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蒋介石要进行清党，从理论层面说，是因为共产党要进行共产革命，与其先前加入国民党承诺进行国民革命相违背，也就是说，你共产党从属于我国民党，我就容纳你，你若鸠占鹊巢、反客为主，要我国民党听命于你，那就对不起了，我就要赶你走，你不走我就动武；从现实层面看，在上海的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领导权，成立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不受国民党的指挥，就对蒋介石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同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蒋介石清党的第一步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而催化清党的因素：第一，是鲍罗廷搞的迎汪倒蒋活动；第二，中共企图控制上海。鲍罗廷的分化手段，表面上是加剧了他与蒋介石的冲突，而实际上也加剧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冲突。中共企图控制上海及租界的野心，让蒋介石和上海的本土势力（包括帮派）寝食难安，因有武汉收回租界在先的惨重教训，对赤祸恐惧的外国列强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支持者。
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回忆，在蒋介石驻节南昌时，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就劝其“离俄清党”。“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必须离俄清党”。（沈亦云《亦云回忆》）
而据陈果夫回忆，他在南昌就建议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清党。“在南昌时，我曾建议召集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因为执行委员多数同情于共党，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同志。这建议被采用了，在各地监察委员都接到赴沪开会的电报。我到沪时，其他委员亦陆续到达。到四月初，就举行全会，议决清党。”（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先生全集》）
在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暴动后，吴稚晖就说：“渐觉汪君（中共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企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吴稚晖《用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先生商榷》，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并组织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等人组成的特别军委，准备第三次武装工人暴动。
白崇禧率北伐军占领杭州后，汪寿华去杭州看望白崇禧，并对白崇禧说：“苏俄二月革命的成功，是假成功；十月革命的成功，才算是真成功；中国革命，当然也逃不了这条例子。”汪寿华的暗示，自然让白崇禧感到：“（共产党）把本党（国民党）北伐，看做二月革命，把国民政府看做克伦斯基政府；弦外之音，当然要推翻本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3月6日，陈独秀与吴稚晖（吴敬恒）在上海会面时，陈很直率地说，中国二十年后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把吴敬恒等国民党要人给吓坏了。后来吴稚晖在4月1日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中说：“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永健）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委员铨，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赝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蒋介石带兵在前方拼命，而共产党在后方抢夺蒋介石他们用命换来的地盘。3月7日，在与国民党争夺地方党权中，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被杀。3月17日，被中共把持的国民党九江党部其主导权被亲蒋介石的国民党夺回，期间发生冲突，党部死了三人、农协死了一人、总工会死了一人。
在3月17日，蒋介石还派曾扩情、余洒度去武昌拉拢邓演达，被邓演达婉拒。
3月21日，经苏俄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中共抢在蒋介石之前发动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政权，成立了以中共为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跟苏俄、中共以及左倾的武汉政府关系恶化的蒋介石对此是难以容忍的。接着在24日南京又被倾向武汉方面的第二、第六军控制，这两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是林伯渠和李富春，军中有不少共产党。武汉方面还准备调遣第四军前往南京，后担心会与蒋介石决裂而作罢。因“南京事件”发生，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被认为是幕后策动者，是“宁案要犯”。
在3月21日这天，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静江告知邵元冲等人：“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邵元冲日记》）
3月23日，亲蒋介石的国民党从中共手中夺回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主导权。此前党部一直被共产党把持，安庆省党部的国民党员对中共很不满，要求反击，但其负责人不敢负责，后在陈立夫的支持下，对中共进行反击。此举遭到武汉政府的指责，蒋介石对此没有骂陈，可见其持默认态度。
3月24日，北伐军第二、第六军进攻南京，并抢劫了英、美、日使馆及外侨，后有证据显示，这极可能是苏俄与中共策划的。25日，蒋介石抵达南京，令第六军第十七师长杨杰向日本领事馆道歉，日本领事森岗正平就此向首相币原报告：“（杨杰说）这决非党军干部之意，而是军队内部的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而蓄意制造的。对（共产党）支部已下令解散……希望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赵佳楹《中国现代外交史》）
对于南京事件，苏俄早有预谋，莫斯科《致驻华武官训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一切办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残杀亦可实行。”（《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共方面的瞿秋白在上海暴动计划中也“有秩序有系统地劫夺”的预谋。（《瞿秋白计划》，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鲍罗廷对于所谓的帝国主义也采取分化手段，拉拢日本，对此徐谦提出异议：“日本传统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他们表面上尽管同我们敷衍得很好，但他们看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用的分化帝国主义者的策略，是要一个一个去打倒他们的。……我们只说保护日本侨民，难道别国的侨民，就不应当保护吗？”（1927年4月1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中共在上海坐大，严重威胁到青洪帮的利益。3月26日，杜月笙等人成立中华共进会，与工人纠察队对抗。
3月27日，中共的秘密党员吴玉章“与左派要人集议，决定责成二、六军控制局势，不使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的阴谋得逞；若蒋介石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即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逮捕，密令交林祖涵缝在衣内，是日东下”。（《吴玉章年谱》）
秘密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因程潜不愿执行而告失败。当林祖涵（林伯渠）找到程潜时，程潜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四军》，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
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拼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张国焘《我的回忆》）
蒋介石的部队进驻上海后，司令白崇禧要求中共停止总罢工，并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向外国保证不会用武力收回租界。上海的中共决定与蒋介石进行武装斗争，举行总罢工和立即收回租界。3月27日和28日，苏俄中央指示中共，目前不允许进行总罢工和武力收回租界，要尽量避免与蒋介石的武装冲突。“我们认为长时间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革命）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3月28日，在中执委政治委员会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邓演达报告了南京事件。“邓演达报告：（一）南京自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午后，南京城内发生乱兵劫掠、枪毙金陵大学校长之事。英美兵船炮击南京约五十分。程（潜）总指挥二十二日午后五时进城维持秩序，对英美兵船通牒答复。（二）南京克复时，一部分之反对学生发生暴动，系受四十军政治部秘书易家钱鼓励，已下令惩办。（三）蒋（介石）总司令二十五日过宁，程、何（应钦）总指挥赴船上欢迎，蒋未上岸随即赴沪。”（《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3月30日，在中执委政治委员会会议第七次会议上，陈友仁也通报了南京事件。“陈友仁：今日英代表对我说，长沙、重庆之英侨已将离开该地。南京英领亦有报告说当日事实，述北伐军二十三晚即开炮，先一日（星期三）已离开南京。星期四（次日）六军四师为程潜同志所率，皆湘人，进城后于九时包围英领事馆，英领藏在门房，珍贵物品均为劫去。次日五时半始由红十字会营救，同时和记洋行亦遭劫掠。美领避往美孚油行行山上，此时之枪声甚密，在下午三时半通知美舰开炮，于是程军亦向山上开炮轰击。金陵大学之外人衣物亦被劫去，外人由红十字会营救。日领事馆亦被抢劫，所有外人产业、物件均被抢劫及捣毁，尤其是对英人十分不好，计死英人三、法人一、意人一，美人一。抢劫人类皆湘人，因美人曾先与之谈话，而识其口音如此。长官不能管辖，并于抢劫后鸣笛召集归队。自被难人看此种行为系为预定计划，因抢人者告人谓所攻击者仅限外人，现尚在抢劫中。电系昨日所发，现在仍否继续抢劫不得而知。此种报告仅属英人片面之词，当然不能接受。惟日、美之报告亦多类似。”（《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3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苏俄中央，说蒋介石“已开始在上海发动政变”，苏俄中央回电指示：“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汪精卫到武汉前，中共准备将共产党员连某指挥的一个营扩充成师，使其成为共产党的党卫军，人员、粮饷、军械都准备好了，因谭廷闿的反对而作罢。
4月1日，在中执委政治委员会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陈友仁又通报了南京事件。“陈友仁：……现郭泰已就上海交涉员，蒋介石也派人到南京去调查真象。”“最近曾同日本领事谈话，据他说南京事件尚无确实消息，须至四月一日才有详细的书面报告，当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过有几件事已经明瞭，肇祸的是程潜的军队，因为有他们所忘记的军装可以证明。有一日水兵被杀，衣亦被剥，这种举动实在不文明。此外，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也是真的。……蒋介石已解散上海的工人纠察队，白崇禧在上海拜会各国领事，各国对他的印象很好，蒋并向外人道歉。”（《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共产党煽动对外侨掠杀，制造南京事件，挑拨英美日法与国民政府交恶，英美军舰开炮报复，后加以克制，没有陷入中共和苏俄的圈套。4月11日，英、美、日、法、意就南京事件照会国民政府，要求惩罚责任者，并赔偿其损失。在其所附的《声明书》中，指出南京事件是中共和苏俄蓄意而为，欲在破坏蒋介石与各国的友好关系。5月9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也谈到了南京事件。“此次南京事件，其组织与鼓动力，实系第三国际之指挥。……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列强与蒋介石氏为难。……惟此种事件，现在已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分裂；其最重要者为中国人民心中均已不信任共产党人与其俄国顾问矣。”（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4月2日，中共将李烈钧赶出江西，以朱培德取代，朱培德任命共产党朱德为公安局长，这就为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武汉政府和朱培德的支持下，共产党强占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亲历者雷啸岑回忆说：“朱德等乃嗾使工会纠察队伙同不可胜数之一切所谓民众团体，大闹南昌城。首先逐省党部委员段锡朋郑华英（女性）等，继捕教育厅长程天放，满街强贴‘打倒李烈钧’‘捉拿段锡朋’之标语。”（雷啸岑《十六年南昌政变杂记》）
被共产党抓走的程天放回忆：“四月一日，武汉的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将一班忠实同志都免了职。这个电报在四月二日到达南昌，同时郭沬若也奉了共党命令潜来南昌，指示机宜，所以当天共党分子就实行暴动。”（程天放《我所亲历的四二事变》）
4月2日，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蒋同志现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一定失败的！假使他起初就不到上海，或一到上海即退出，中央是不用打电报的，但现在是不成了。以前我见蒋同志，曾问他去不去上海呢？他说一定不去，现已竞然去了，而且他在上海并形成一个反动局面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竞与孙传芳何异？本来他去上海，应该要先请示中央许可的，他现在竟自由行动了！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行为，也是不理中央，自己乱做。现在他在上海，对外对内各种情形，都走入反革命的路去，没法子使他能革命的。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如他真能接受中央训令，离开上海，而是最好了，如不然，他便甘心反抗中央，那中央还靠他救革命工作吗？”（《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武汉方面在召开会议对付蒋介石，而南京方面也在召开会议对付共产党。
3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为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出席会议。“吴委员敬恒：述说共产党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及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应行纠察。”蔡元培附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4月1日，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当时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李大钊，亦曾声明：此等党员止（只）以各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主义，并非国民党与整个共产党合作。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一）共产党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有以党团监督政治之言，则明明为己受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预逆谋，此本党不愿亡党，在内部即应当制止者也。（二）现在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则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与此同时，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共产党以及鲍罗廷等对于蒋介石很不满，声称要开除其党籍。“吴玉章（共产党）：蒋介石在上海逼迫工人纠察队缴械，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应严重处置。于树德（共产党）：军事领袖擅自拜访各国的外交官是否合法？主席（孙科）：这是北洋军阀的惯例！鲍罗廷：将决议案寄一份把蒋介石，如再有反动行为，即开除党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共产党。主席蔡元培，出席会议的有吴稚晖（敬恒）、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吴委员敬恒：汪委员兆铭顷已到上海，渠本即赴汉，因知蒋总司令在此，特留沪一晤。本席亦曾与汪委员谈话，据汪委员说：‘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工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盖汪委员初自外国归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也。汪委员闻武汉方面欲罢免蒋总司令，亦甚愤慨。且谓‘倘事果实现，我亦与大家共同反对。’本席闻汪委员言，即告以：‘我亦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彼此能行。’并向汪委员要求三事：（一）倘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二）能否负责阻止上海发生暴动？（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或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现在共产党在各地已公然揭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之标语。其去年武汉所发之印刷品，亦公然有推翻本党及卖国之言论。我辈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此自应急行有断然之处置，所以提出本案。如本会赞成本人提案，拟请咨行中央执行委员办理。所以不咨中央执行委员会者，因会中有共产分子也。至于叛逆分子，因其有危险行动，故必须先行看管，以待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判决。在未判决以前，不宜操切从事；但此事本非本会职权内事，本席因事实上有重要关系，故牵连言之。”“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4月3日，蒋介石发表通电，声明由汪精卫负责党政，自己负责军事。汪精卫停留上海期间，蒋介石劝汪精卫不要去武汉，去了武汉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4月4日，程潜向武汉方面报告上海方面在准备清党。同时，李富春也密电武汉，说蒋介石、何应钦有异动。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联合宣言里的“联共政策”这一提法，遭到吴稚晖的抨击，国民党是容纳共产党，不是联合共产党，联合共产党有共治中国之意，违背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共产党也攻击这个联合宣言，说这个联合宣言让共产党失去警惕性，从而遭到四一二的打击。
苏俄和中共利用党代表和政治部，在国民革命军内进行渗透，试图把国民党的军队变成共产党的军队。由于薛岳的第一师中共产党较多，在四一二前夕，中共还想利用薛岳的第一师反蒋，4月4日中共有一份军事情报就说：“第一师师长薛岳，毫无宗旨，利禄心重，半左半右，带投机色彩，已由周恩来用各种手段联络，将来可望利用，所部枪支约四千余，驻龙华一带，战斗力尚好。”（《清党运动》）
4月7日，得知上海方面动作频频，武汉方面的鲍罗廷在家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为了应付目前严重局势，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命令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以武力对付蒋介石。
在4月7日这一天，苏俄中央政治局开会。“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拟派格里高里（维经斯基）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这样做是否合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同时，为了加强对武汉政府的操控，苏俄政治局开会决定：“立即通过远东银行上海分行拨给汉口中央银行200万卢布。”（《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蒋介石领导的总司令部在4月发布告，要求各地公安局或军警，对共产党员暂时分别看管监视，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的处分。
4月8日，《申报》报道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召开分共会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要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办法数条如下：（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鲍罗廷）操纵，听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4月9日，蒋介石查封了受共产党操控的总政治部。“把持总政治部者，竟丧心病狂，假借名义，潜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进行，甚至嗾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4月10日，武汉方面将右派工会领袖郭聘伯等逮捕并处决。同时，南京方面将共产党侯绍裘等人逮捕并处决。武汉和南京，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一党之私利，颇有杀人比赛的意味。
4月11日，汪精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报告了他归国赴汉途径上海的情形。“更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这些人专门在那里制造谣言，闹得满城风雨，要使革命军同民众起冲突，要使国民党同共产党起冲突，不得已，就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同志，联名发了一篇辟谣的宣言，大概各位已经看见了。同时，看见蒋介石同志也有一封通电，说得很客气，说是兄弟回来了，以后关于外交政治财政党务的事，由兄弟主持，他只管军事方面。”（《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四一二
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11日晚，美、英、法、意、日，就南京事件向蒋介石发出通牒，要求“惩罚酿成南京事件的他国（苏联）及中国的特殊势力（中共）”。
4月12日，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我们获悉，您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其驻中国代表与您见面，以便讨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武汉会议（二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问题。……现在有消息说您决定召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在南京开会。这一行动显然违背了您与汪精卫同志关于党内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应提交中央全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的协议，而中央全会应在武汉召开并且您将参加。您在这个紧要关头召集中央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开会的做法自然会被革命的敌人说成是国民党队伍内部的分裂。……鉴于形势危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要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来承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过了十天，4月22日，蒋介石给罗易回了信：“获悉您因别的通知不能来上海同我们会晤，深表遗憾。我党内部问题不能与一般问题相比。它们关系到国民党的生死存亡。最近的事态表明，国民党革命联盟破裂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在武汉垄断我党权力的那些人（暗指鲍罗廷、汪精卫）不能不对此承担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您听信一面之词，不了解真实情况。至于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指二届四中全会），这个问题还在孙中山以前的住所同汪精卫一起商定的。所有中央委员都是根据这一决定到会的。邀请他们的不是我，我也无权取消这种邀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4月12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指挥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被中共操控的上海工会纠察队全部缴械，在缴械过程中，个别地方引起了冲突，其中有百余人伤亡。“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伤兵士五名，工人及民众五十六名。总计死亡四十二名，受伤六十一名，死伤并计一百零三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与此同时，福建、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先后进行了清党。
跟杜月笙私交甚好的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何松林）于11日被捕，15日被白崇禧秘密枪决于龙华。
被收缴武器后，中共下令上海工人总罢工，并准备武装暴动和实行红色恐怖。13日，中共煽动工人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示威，让工人白白去送死，结果遭到镇压。14日，共产国际怀着极大义愤和满腔仇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14日，蒋介石还派人接收被共产党操控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封闭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蒋介石在上海进行的四一二清党，得到上海实力派人物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支持。4月14日，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联名的“真电”：“寄生于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贪苏联赤化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之工人，捣乱地方，无所不用其极。士不得学，农不负锄，工不入厂，商不居肆，女不安室，动辄游行，以加薪为条件，以罢工为要挟，视地方公正之人，无绅不劣，无豪不土，公产任其搜刮，私产任其没收，逮捕杀害，无恶不作。如有出而与之抗衡者，以反革命头衔，加诸其身。……此种举动，绝非人类，是可忍，孰不可忍……共产党之流行病，势将传染于大江南北，不早歼灭，蔓草难图，噬脐莫及。 ”（《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上海进行四一二清党后的第三天，广州也进行了四一五清党。4月15日，广州公安局发布“清共”公告：“……请以非常紧急处置各地共产党首要分子，交军警机关看管。……迅将广州附近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会纠察队勒令缴械……”（《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中共本打算在16日发动农民军和工人纠察队进攻李济深，由于15日的清党打乱了中共的部署，该行动在16日遭到惨败。
15日，重庆《商务日报》报道了广州“清党”情形：“广东省会清党，粤汉路工人及农团军抗拒，历半日始缴械，被捕者二千人。广州四月十五日大举肃清共产党。十四号下午六时，李（济深）总参谋、钱（大钧）司令、邓（彦华）公安局长召集各高级军官，计划处置反动者。钱师长大钧任临时戒严司令，……粤汉一路因系反动者之大本营，事前集合有农团军数百人。该农团军联同路警及路工纠察队等共千余人，开枪抵抗并于该站用机车两辆用作跑垒，各工人住所墙壁开有炮眼，故抵抗力极强。计第十五早五时起互战至十二时止，始将该站攻破。缴获长短枪枝数百余。党军方面死伤约二十余人。各路中以该路损伤最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蒋介石就清党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告全军将士书》：“他们（共产党）……用流氓编成的纠察队来挟制我们还不够，还把收买毕庶澄、张宗昌的败兵编在里面，给他们以机关枪等各种利器，来残杀我们的同志。四月十三日，在闸北袭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的时候，当场捕获九十人，其中有四十几个是身带直鲁匪军特别遣派证的，可见他们只要能破坏革命，什么敌人军阀都可以勾结，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到。”（刘秉荣《北伐秘史》）
四一二事件后的第四天，4月16日，上海的中共特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到会者：延（陈延年）、立（李立三）、亦（罗亦农）、士（赵世炎）、恩（周恩来）、尹（尹宽）。……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该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士炎：……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此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犹移。现在不但军事上犹移，已发生政治上的犹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立：……现在武汉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12日前后，蒋介石解除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受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4月15日，蒋介石召集中执委、中监委开会，决定定都南京，反对武汉政府。16日，代表中共上海特委会的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武汉迅速出师东讨蒋介石。
4月17日，被鲍罗廷操控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免除了蒋介石的各种职务，将其所属的“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被“免职”的蒋介石照样当他的总司令，第一集团军都听从其指挥，没人听军事委员会的。
分成两拨的国民党开始对骂，互骂对方背叛革命。严格地讲，是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苏俄和中共的操控下，背叛了国民革命，搞起了共产革命。而南京的国民政府，搞的是国民革命，所以被中共和苏俄指责背叛（共产）革命。但中共和苏俄都忘了他们加入国民党搞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革命。
4月18日，得到蒋介石支持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发表宣言。蒋介石在庆祝国民党建都南京的欢迎宴席上发表演讲，指责鲍罗廷“目中无人”，苏俄是红色的帝国主义，并回忆了元月他前往武汉遭到鲍罗廷警告的情形。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为惩办蒋介石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并宣布蒋介石的十二大罪状。
关于武汉方面最终决定北伐张作霖，而不是东讨蒋介石，邓演达解释说：“往东——打南京——往北（打张作霖）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的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致力于东南的肃清。”（邓演达《中国革命最近严重局势之由来》，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4月14日，武汉联席会议上，鲍罗廷、陈独秀主张继续北伐，罗易主张暂缓北伐，张国焘和谭平山主张南下广东，瞿秋白则主张东讨南京。当时国民革命军受张作霖、张宗昌的直鲁军威胁，如果武汉和南京闹内讧，国民革命可能就功亏一篑，后武汉政府还是放弃东征，转向北伐。
4月18日，中共上海特委会召开会议，检讨上海工作的失败，认为是对蒋介石妥协所致。殊不知越不妥协，就越会死更多人。根本原因，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绝不会允许共产党窃取其政权。
4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邓演达等一百九十七人。21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否认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也通电军委会由广州迁移南京，否认武汉政府。
蒋介石被鲍罗廷操控的武汉国民政府免职后，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痛骂蒋介石。正如蒋介石说的，谁搞三民主义，谁就会被共产党污蔑为反革命，因为共产党要搞共产主义。
4月23日，广东普宁等县农军举行武装暴动，暴动在5月中旬被镇压。4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查办共党分子案》。
四一二清党时，邵力子正在苏俄，斯大林本来要托他将自己的照片送给蒋介石，后来得知蒋介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就赶紧将照片索回了。
5月5日，国民党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10日，中常会通过《清党条例》。16日，胡汉民发表演说，支持反共清党。18日到21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在湖北、湖南采取反共行动。
与中共一起发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5月21日作了一份有关四一二事件的报告：“从罗易（4月6日）到达汉口那天起，方针就开始发生很大的摇摆。……从那时起，每天都在决定和重新决定去同蒋介石谈判的问题。没有采取措施把革命部队（第1师、第2师、第2军和第6军）留在上海和南京。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让所有不合他心意的指挥官复员和调动部队的机会，除此之外，还将第6军军长程潜召到汉口，让他在那呆了三个多星期。我们的军事顾问一致表示，在3月23日至4月3日期间，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除蒋介石的武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在四一二清党的次月，即1927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必须在蒋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统治是特别难以忍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6月6日，江西朱培德实行清党，将共产党驱逐出境。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商讨分共。19日，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就清党分共达成一致意见。
6月29日，孔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报告了山西清党的情形：“提到政府方面，他（阎锡山）说据一般人的视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是为他所把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试图以妥协让步拉拢汪精卫。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同日，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被杀害。7月5日的《民国日报》报道说：“闻该逆（陈延年）逮捕之后，经杨（啸天）司令亲自讯问，该逆痛哭流涕，亲自悔过书一通，供出共产党阴谋黑幕及各内部详情，并其煽惑工人学生，扰乱社会安宁种种诡秘，在粤动作来沪情形，均一一直言不讳，并批评共党劣点，指摘共党阴恶之处。彼岂真心悔祸（过），无非乞贷一死耳，所谓共党巨魁，亦不过如此而已，该党人格破产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7月12日，陈独秀停职。14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分共。15日，汪精卫召开会议，正式公开与共产党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