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向背是决定内战胜负的丛林法则，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1949年丢掉了中国大陆。可悲的是，即使是在一麻袋金圆券只能买几棵白菜的1948年，沉溺于军事作战与宪政改革的蒋介石却仍未重视民生问题导致的人心向背。当市民阶层被币制改革骗光了金银外汇，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朔的国民党“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在经济学家梁小民看来，蒋介石开府南京伊始奉行的权力经济模式已然为今后的失败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造成了全社会的左倾，引发了政治上的崩溃。
早报：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失败相比，经济失败对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梁小民：分析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关键还是要在经济上入手。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萨达姆政权不是也很独裁嘛，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还是可以过得不错的。
应该说，每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大战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战争中严重受创的经济。英国、日本、苏联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不仅没办法恢复，而且是雪上加霜。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
早报：蒋介石政权最后在经济上的崩溃仅与战争有关么？存不存在一个先天性的不足？
梁小民：1927年蒋介石当权之后，有两大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为四十年代末的经济崩溃留下了隐患。
首先，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的态度，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长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说1927年到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还是生存得很困难的。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工商业巨子，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下畸形地异变为权力经济，私人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官商勾结。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
第二，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扩大了甚至可以说放任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即使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些年，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还是非常落后。
早报：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是包含着平均地权思想的，蒋介石为什么没有践行呢？
梁小民：三民主义里面有几条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更别说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些很抽象的原则，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蒋介石当年本身在思想上就没有很重视农民问题，这也是他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分野。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一直很重视农民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想搞好农村，虽然建国后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只是在解决问题的路子上不太对，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农村。而蒋介石小时候一直住在奉化溪口镇上，他们家也是世代经商，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活过。所以他也不了解农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也就没有想方设法的去改变当时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更别提去推行平均地权了。
就统治基础来说，蒋介石当时的一大统治基础就是地主阶级，他又怎么可能去主动进行土改，挑战属于自己这一方的利益呢？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发展并不充分，还远没有到提出土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地步。
蒋介石后来在台湾为什么进行土改呢？他从大陆来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对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思，为了与中共争夺农民的民心，才决定进行土改。而说到底，对台湾的土地进行土改也没有触动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权贵的利益，反正土地原来也不是他们的。
到台湾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还发生了一点很大的变化。三民主义中原来有“限制资本”这一条，蒋原来也是反对学西方搞市场经济的，对美国那一套打心底就有深深的反感，但他到台湾后至少开始容忍蒋经国搞市场经济了。有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一大帮从大陆来的经济专才开始发挥出当年在大陆无法发挥的作用。台湾后来的经济奇迹其实一大法宝就是中小企业的兴盛，而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权力经济的倾轧。
早报：在经济上，国民党在内战时期似乎已是众叛亲离。
梁小民：没错，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阶层。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知识阶层比如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
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农村经济在内战时期已趋于破产，农民不仅吃不饱，还要面临国民党拉壮丁的威胁；再加上解放区土改的示范效应，使得解放区的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国统区的农民期盼解放军早点来也可以享受土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完全在经济上与国民党政权站在了对立面。
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要出现上层阶级的不满。当代表下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中上层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这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已失去了执政基础，垮台只是早晚的事。而这其中的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正是国民党的经济失败造成的。可以说，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引起了政治上的崩溃，与军事崩溃一起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早报：正是恶性通胀让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
梁小民：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信誉全无，人心散了，谁还愿意为你这个政权卖命啊。
客观上说，通胀并不是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时便已相当严重了。举个例子，陈岱孙先生烟瘾挺大，但他抗战时曾经戒烟，那时通胀很厉害，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买烟了。要知道，陈先生战前可是三百五十大洋一个月，什么买不起啊。但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尚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民众也没有必要相忍为国了，对现政权的怨气全发出来了。
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啊。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填窟窿。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通胀。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希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受骗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可想而知。
事实上，只要是发生了恶性通胀，这个政权都逃脱不了倒台的命运。苏联的崩溃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早报：似乎只有寄生于国民党政权的官僚资本是经济上的得益者。
梁小民：国民党的权力经济导向必然产生官僚资本这一怪胎。官僚资本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和国民党的外汇管制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用一比二的官价换到外汇，拿到市场上一甩就是一比二百，你说能不赚钱么。
官僚资本甚至不屑于做什么具体产业，他们掌握了翻手为云的政治资源之后，不太可能再去从事制造业赚辛苦钱了。所有的官商结合几乎都是去搞金融业了，倒黄金啊，做贸易啊，这才是大头啊。当年孔令侃的“扬子贸易公司”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我们一直说官僚资本的四大家族，其实蒋介石代表的蒋家，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的陈家相对而言并没有赚什么大钱。而宋家和孔家则不然。山西太谷现在有个孔家大院，其实原来根本不是孔家的，是太谷曾经的首富孟家的。孔祥熙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财后才买到手的。据我考证，孔祥熙的家世根本就不是他后来自己贴金的什么晋商后裔，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为了掩盖他通过当官，通过权力经济积累的巨额财富。孔在执掌财政部时，上上下下安排的都是老乡，形成了太谷帮。太谷帮后来都发了大财，而孔祥熙当然是拿了大头。
早报：权力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盛行也让国民党的腐败状况愈演愈烈。
梁小民：政治权力与经济一结合没有不腐败的。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上没有政治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从最上层到最底层没有不腐败的，基本上无官不贪。于右任等少数倒是不贪，却又不是实权人物，其实想贪也没有什么机会。2000年《华尔街日报》评了一个总数五十人的千年富豪排行榜，中国上榜的六人之中就有宋子文。宋子文和孔祥熙一样，都算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贪污和权力经济置办了那份富可敌国的家业。
早报：蒋经国后来在上海打老虎也铩羽而归了。
梁小民：太子爷都管不了，可见国民党政权当时经济状况的混乱已积重难返。事实上，蒋经国打老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在苏联呆的时间太长，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还是缺乏深入了解，过分天真幼稚，接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官僚资本膨胀的根源是独裁制度下的权力经济，这就决定了蒋经国只能打苍蝇，不能打老虎。当时四大家族的恶行通过媒体的宣传已激起了民愤，蒋介石也就是想让蒋经国收拾两个小苍蝇，缓和一下老百姓的情绪。但谁知道蒋太子一打就打到了皇亲国戚身上，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草草收场还能怎么样。
除了打击囤积居奇之外，蒋经国当时在上海的另外一个任务是稳定物价。这一任务在经济上就更不可能了。在当时货币发行失控、供求失衡的条件下，物价是控制不住的。你一定要强行控制，反而会助长黑市，形成价格双轨制，恰恰又给了蒋经国想打击的那些人又一个发财的可乘之机。无论是外汇还是物价双轨制，这本来就是官僚资本赖以发家的天堂。
早报：与国统区相比，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似乎要好很多。
梁小民：客观上来说，解放区面积相对比较小，经济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更重要的是，解放区以乡村地区为主，现代工商业本来就不发达，主要还是自然经济的模式，而自然经济本就不太容易受到通胀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在制度上也与国统区的经济做了隔离，单独发行了货币，什么法币金圆券都不使用，这样就更不容易被国统区的恶性通胀传染。
同时，与国统区的农村破产相比，共产党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包括二五减租，在部分解放区实行土改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而且也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也有余力支持解放军在前线的军需。而另一方面，与需要支付军饷的国民党军队相比，解放军不需要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不会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解放区当时对工商业也是采取鼓励扶植的态度，按照毛泽东当时主张的新民主阶段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发展社会主义嘛。
早报：您对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经济的描述让我想起了“拉美化”，如果不爆发内战的话，当时的经济状况也难有大的改观吧。
梁小民：东南亚、拉美走市场化也是不彻底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权力经济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只会比拉美、东南亚更糟，不会比他们强。即使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是权贵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其实发展并不快，另一方面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倾轧。这一模式与东南亚和拉美模式几乎一样，和市场经济是两回事。
权力经济是难以为继的。可以这么说，即使抗战后不爆发内战，国民党政府主导的权力经济迟早也会出大问题，国民党如果不改变经济方针的话，经济崩溃乃至倒台只是早晚的事情。如果不是后来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在经济政策上改弦更张的话，国民党在台湾早就倒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