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身边的一名普通警卫员，到抗战时期的战区司令长官、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的戎马一生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他身经百战身不挂彩，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奇迹；晚年回归祖国，更为他一生传奇写下最后一个注脚。
作为卫立煌的幼子，卫道然年幼就跟随南征北战的父亲。1960年父亲病逝后，听从周总理建议，他毅然偕夫人回国。卫道然早年曾是英国远东航空学院的优等生，毕业时就考取了国际职业航空执照。他本可以过优裕生活，但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应的单位安置他，卫道然回国后就在北京市汽修公司，一干就是一辈子。如今，已是七旬有余的卫道然乐天知命地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处略显破旧的小四合院里。
戎马生涯
父亲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字俊如。祖父卫正球是清制下合肥县石塘桥镇“册书”，也就是由他承包本镇每年向清政府上交的田赋，所以还算小康之家。但不久，一场瘟疫夺去了祖父及二伯夫妇生命，加以天灾歉收，家中一贫如洗。大伯卫立炯弃学在合肥县城谋一小差事养家糊口。父亲上不起学堂，只好在邻村的私塾里随老先生读书。
1912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父亲只身来到武汉，想投奔孙中山。父亲在街上偶然发现湖北省办的一所学兵营招生，便进了学兵营。他在这里接受严格训练，为他一生当职业军人打下了基础。毕业后，他南下广州找孙中山先生。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父亲由粤军被推荐到孙中山大本营任警卫。有一次护卫孙中山先生外出回府时，父亲骑的军马突然狂奔将他掀下马来，孙中山先生劝父亲回乡养病。父亲病未痊愈便急忙又赶赴广州，孙中山将他派到许崇智部队，以便他有更佳发展。
父亲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1918年，在闽西一次夜战中，他率百人乘乱直捣敌方指挥部，扭转了所在部队败局，晋升为连长。不久，年仅22岁的他又被提升为营长。因为担心年龄小被别人轻慢，父亲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为此留下了“卫胡子”的绰号。这撮胡子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叛乱平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重登永丰舰，接见护卫他的有功人员并合影，父亲就在其中。此前，孙中山先生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的个人照片，父亲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
1926年7月，升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的父亲率军参加北伐，与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松口激战了6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升任第14师师长。第二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时，父亲率部队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使南京转危为安，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但战功赫赫的父亲只被何应钦委任为第九军副军长。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何应钦到访，他也拒不出见，从此与何应钦结怨。当时黄埔军校刚建立，黄埔军人羽翼未丰，能当军师长的，如刘峙、顾祝同等，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父亲始终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他其实是吃了“资历”的亏。
飞黄腾达
1928年，父亲到北平参加陆军大学校“特别将官班”第一期进修。父母先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安家，房东叫庄惕生，是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1955年父亲回国后，庄惕生还带着夫人及庄则栋到东单麻线胡同拜访父亲。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5个师又7个旅约30万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军自前几次战役失利后，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这一次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官，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附近的冯秀驿遭遇红军主力，僵持数日后，红军转移。父亲率部随即进入金寨镇，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红军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当年往事，说自己再坚持5分钟结果就不一样。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来电让父亲去西安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父亲和一群高级将领住在西京饭店。12月11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西安的这些高级将领。父亲他们谁也没料到，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士兵包围了西京饭店，让所有将领到大厅集中，企图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被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去世。父亲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大厅里。
当时，这些将领的卫队住在另一个大院子里。随父亲去西安的一个卫队成员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们听到枪声，不知出了何事，只知城里已戒严。第二天，杨虎城的部队来缴械，大家坚决不从，双方都拔出枪，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卫队长赶过来从中调和，他说：我们都是军人，要打就一起打日本，不能自己先打起来。他拿了个木箱，让大家把武器都放在木箱里说：“你们的安全我们负责，但你们不能出去。”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首先释放4位将领，其中包括父亲，张学良看后立即同意，可能是他也知道父亲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加之平时与父亲私交也不错。父亲与蒋介石很早就相识于广东，他们都是孙中山身边的人。蒋介石当年从日本回国时，还特地指定在父亲部队所在的南京浦口下船，说明那时他俩关系还比较密切。蒋介石一生用人有三大原则：先黄埔门生，后浙江同乡，最后才是亲信嫡系。父亲一不是黄埔出身，二不是浙江人，他是凭着战绩出来的。
父亲与蒋介石关系较好的另外一层原因也应归于我母亲。父亲当年驻军镇江时，结识了我母亲朱韵珩。母亲当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因为父亲部队干扰了学校秩序，前来找父亲交涉，没想到彼此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底，父亲与母亲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恰逢蒋介石与宋美龄也在上海成婚。母亲与宋美龄同为留美人士，都信基督教，共同语言很多，因此结下良好关系。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都用英文，见面对话也中英文互用。我们小时候也跟着母亲去庐山避暑，和宋美龄住的别墅很近，宋美龄让保姆带我和姐姐去她那儿。宋美龄的别墅前有宪兵站岗，我们把母亲写的便条递进去，不多会儿，就有人出来接我们。见了面，宋美龄还拿糖给我和姐姐吃。
父母结婚后的10年，也正是他事业最飞黄腾达的时期。
国共合作中的父亲
抗战开始后，父亲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驻军石家庄一带。他奉命率部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丰台一带与日军先头部队第45联队遭遇，日军主力近在丰台附近，1937年8月9日到9月10日间，父亲指挥他所率各部，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大挫日军锐气。他的名字因此而在日军阵营中传开，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日清司视父亲为“支那虎将”。
1937年10月，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军第5师团，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倾全力向山西忻口发起猛攻。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父亲率部驰援。中国守军浴血奋战，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为争夺204高地，日军组织多次冲锋，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短短1天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其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壮烈牺牲，是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忻口战役历时1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我还记得在餐桌上听父亲和他的参谋长以及周围士兵们讲述，英勇的年轻士兵将捆好的手榴弹或炸药包送到日军坦克的履带上，手和腿却被炸断、炸飞。
1938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阻击日军。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八路军被整编为第18集团军，他们的活动区正好与父亲同属一个战区，因而互有来往，关系非常好。父亲指挥的我军主力在中条山布防，而处于敌后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则不断破坏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堵截日军军用补给。正因为国共两军密切配合，日军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守就是4年。
父亲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首先应归因于朱德。父亲与朱德初次见面是1938年1月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两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见朱德衣着朴素，面目慈祥，父亲对朱德颇有好感。
1938年春节，父亲率属下几名高级将领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司令部拜年，朱德总司令率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了一些文艺节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4月，父亲还亲自到延安参观，中共方面举行了一个盛大晚会，毛泽东亲自陪他走进会场。父亲没想到共产党会用这么重的礼节。父亲发表了即席讲话后，乘车去二十里堡，慰问受伤养病的115师师长林彪。当时看望受伤将领的习惯是送钱，父亲知道八路军穷，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当慰问金送了出去。回西安的第二天，父亲又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批给18集团军一批步枪和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
1938年8月，朱德一行从山西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顺路拜访了父亲。父亲与朱德单独谈了两整天，离别时朱德送给父亲两匹俘获的日军枣红色大洋马，父亲很喜欢。而父亲则赠送给朱德一支珍品新式手枪和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钢笔。父亲后来还邀朱德到洛阳小住。那时我也在洛阳，朱老总来的时候我在旁边。看到康克清这么瘦弱身上竟然斜挎盒子枪，我觉得特别新鲜。见朱德与随行人员都穿土布军装，父亲还让裁缝给每人缝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灰色军装，连警卫连也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
1938年底，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对抗日部队重新部署，父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兼任河南省主席，41岁的父亲身兼军政要职。林伯渠当时在西安工作，他写信给父亲说：先生保卫黄河，黄河保卫华北。
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父亲与蒋介石之间已渐渐有了裂痕。因为父亲与八路军合作得比较好，向蒋介石告父亲“通共、容共”的密报也从未中断过。蒋介石一直认为，一战区中共势力发展太快，对父亲不满；国民党嫡系部队朱怀冰一个军被彭德怀消灭在父亲防区里，蒋认为父亲应该负责。蒋介石还曾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第一战区调查父亲“通共、容共”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更加重了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1942年除夕，蒋介石邀请诸将领到黄山官邸吃饭；当晚正好宋庆龄探望宋蔼龄，孔祥熙也邀请父亲到孔府参加宴会。父亲致电侍从室，推说有感冒，当晚去了孔府。但侍从室秘书长贺耀祖忘了告诉蒋，饭桌上，蒋见父亲不出现，便问：“俊如怎么不来？”后来知道父亲实际上是去了宋庆龄处，更是大为恼火。蒋介石迷信13是不祥之数，父亲不来正好是13人，最后拉来一位秘书，充上14人。
后来蒋介石找了个借口，不让父亲兼任河南省主席，随后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更攻击父亲袒护八路军，蒋介石将父亲的司令长官职务与西安办公室主任蒋鼎文对调。我们还在洛阳，第二天就知道了蒋介石不高兴的事。我虽然很小，但也知道父亲被明升暗降之事。一个月后，父亲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父亲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一位前清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远征滇缅
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遭受重大挫折。其中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一个万人甲种师，撤退回国不足3000人；第6军、第66军被彻底打垮，各师撤退回国时，损失八成。孙立人曾建议杜聿明率部撤退至印度，而杜聿明则听从蒋介石命令，准备突围回国，中途遭日军猛烈攻击，部队被拦腰切断，闯入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转了3个月，最终还是退到印度的孙立人派部队把奄奄一息的杜聿明救了出来。2万人剩余不足2000人。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父亲又被再度起用。1943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生病的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及相关支持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
此前，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杜聿明、陈诚都与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关系不好。父亲则很注意处理与史迪威的关系。他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按照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父亲还恳请美军为中国军队培训了500多名军医，为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请了大批美国军医随军服务。此外，父亲还命令部队反复进行战前的渡江演练，以至远征军在后来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过程中，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史迪威在其回忆录里称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父亲认真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严密的反攻作战方案。他下令：从1944年5月11日起，部队使用橡皮艇、竹筏、汽油桶等渡江工具，分几路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动进攻，由此揭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
松山之战，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松山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塞，日军在这里修筑了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扼要坚守。日军的战后资料说，松山工事是日军由日本国内调工程师专门设计的，中国要用10万人才可攻克。中国远征军自6月1日起从正面仰攻松山，但经一个多月的强攻无法攻陷，攻山任务最终落到了由父亲直接指挥的第8军身上。因日军工事过于坚固，在多次使用飞机重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死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的情况下，父亲让部队改用坑道作业，从日军碉堡下方150米处开凿两条直达山顶的爆破隧道，填塞3吨TNT炸药，摧毁了日军建造在松山主峰上的坚固工事，于9月7日成功收复松山，而中方为此却牺牲8000余人。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军连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父亲立刻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于11月3日夺回龙陵。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猛育胜利会师。为庆祝会师，宋子文、何应钦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都从重庆赶来庆贺。中国驻印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称父亲为“101胜将军”，意思是“百战百胜”都不足以表彰父亲的战功。会师后，中印公路通车；两个月后，中印输油管通油。日本用6年形成的封锁我国的包围圈被打破。1945年4月，功勋卓著的父亲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用较大篇幅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父亲为“常胜将军卫立煌”。我记得和姐姐在家里还很自豪地看了这期杂志。
回归
1948年11月，父亲乘专机到了葫芦岛，杜聿明在机场接他。住了两天后，蒋介石来电报，让他回北平待命。父亲当时还未意识到会有什么麻烦。他认为，整个辽沈战役都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他未发出过一道作战命令，这是将领们都知道的。
当日父亲即乘专机回北平，我去机场接他。父亲和随员几十口人，借住在孙连仲的一所房子里。不久，蒋介石在报上发表对父亲撤职查办的军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但也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父亲一下子职务全无。在北平住了些日子，见毫无动静，他决定到广州去暂避一下。1948年12月中旬，父亲包了一架专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到广州。入住酒店时是以我的名义登记的，父亲带着随从40多人包了爱琼大酒店的两层。身边的老随员觉得广州是边界，留在广州不是长远之计，但又不敢直说，于是让我跟父亲谈。父亲说：我要是走得急了，他（指蒋介石）说我逃跑；我非要在这儿待上5天，他不管我，我就自己走。
其实蒋介石也早就知道父亲的行踪。5天后，广州保安司令来访，称总统有事要见，让父亲速回南京。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广州，他和韩夫人带着少量随员飞南京。在那里，一个班的特务们住在里面，外面有一个排的宪兵，父亲不能随便出去会客，实际上是软禁状态。
1948年12月25日，中共电台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父亲位列第13位。这也使国民党一些人怀疑父亲“通共”的说法不攻自破。不久，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对外宣称要释放政治犯。大哥立即去找程思远，我以前和程思远的女儿恋爱过，程思远和父亲算是准亲家。程思远马上带大哥去找李宗仁，李宗仁一句未问，写了个字条，让宪兵先撤走。大哥问那些特务怎么办？李宗仁说他管不了特务，但可以找管他们的警备司令通报一下，后来这些人都撤走了。李宗仁回国后还热衷于谈及此事。
1949年春节，父亲和韩夫人从南京坐汽车到上海，在那里登上英国轮船到达香港，我们一家人在香港会合。那时大哥在国内，二哥在美国留学。我和二姐，陪着父亲与韩夫人，还有一些随员，我们很低调地生活在香港。
父亲初到香港，先是用假姓名住在旅馆，后来租住在韩夫人一亲戚的楼房里。1949年9月，父亲的老朋友杨杰到香港来看望他，却在旅馆里被特务刺杀。父亲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更深居简出。
不久，香港出版了《金陵春梦》，书中写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真真假假的事，署名“唐人”，有人猜测是父亲写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卫立煌口述”，因为有一个时期父亲曾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父亲其实与此事毫无关系。但他嘱咐我们多加小心，别辩白，越辩越坏。有时他偶尔与家人外出，被人认出来：“那不是卫立煌吗？”他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听见，千万别回头。
在此期间，国共两条线都在争取父亲。蒋介石几次派父亲的旧部从台湾来看他，希望他到台湾定居。据那边传来信息，蒋一口咬定不知道软禁父亲之事。有朋友对父亲说，他到香港是蒋介石点头同意的，父亲不太同意这一点。
中共方面，也一直通过张治中在争取父亲，不希望父亲到台湾去。张治中与父亲是同乡，两家人在一起，说话口音完全一样；二哥卫道煦与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结婚，所以关系很融洽。
当时在香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一共44人，包括龙云等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并不在这份名单上，找不到他可能是原因之一。父亲到达香港后，一直以假姓名住在旅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很奇怪的是，名单后来还有一个小括号，特别注明“卫立煌除外”。父亲问了很多人，但没人知道是谁操作的。我后来听说，国民党12位元老级人物联名写信劝蒋：不能让卫立煌再流落在外，否则一定让共产党统战了。蒋介石批示：同意，让陈诚去办。但陈诚对此事好像并不积极。他只是派些老部下来游说父亲，但父亲不买他的账，态度冷淡。
我想，在父亲回归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没有他发话，谁也无法办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关系就比较好。具体操作此事的是周恩来，后来有回忆录记载，他坐在办公室亲自指挥此事。
1955年3月，父亲与母亲韩权华自香港经澳门悄然抵达广州，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等前往迎接。据说父亲在回大陆的前国民党官员中，是兵权最大、职位最高的人。他的归来当年引起很大轰动。不久，毛泽东亲自接见父亲并留晚餐。他对父亲说：“先生返国，甚表欢迎。”6月，父亲和韩夫人由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还亲自来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当年“十一”，父亲还参加了国庆大典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也是父亲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59年冬天，父亲旧病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那时，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父亲溘然长逝，结束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我想，“爱国将领”，也是对父亲一生的最高评价。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