②】具体形制不详。《搜神记》、《孝子传》【③】亦然。《吴越春秋》提到干将、莫邪二剑“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剑之锷中缺者大如黍米”，【④】这与干将之子复仇无关（且今本《吴越春秋》并无干将被杀、其子复仇一节）。总之，在鲁迅之前的眉间尺复仇故事中，剑的具体形制无关紧要。

鲁迅不但原创了剑“透明”、“看不见”的属性，而且在小说中反复强调这一特征，如：

王妃生了一块铁，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

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的，正像两条冰。

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

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

你穿了青衣，背上这剑，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

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⑤】

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膀，如一段枯枝；伸长脖子，如在细看井底。【⑥】

鲁迅为何要赋予剑这一属性？首先，刺杀成功之关键在于隐蔽性，古籍中的王对身携利刃的侠客毫无戒备，情节稍显儿戏，《铸剑》中的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⑦】因为剑是“透明的”，且黑色人在面见王时“衣服却是青的”【⑧】——与眉间尺之前的装束一样，保证了“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效果，王才没有觉察杀机。就情节而言，鲁迅的处理更为成熟。

青剑的“透明”属性，在增强刺杀行动隐蔽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容易误伤旁人。眉间尺走在街市上，“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在王宫附近，“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当眉间尺压到干瘪脸的少年时，又“怕剑尖伤了他”。最后，眉间尺想：“城市中这么热闹，容易误伤，还不如在南门外等候他回来，给父亲报讐罢，那地方是地旷人稀，实在很便于施展。”【⑨】有论者认为：“在城中预备向黄盖车里的楚王报仇时，因时刻顾虑青剑伤及无辜，被一个干瘪脸的少年捏住一只脚，从而错失了复仇机会。由此可见，优柔寡断、敏感多思以及人道情感的充溢，导致了行动力的缺乏，是眉间尺难以完成复仇的根本因素。”【⑩】似乎鲁迅在借此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论者可能忘了，王的身边有“一队拿着刀枪剑戟的骑士”，【?7?6]面对此等护卫森严的对手，眉间尺贸然出击的胜算是极其渺茫的。恰恰因为眉间尺不愿误伤无辜的“人道情感”，客观上暂时保全了眉间尺。眉间尺无法独力复仇，在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而且行刺方案过于幼稚——他所能想到的就是直接行刺，至多换个行刺地点。这种情况类似于某些对形势判断不清、不讲策略的政治新人，可称其经验不足，但归咎于“人道主义”，是对眉间尺和鲁迅的误解。

其实，是否顾虑旁人，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伦理问题。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无数如干将的无辜者的残害的基础上的，诛杀这样的暴君，于公于私都是有充分正当性的，然而，目的正义与手段正义是不可分割的。面对撒泼打滚的干瘪脸少年和围观得“津津有味”的路人，眉间尺尽管“怒不得，笑不得”，“脱身不得”，“早已焦躁浑身发火”，【?7?7]却没有拔出青剑夺路，正是他的节制及朴素的人道情感，维持了刺杀行动的正义性。黑色人也正是在目睹了眉间尺和干瘪脸少年的争执之后，才出手帮助眉间尺复仇——如果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否值得黑色人出手相助，甚至是有疑问的。

“透明”之剑的隐蔽性和副作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与近世革命密谋具有相当高的同构性。革命往往发轫于小圈子的内部密谋，政治策略是否运用得当，对革命成败影响甚巨。另一方面，信息不透明有滋生功利主义的危险，革命阵营的人员素质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只有坚持人道主义伦理的革命者，才可能相对稳妥地发挥青剑的正面功能而规避其副作用。

鲁迅在1925年3月3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称：“希望我做点什么事的人，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7?8]至少在这一时期，“不愿使别人做牺牲”在鲁迅的道德谱系中，是不能随意逾越的伦理底线。黑色人之歌中有两句云：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7?9]

“用百头颅、千头颅、万头颅”和“用一头颅”之间，不仅是实力的差距，还体现出黑色人的刺杀行动与专制集团权力斗争的本质区别。康德主义认为，人应该作为目的存在而“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7?0]把人奴化、工具化，正是专制暴政之底色。黑色人非常清楚，像王一样把人命当作工具肆意牺牲的行径，是必须被否定的，他所采用的复仇方式，是代价最小的，只“用”了“一头颅”，没有也不需要牵涉“万夫”。这与鲁迅反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7?1]的思路是一致的。借他人头颅以取信于刺杀对象，早有典故，如荆轲持樊於期的首级求见秦王，古籍中的眉间尺故事亦属此类。而黑色人是以玩把戏的名义求见王的，王不知道也不关心头的具体来历，只要将王诱至鼎边斩杀即可，用别人的头或许也能达到目的。但是，用眉间尺的头，比用别人的头在伦理上更为站得住脚。首先，眉间尺是具备充分资格的复仇主体，也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其次，黑色人借头，获得了眉间尺的自愿授权；再者，眉间尺对黑色人而言绝不仅是刺杀工具，他对眉间尺怀有真诚的爱，他与眉间尺的头“接吻两次”，【?7?2]以及黑色人之歌中“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7?3]这一句足以为证。正因如此，黑色人的刺杀计划在伦理上更为经得起检验，从眉间尺不愿误伤旁人的朴素人道情感，到黑色人对“用百头颅、千头颅、万头颅”的有意识的反对，是人道主义在暴烈政治行动中的延继与升华，若认为鲁迅在《铸剑》中否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误解了鲁迅，也把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浅薄化了。

二，黑色人复仇与国民革命的反差——职业革命家需要怎样的道德自律

据鲁迅日记，1927年4月3日“作《眉间赤》讫”，【?7?4]小说发表在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的《莽原》上，而鲁迅在1932年将其收入自选集时注明“一九二六年十月作”。【?7?5]虽然具体环节尚有争议，该小说创作于国民革命期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小说批判矛头直指顶层统治者，无疑与鲁迅对国民革命的体验有关。手执青剑诛杀暴君，具有很强的革命隐喻（甚至可以说是明喻）色彩，鲁迅在将黑色人的名字设定为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宴之敖者，想必亦投射了自身与国民党人合作对抗杨荫榆、章士钊乃至投身反段前线的经历。然而，笔者在细究之后认为，鲁迅寄寓于《铸剑》中的革命体验是复杂的，既有对革命大方向的肯定，亦隐含了对国民革命的实际运作的批判反思。

眉间尺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多疑、残忍的暴君，更是拥有许多“拿着刀枪剑戟的骑士”的暴政集团。在小说的最后，“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王的国王的‘大出丧’”，“百姓都跪下去”，还有一些“义民”表现得“很忠愤”，【21]尽管侠客诛杀了暴政集团的首脑，暴政机器仍在有效运转，暴政集团首脑的罪行也没有受到清算，大多数国民仍然臣服于其统治秩序，这都体现了暴政机器的成熟与强大。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完成一次“斩首行动”，需要对这台暴政机器的内在逻辑有深刻的理解，找到其缝隙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这对策划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黑色人接近王的方式是伪装为俳优——类似于王身边的“侏儒”，这与古籍中侠客以为君王分忧的勇士身份求见有显著区别。不能轻视鲁迅这么安排的用意。勇士可保护统治者的人身及政权安全，但因其身怀武力，统治者在任用其的同时亦需加以防范。俳优则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要。古籍中的王残忍有余而对侠客过于轻信，刺杀成功依赖于对手的低能。而《铸剑》中的王生性多疑，若黑色人以杀死眉间尺求赏的名义求见，王必然知道其身怀武力而心存警惕，多半还要追问雄剑所在。只有以对统治者毫无威胁的俳优的身份求见，才能使王放下警惕心。黑色人在王面前隐去了刚勇、自尊等种种容易引对方生疑的勇士色彩，“恭敬地跪着俯伏下去”，口出“解愁释闷”、“天下太平”【22]之类的俳优话语，这些举动和青剑的“透明”属性一样，都是保证刺杀行动隐蔽性的必要条件。王到鼎边去看眉间尺的头的时候，“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是谁来”【23]——直至此时，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他的仇人，这充分证明了黑色人策略的成功。这种方案，绝非初出茅庐的眉间尺能设计出来的。如果说眉间尺的定位类似于被“启蒙”出革命信念而道行尚浅的政治新人的话，黑色人则与深谙实际政治操作的职业革命家相似。

对革命会党活动和北京官场生态都较为熟悉的鲁迅，对政治斗争的体察素来是冷峻而敏锐的。他对革命党高层的态度，比对基层青年革命者要复杂。在1925年上半年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不止一次透露出对在尚不成熟的青年学生投身政治斗争的忧虑。特别是当许广平放言欲对金法郎案的相关官员施以暗杀时，鲁迅表示“不赞成”，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党人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更坠（堕）落。”【24]显然，鲁迅对革命党高层以暗杀为手段争夺势位，是非常失望且警惕的，这无疑与陶成章之死的影响有关。即使对陶成章，鲁迅也未必毫无保留，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曾对许寿裳评论道：“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25]眉间尺式的青年虽有铲除暴政之热情，但其实力、经验均不足以和强大的暴政机器抗衡，而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党派领袖的动机又未必纯粹，青年若所托非人，对自身和对革命事业都是危险的。眉间尺将头借给仅有一面之缘的黑色人，是在自感难以独力复仇之后的舍命一搏，青年人的直觉成分居多，这种行为本身很难说在政治上是成熟的，眉间尺遇到黑色人，只能说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结果。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与1925年前后反对段祺瑞、张作霖而相信南方的国民党政权能拯救中国的北京青年学生颇有相似性。

作为《铸剑》的灵魂人物，黑色人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即使是《理水》中的禹、《非攻》中的墨子这类较为正面的角色，鲁迅对之亦偶有调侃，偏爱程度明显不如黑色人。黑色人是刺杀行动的主导者，他对眉间尺说自己“善于复仇”，【26]他对刺杀方案的设计、执行充分证明他所言不虚。他像职业革命家一样经验老到、精通策略，又像赤子一样真诚、纯粹，没有丝毫沽名钓誉、为个人谋取势位之心，这两种特质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不多见的。黑色人在与眉间尺对话时，拒绝了“义士”之类的世俗名誉，反对把“同情”、“仗义”当作“放鬼债的资本”，【27]这就使他与近世中国某些曾经以革命者面目现世，而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变质的资深政客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可视为鲁迅借黑色人之口对某些动机不纯的“伪革命家”的批评。行刺君王是必死之举，需要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非所有领导人都像徐锡麟、秋瑾那样身先士卒。鲁迅晚年在致杨霁云的信中点评孙中山：“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28] 虽然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对“足不履危地”的政治生存方式的不满也是较为明显的。

《铸剑》所隐喻的革命，并不等于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在首都革命前后，鲁迅与部分国民党要人产生了较多接触，如为女师大学生作后盾对抗章士钊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在首都革命期间约谈鲁迅的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顾孟余、【29]女师大新任校长易培基等，也亲身承担了国民党北京党部机关报——《国民新报》副刊的编辑工作。鲁迅与国民党的合作，原因较为复杂，笔者《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八惨案期间的鲁迅与北京国民党机关》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30]国民党所领导的青年运动，始终伴随着复杂的派系斗争，这在北京地区尤为显著。据1926年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报告大纲，“北京党员以青年学生为最多，约占全数百分之九十。妇女占百分之八，大半皆学生。”【31]青年学生“具有勇敢牺牲的特性，实为国民革命的先锋军”【32]，但是，国民党要人对待学生，以实用主义态度居多，不但鼓动学生去倒段反奉，还在学生中发展私人势力，作为争夺党内地位之筹码。国民党北京党部分裂后，左右两派各掌握一定的青年党员，例如，同为与鲁迅有直接来往的女师大学运领袖，许广平亲近国民党左派，张平江则依附国民党右派系统。【33]丁惟汾、顾孟余等扶植的中山主义大同盟，邹鲁、谢持等扶植的中社、民治主义同志会，都成为了这些要人的政治资本。南下后的鲁迅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也经常涉及国民党的派系问题。【34]女师大学生吕云章在加入国民党之前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称：“入国民党我不反对，可是你得记住一个党有时是同志杀同志。”【35]可见鲁迅虽然在国民党和段政府之间更厌恶后者，但并没有将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对学生的“运动”理想化。

在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委婉地表达了对某些国民党要人的不满。在1926年4月1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鲁迅发表了《空谈》一文，称：“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36]……万生园那么近，而四烈士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37]所谓“四烈士”，即在1912年刺杀袁世凯的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和刺杀良弼的彭家珍，四人均为京津同盟会员，当年刺杀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就是京津同盟会领导人李石曾。【38]据徐梵澄回忆，鲁迅曾提过：“某某是一阴谋家，听到良弼要组宗社党了，便立刻遣出一个刺客去炸掉了他。这刺客便是彭家珍，清史稿上有传，但未尝说是谁的主使。”【39]若此说可信，鲁迅所指极可能系李石曾。李石曾是三一八运动的策划者之一，在运动中担任“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主席团成员，据李泰棻的说法，3月17日晚，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李鸣钟获悉明日段祺瑞卫队可能对学生不利，“即派李泰棻报知李煜瀛、易培基，并派唐悦良报知徐谦，请转劝学生明日不必前往。李易皆允，徐则谓不足虑，仍当前往。”【40]而李石曾并没有出席18日的国民大会，更没有参与会后的游行。【41]在刺杀袁世凯、良弼案和三一八运动中，李石曾均身居幕后。李石曾高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之位，又常年活跃于北京上流社会，而坐视当年同志的坟墓冷落到“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的地步，受震于四十多位青年之死的鲁迅提及万生园的四烈士墓，自然有其用意。辛岛骁称鲁迅曾在私人聚会中极其激动地批评策划三一八运动的国民党要人：“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42]只是辛岛骁的说法尚缺乏更多的材料来佐证。

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标尺，黑色人的行为方式，与鲁迅接触过的某些国民党高层有较大反差。他既一手策划了刺杀行动，又亲自执行并自我牺牲。黑色人借头后放声高歌：“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此词不无费解。高远东称：“歌中‘仇人’和‘一夫’应是对立的指称……若如前将‘两个仇人’理解为眉间尺父子，则‘头换头兮’就没有了着落；若把‘两个仇人自屠’理解为眉间尺和楚王，则可以把‘头换头’理解为两个仇人之间的交易，而楚王的‘自屠’也可在‘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意义上理解。但这样一来，又会与此前把‘仇人’与‘一夫’相对立的看法矛盾。”【43]笔者在此提供另外一种解释：“两个仇人”指眉间尺和黑色人，后者的“仇”是公仇，“头换头兮”是对黑色人借头这一行为的点题及对后文情节的暗示，黑色人在策划刺杀行动之时，已经做好了割下自己的头来回报眉间尺的心理准备，尽管眉间尺是自愿牺牲的，毕竟是听从了黑色人的安排而自刎，黑色人仍然决意要给以对方相应的回报。这样一来，黑色人的借头行为在伦理上就得到升华，不是策划者单方面、工具性地利用青年，而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以头换头、以命换命的、具有道德自律性质的契约。黑色人所奉行的，是一种极其严苛的政治伦理——即使政治行动是正义的，即使牺牲无法避免，也得到了牺牲者的自愿授权，策划者仍然要以对等的牺牲来证明自身无意坐收成果。在五卅运动期间，鲁迅在肯定学生抗争的同时，也指出：“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44]若要自证并非“巧人”，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身先士卒、杀身殉道。鲁迅可能也知道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很难达到这样的道德高度，但不妨在小说中以象征、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理想。

三，余论

在“作《眉间赤》讫”约一个星期后，鲁迅作文对革命军收取沪宁表示欣喜，同时流露出对革命精神堕落的担忧：“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45]割肉饲鹰、舍身饲虎的小乘佛教，与黑色人相似，重在自我担当，亦近乎鲁迅对理想人格的期待。而1927年4月前后的广州，正处于革命阵营内部高度分化乃至短兵相接的阶段，这与革命阵营人员成分混杂以及权力结构重组中的势位之争是有直接关系的。

革命作为一种非常状态，意味着话语权、支配权直接取决于所掌握暴力之强弱，革命暴力是否能应用得当，人之权利与尊严能否得当保障，与革命领导层的认识水平及自律性关系极深。曾直承“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46] 的鲁迅，不至于幻想仅凭道德说教来改变政治现实，规约革命领导层的行为，显然也超出了鲁迅的能力范围。但是，探讨某种严格的革命伦理，即使是借助浪漫化的文学隐喻而非系统性的政治哲学论证，仍是有其价值的，因为这关系到青年的血肉是否虚抛，刺客的锋刃是否用得其所，以及革命换来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还是人道、平等、正义的政治秩序。《铸剑》对国民革命的观照，意义可能即在于此。

（本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林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潮研究。

[①】《致增田涉》（1936年3月28日），《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386页。

[②】【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四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76页。

[③】《孝子传》的干将之子复仇故事亦见辑于《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宋代之前有多种名为《孝子传》的书籍，大多散佚，难以断定《太平御览》所录文本的原始出处。

[④】【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3页。今本《吴越春秋》有干将奉吴王阖闾之命作剑，“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的情节，而没有其子报仇一节。《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四辑录的《吴越春秋》文字有眉间尺复仇一节，但眉间尺的复仇对象是楚王，且并未明言眉间尺系干将之子。今本《吴越春秋》无此段文字。

[⑤】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⑥】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⑦】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⑧】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⑨】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⑩】张广海、郭圣钰：《知识阶级往哪里去？——鲁迅小说<铸剑>的阶级革命隐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6期。

[?7?6] 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7?7] 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7?8] 鲁迅、景宋著：《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7?9] 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7?0] [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7?1] 鲁迅：《空谈》，《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

[?7?2] 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7?3] 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7?4]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7?5]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21] 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22] 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23] 鲁迅：《眉间尺》，《莽原》1927年第2卷第9期。

[24]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2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63-264页。

[26] 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27] 鲁迅：《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莽原》1927年第2卷第8期。

[28] 鲁迅：《致杨霁云》（1935年2月24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29] 据鲁迅日记，1925年12月26日“得顾孟余信”，28日“往教育会俟顾孟余不至”，“得顾孟余信”，29日“上午往教育会访顾孟余”。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593页。

[30] 参见林峥：《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八惨案期间的鲁迅与北京国民党机关》，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31] 《北京特别市党务报告大纲》（1926年10月15日），原档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五部档案，档号：部11311，此处引用的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收藏的微缩版，标点为引者所加。此报告将“青年学生”和“妇女”分开计算，前面的“青年学生”实际上指的是男学生，已经占了百分之九十，而占百分之八的妇女中又有“大半皆学生”，实际上北京国民党员的学生比例可能高达95%以上。而同期广东国民党员的学生比例仅占25%，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任何一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的学生党员比例都没北京高，这与北京高校密集、国民党北京党部的许多领导人本身有高校背景是有直接关系的。具体情况可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2页。该书对此有图表统计及分析。

[32] 《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通过），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33] 关于许广平、张平江的政治色彩，笔者有所研究，参见林峥：《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八惨案期间的鲁迅与北京国民党机关》，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34] 如许广平1926年10月22日信云：“中山大学（旧广大）全行停学改办，委员是顾孟余（副委员长），戴季陶（正委员长），徐谦，朱家骅，丁惟汾，徐谦可靠，朱大约也不坏，其余是否右，不敢知。” 11月4日信云：“中大学生会亦为左派支配，而中央，省市各青年部长（管辖学校）亦多与左派接近……”12月27日信云：“我到现时究不知广州的党是什么东西，因为你看他谈论态度是左的，也可以说是同情苏俄攻击树的派的，但是此中又有许多派别……”鲁迅、景宋著：《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74、260页。

[35] 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36] 惨案后，死者家属和各校代表在民国大学开会，商讨善后事宜，民国大学校长、国民党人雷殷主张在圆明园安葬死者，并称此提议已得到内务总长屈映光的支持。鲁迅指的可能就是此事。见《三一八烈士公葬处昨成立葬地已拟定圆明园》，《晨报》1926年3月28日。

[37] 鲁迅：《空谈》，《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

[38] 关于李石曾在刺杀袁世凯、良弼案中的作用，可参见王云五主编、杨恺龄撰：《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26页；常华：《记参与彭家珍炸良弼案的同盟会员王崇华》，王珍明主编：《海淀文史》，开明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81页。徐永昌的回忆录称：“据齐如山言，辛亥李石曾等在京运动革命，其策源地在东城渠家义兴居粮栈，其中有郑毓秀姊妹、彭家珍、段子均、王吉生等……”见徐永昌：《徐永昌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39] 徐梵澄：《星华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2页。

[40]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和济印刷局1930年版（排印本），第282页。

[41] “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主席团共十三名成员，18日国民大会只有徐谦、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惟汾、李大钊和学总会代表等八人到会。参见《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42] 见【日】辛岛骁：《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4页。

[43]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44]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45] 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46] 鲁迅、景宋著：《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