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二零零四年至今借調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從事研究工作。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國香港》中，強世功從中國的全局來思考香港，但並沒有把香港看作是中國的區域問題，或不重要的局部問題，而這恰恰是不少內地學者忽略香港問題或者把香港問題簡單化的原因。他希望把香港作為中國的中心問題來思考，將其看作是理解中國的鑰匙。
文匯報：《中國香港》這本書和您在《讀書》雜誌上連載的「香江邊上的思考」系列有怎樣的關係？
強世功：首先，我在後記中已經交待了，《讀書》由於篇幅所限，刪去了許多內容，《中國香港》比較完整，但《讀書》上會增加幾篇新的內容。
文匯報：牛津大學出版社是香港非常好的學術與文化類出版機構，當時怎樣選擇與他們合作的？
強世功：是林道群先生看到《讀書》上的文章後，提出結集出版。這也是我和他第一次接觸。「中國香港」這四個字也是他對全書的概括。通過幾次坦誠\交談，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很欣賞他的專業精神。這種專業精神也是香港最可貴的地方之一。
文匯報：這本書出版後，您是否收到了一些有特點、有價值，或者比較有趣的讀者回應？這與《讀書》雜誌的讀者回應有什麼不同嗎？
強世功：通常的說法是，香港消費文化比較流行，人們寧願讀報，而不願讀書，尤其是帶有一定學術性的著作。可有不少學者、專業人士和特區政府官員不僅認真讀了這本書，而且提出獨到的看法和評價，我們在私下裡也進行了有益的交流。可以看出，大家都在思考香港的命運\，思考中國乃至世界的命運\。同樣，《讀書》中的有關篇章在內地也被一些雜誌轉載，讓內地人真正理解香港，也是我的初衷。
文匯報：從您思考回溯香港問題上來看，我們覺得歷史對您的影響很大，您的文章中常常從制度史、疆域史中來求證「一國兩制」的邏輯，這和您治學與個人閱讀有怎樣的關聯？
強世功：我的專業是法理學和憲法學。倒是香港問題刺激我更深入地去閱讀歷史。比如，為探究港英政府的管治，就要閱讀大英帝國史，進而閱讀羅馬帝國史和希臘史。在這過程中，我也試著閱讀儒家的經典，試圖理解我們作為中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當下的生存意義是什麼。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價值何在？中國文明最深的地方就在於對「情」和「理」的看法。西方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就把家庭以及人的自然情感看得很低，而儒家把家庭和自然情感看得很高，因為這情感背後包含著深刻的「理」。中國文明其實就是用這種「情」和「理」凝聚起來的。
邊疆問題表面上一個制度設置，可在制度設置的背後，包含著神聖的自然情感，就是對少數民族發自內心的尊重。由此，我們才能理解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搞民族區域自治，保留、發掘甚至創造少數民族文化；也才能理解為什麼要在香港搞「一國兩制」，且發自內心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這都是圍繞「情」和「理」兩個字展開的。這種政治哲學和歷史學的思考，給了我一個縱深的且更為超越的視角。說實話，我對香港的理解，也是「用心」來體會和理解的。
文匯報：您的書裡提到一個核心觀點：香港問題不是一個區域問題，也是中國問題。這個觀點中，您提到了「COUNTRY」和「STATE」的區別，提到了當代國家正當法理體系和政治哲學的重要性，以及與政治實體的矛盾，提到了古典國家和現代國家的區別，提到了「公民」的深層含義。這是否包含了您對中國怎樣把自己建立為完善的現代法治國家的思考？
強世功：只要略微熟悉西方現代政治哲學和法理學說，就會發現「一國兩制」不符合西方現代政治理論中關於「國家」的定義，因此我說它是一種「反現代國家的國家理論」。但是，如果我們把「一國兩制」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從明清的邊疆治理到新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一切是如此自然、貼切。由此，我們自然可以引申出，現代中國表面上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可實際上並不是西方意義的現代民族國家，它必須放在對中國古典政制中來理解。
在這樣的背景上，中國未來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現代法治國家，應從根本上超越西方對法治國家的理解，重新界定中國的國家形態。目前，中國兩岸四地屬於三個法域，如何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未來的法治模式，理應成為我們思考的問題。如果說中國的崛起對人類歷史有貢獻的話，不僅是其經濟增長，而且是建構一套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政治體制以及與這套政治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哲學思想。我們中國人應當有這個雄心和信心。在這方面，香港恰恰為我們研究中國政制的未來提供了活生生的範例和強有力的刺激。
文匯報：從我目前看到的片斷來推測，您對香港問題的思考，可以反映到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思考。是否可以以之推測，您認為對西藏問題，對香港問題，中國的處理方式—從不成熟到成熟，從挫折到成功—的變化，是中國自身發展變化的反映？
強世功：我同意你這個說法。我在書中運\用了「封建」和「郡縣」兩個概念來描述兩個國家治理模式，前者強調統一性和原則性，後者強調差異性和靈活性。49年之後我們主要採取「郡縣」思路，78年之後又增加了「封建」思路。這兩種治理原則的組合運\用，反映了國家治理技術的逐漸成熟。我特別看重中央治理香港的經驗，它有雙重意義：其一，這是中央在現代民主法制環境下執政，要面對司法覆核、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等，這種環境下執政的經驗有利於在內地執政中面對未來的挑戰。其二，這是中央在非直接管治情況下執政，往往要「以外交方式辦內政」，這種經驗的積累有利於中央處理未來的台灣問題，也由此積累處理國際區域問題的手法。中國要成為政治大國，就要有能力處理印巴問題、富爾達問題、巴以問題等政治難題。中央把港澳問題提升為「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強調執政能力建設，意味著中央不僅為應對未來的民主化做準備，而且為崛起為政治大國做準備。
文匯報：圍繞「香港問題不只是區域問題，也是中國問題」這個觀點，《中國香港》的論述脈絡您是如何規劃的？
強世功：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至高境界就是爭取人心回歸。而要爭取人心，就要打開港人的兩個心結。一個是1967年的反英抗議運\動，一個是1989年的民主化風波，前者針對香港左派，後者針對香港右派，這是目前香港政治風化的重要原因。而這兩個問題，必須放在20世紀全球政治史的範圍內來理解，放在中西文明較量的背景上來理解，放在中華民族的崛起和中國文明的復興中來理解。我在書中從1967年反英抗議運\動講到1992年彭定康的政改風波，就試圖從大歷史的深度和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待香港問題。
文匯報：從這本書的介紹得知，您是中聯辦借調到香港做研究的。您在香港生活了多久？工作是怎樣的？
強世功：我在香港生活了4年多一點。在中聯辦從事研究工作。我很喜歡香港，對中聯辦也懷有很深的感情。許多人離開家庭，在香港一工作就是幾年，靠的就是對國家奉獻的精神。古人講，「忠孝不能兩全」，我們現在講，「捨小家，顧大家」。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所在。
文匯報：也許因為工作責任和學術背景，您的著述是以政治哲學和法理為主，很宏觀。但您對香港的日常生活—例如衣食住行—有哪些個人體驗？您比較喜歡香港的什麼餐館，或哪個景點？
強世功：香港有太多我喜歡的東西。比如叮叮車，在這個繁忙的商業城市中，有這麼一份獨特的悠閒，既讓你觸摸到悠久的歷史，又讓你感受到生活中最樸質的東西。再比如傍晚風景，海水、小島、停泊的貨船以及天邊色彩變幻的雲，具有一種油畫般的質地感。還有新界的郊野，也是我喜歡的。至於游泳池、網球場和圖書館，也相當方便的。
文匯報：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一直變化，有關於居留權問題的人大釋法，有03年的大遊行，有自由行和CEPA，有奧運\金牌明星訪問香港的風靡，有內地學生來香港讀大學引起的內地教育問題反思，有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給香港社會帶來的困擾。您覺得這些後九七問題給中國內地，給香港，帶來些怎樣的新課題？
強世功：最主要的新課題就是如何使「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正常化。這主要是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政治認同，即香港人，尤其政治精英，要認同中央的政治主權，尊重和認同中央依法行使其政治權力。二是自然情感，即內地人和香港人要打破隔離，在日常互動中建立起相互親愛的自然情感。而這兩個方面都需要時間，需要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