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开始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并由此日益主导着全球公共话语，以致任何引发全球关注的重大事件都会被人们从这一角度评估是有利于推动“全球化”，还是导致“逆全球化”。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下，“全球化”概念不仅是事实的陈述，而且变成价值指南，让我们不假思索地认定“全球化”就是好的，“逆全球化”是坏的，前者与“改革开放”一致，后者不免有“闭关锁国”的嫌疑。然而，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混淆了“全球性”与“全球化”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以致不明白“全球化”的真正意涵，不理解“全球化”的背后乃是世界帝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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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语境中，我们对“全球化”有着巨大误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不经意间将这个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并在社会学意义上用“全球化”来描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即曾经在地球上分散的人类文明逐渐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甚至成为无法相互分割的整体。因此，“丝绸之路”、地理大发现被看作全球化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从铁路到互联网的科技进步，使得“地球村”不再是比喻，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气候变暖、疫情传播、星际探索，乃至“元宇宙”都变成了“全球化”所关注的主题。在目前流行的全球史写作中，茶叶、蔗糖、棉花、咖啡等作物的全球流动，人权、司法审查、“门罗主义”等概念的跨语境传播，都变成了重要的话题。

这种对人类生活越来越迈向“地球村”的理解在不经意间混淆了“全球性”与“全球化”。我们上述对全球化的理解实际上讲的是“全球性”，即任何事物都需要从全球互动视角来理解并获得其全球性意义。人类空间意识中不断压缩的“全球性”状态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命运。因此，“全球性”作为名词描述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相应地，“全球化”其实是一个动词，关注的是如何将人类生活从“非全球性”或“前全球性”状态推进到全球性状态中。因此，作为一个动词，“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意义恰恰是那些被隐蔽起来的内容，即“谁”用“什么方法”把“何种事物”向全球进行推广。它意味着有一种力量将原本属于地方性的要素（比如生产工具、商品、制度组织方式、文化观念和信仰等）向全球推广，从而使其凌驾于其他类似的地方性要素之上，最终具有了全球性，乃至普适性。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性”是一个社会学观念，而“全球化”乃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且隐含了曾经分散在地球上的各种地方性文明为争夺“普世文明”的支配权而展开的斗争。而“全球化”理论往往是为这种获胜的文明或生活方式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辩护：这种胜利不仅由于在这场争夺中拥有的实力而获得正当性，更因为其正当性才取得必然胜利。当这种言词无法说服对方时，人们往往会诉诸枪炮来“证明”。由此，政治与哲学乃至神学始终纠缠在一起，“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经济权”“政治权”和“话语权”、“挨打”“挨饿”和“挨骂”等等，就纠缠在各种力量交织斗争所推动的全球化世界中。

从这个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大航海运动的区别不在于时间先后与规模大小，而是性质不同。前者就意味着“全球性”，表明航海技术已经能够将不同的生活方式连接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向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沿岸推广，从而成为一种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普遍性生活方式或“普世文明”。后者则意味着“全球化”，欧洲人将其文明通过传教、商业、暴力等方式向全球范围扩张、推广，从而取得普遍主义的凌驾性支配地位，它是西方世界崛起之后的“特殊专利”。因此，中国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不是“全球化”，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也不是“全球化”，伊斯兰教在欧美的传播更不能被看作“全球化”，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非但不能被看作全球化，反而被看作“逆全球化”的潮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希望将其生活方式在全球加以推广，从而利用后冷战单极世界优势，缔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至于那些将“全球性”与“全球化”混为一谈从而热烈拥抱全球化的人们，不过是主动或被动地扮演起世界帝国臣民的角色而已。与“全球化”相一致，曾经风靡的“地球是平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用各种力量将整个世界夷平，以便建立起世界帝国。因此，后冷战以来，无论“历史终结”的畅想，还是“文明冲突”的忧思，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实际上共同构成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即用“文明冲突”来推动“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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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主流媒体和学界关于“全球化”“逆全球化”乃至“再全球化”的讨论，以及中美关系“脱钩”与“再挂钩”的争论，往往将“全球化”混同于“全球性”。我们仅仅关注到“全球性”的表面现象，忽略或回避了“全球化”的政治实质：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这些争论和判断往往基于“全球性”来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结论不同既是由于选择关注的现象片段不同，也是由于对历史进程的主观期待有所不同。就像装有一半水的杯子，有人会将其描述为“半杯水”，有人则描述为“半杯空”。悲观主义者看到了中美竞争和“逆全球化”的一面，从而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期待国人不要抱有幻想，扎扎实实做好准备；乐观主义者看到中美合作和全球性发展的历史趋势，认为中美处于“热和平”，期望努力推动中美合作，避免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摆脱经验主义，从历史经验的“全球性”表象深入到对历史内在逻辑的把握，就必须借助哲学思考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规律，把握“全球化”进程中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一种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趋势，围绕推动全球化的政治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思考全球化的动力。

众所周知，在将全球连为一体的大航海时代，海盗、冒险家、封建君主、金融家们是大航海事业最早的推动者，紧随其后的则是教会、教士、商人、企业主等。今天的跨国公司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说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然而，在所谓西方“发现”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诞生了真正的政治主体——现代主权国家。可以说，主权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是欧洲封建领主在这场以殖民掠夺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竞争中的产物，是围绕掠夺殖民地以获得优势权力而展开的长期战争中锻造出的产物。因此，主权国家从一开始就与全球殖民掠夺、商业贸易、金融和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现代“财政—军事国家”的崛起。在此基础上，欧洲建构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社会”。今天的国际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化”进程力量对比关系的思考。

然而，当我们在理论上将“国家”想象为一个独立的决策主体时，似乎假定了这些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主权国家诞生的“全球化”背景，即西方文明凌驾于全球之上成为“普世文明”的历史进程，那么“全球化”的政治主体表面上看是主权国家，实际上是主权国家背后的整个欧洲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因此，亨廷顿将“全球化”的分析单元确定为“文明”，认为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成为“普世文明”，并与其他文明形成“文明冲突”。尽管地球上很多主权国家从属于某种文明形态，但只有文明中的“核心国家”才能领导文明的发展。可见，“全球化”的政治主体表面上是主权国家，实际上是文明及其背后的“核心国家”。这种文明与核心国家的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因此，帝国与文明才是我们理解“全球化”乃至全球秩序的基本分析单元。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的历史其实是帝国扩张与争霸史。如果从帝国和文明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史乃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区域性文明帝国往往以农业或游牧作为基本生存方式，因此帝国财富来源于土地，区域性文明帝国就以领土扩张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蒙古帝国及其后继者的领土扩张心态。然而，随着大航海时代商业贸易建构起了全球经济网络，整个世界被贸易、金融组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以领土扩张和宗教控制为特征的古典帝国形态，向全球经济金融的扩张和控制的新型帝国形态转变。因此，殖民帝国既有古典帝国领土扩张的特征，也更多着眼于建构经济产业链分工体系的新型控制模式。前者属于传统的“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后者就属于现代的“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大英帝国就是古今帝国形态转型的中间形态，它将这种“有形帝国”与“无形帝国”结合起来，构建出第一个世界帝国——“自由贸易的帝国”。在此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了世界帝国体系，彻底抛弃了“有形帝国”形态，在“无形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自由主义利维坦”。而在后冷战的今天，美国以建构“新罗马帝国”为目标，进一步推进世界帝国的建设。可见，“全球化”隐含的政治含义就是推动建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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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历史是西方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进程当然会遭遇到各种反抗，并改变世界帝国的建构和演化。比如，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导致美国放弃殖民地的“有形帝国”方案而全面转向建构“无形帝国”，更多依靠科技优势、金融垄断、文化意识形态来控制世界。由此，世界帝国就变成美国通过科技、经济、金融和文化观念的“全球化”建构起的一个越来越坚固的底层，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底层之上，则建立起法律形式上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

这种世界帝国构造必然形成底层的资本主义与上层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即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试图借助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它。由此世界帝国的历史就成为不同国家争夺对资本主义底层的控制过程。这种争夺往往会发展为世界大战，其结果是最强大的国家才能获得控制权，而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帝国的资本主义底层，从而推动世界帝国形态的演进。

世界帝国之所以从大英帝国向美利坚帝国转移，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英帝国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掌控这个底层的“自由贸易帝国”。美国的世界帝国建设不仅在于大幅度强化对底层资本主义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推动对主权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造，并由此组织其联盟体系，来解决底层资本主义与上层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民族国家争夺对底层资本主义控制权的斗争，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底层的“美国性”与上层民族国家的文明多样性之间的“文明冲突”。只要这个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底座上，只要这个国家是自由开放的民主化国家，那么来自底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包括经济的、金融的、文化传媒甚至军事暴力，就会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这才是民主化缔造“永久和平”的秘密，即弱小的民主化国家必然沦为世界帝国的准殖民地，而强大的民主化国家也最多扮演起世界帝国行省的角色，因为民主化的政府不过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底层势力的资产管理委员会。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帝国对内始终要提防帝国行省的崛起和反叛，对外要镇压不受“全球化”底层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和政权，特别是有可能对这一秩序构成破坏的国家和政权。

从这个角度看，冷战起源于一种“反世界帝国”乃至“逆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经济、金融和文化上完全脱离西方几百年来“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的底层架构，并由此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金融和文化的基础，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彻底斩断了全球经济资本力量对本国政治的控制，从而获得了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并以此来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冷战乃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推动的两种“全球化”乃至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后冷战以来的历史，既是美国通过“全球化”来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世界帝国建构、推动全球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历史。因此，“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是“世界帝国”的单极化建构与“反世界帝国”的多极化建构之间的斗争，以致任何具有“全球性”的重大事件，都会围绕美国推动的世界帝国的“全球化”形成截然分裂的两种立场。

只有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遭遇，才能理解所谓古今中西冲突的深层根源，即中国面对世界帝国扩张的两难：既要在经济底层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希望在政治上层中保持国家主权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避免沦为附庸国或帝国行省的地位。前者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必然，而后者则是几千年文明培育出来的政治自觉。近代中国融入全球底层资本主义的进程恰恰是中国逐步沦为世界帝国附庸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由于“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乃是中国人面对世界帝国体系的一次政治觉醒，如何摆脱全球化底层资本主义带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帝国统治，努力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真正独立平等、团结互助的世界新秩序，成为“五四”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政治意识。这种对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意识反过来推动了国家建设，推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要真正读懂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史这“四史”，还必须读懂作为其底层架座的全球史——尤其是世界帝国史——这“第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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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中国人面对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面临的问题与百年前依然相似，那就是，中国究竟是要将自己改造成为世界帝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帝国的行省或“远东之锚”，还是保持自身的政治自主性、文明自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道路自主性，继续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并在联合国这个全球民主体制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是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控制下的“普世文明”，还是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动“文明复兴”，并在文明复兴的背景下与其他文明展开“文明对话”，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并积极建构全球政治秩序和人类文明秩序。

因此，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理解不能简单地按照国际政治理论的标准范式，将其理解为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竞争。中美竞争的实质是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围绕全球秩序和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走向展开的竞争。是选择以美国为主导的、加剧全球矛盾与冲突的世界帝国体系，还是走向中国基于“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共享繁荣，是未来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面临的关键。

面对今天全球大变局，我们思考的理论工具不能再局限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围绕主权国家建构的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必要恢复“帝国”和“文明”的理论视野，重新考察人类历史上文明帝国的演变、世界帝国起源及其奠定的秩序，重新考察世界帝国的形成如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在“全球性”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历史意义。这无疑是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应有之义。

（《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强世功著，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