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

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 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 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些被访者的关系的呢?

唐德刚： 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 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 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 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