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即便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地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短短七年，要用近乎七十年的时间来回忆，来讲述。
父亲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4、5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们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笑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七十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内山完造这个人物的把握，内山完造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样，总是点头哈腰的；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
萧军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他非常爽朗，一个东北大汉，没什么心计，说话脱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里去。电影《鲁迅》里就有这样的镜头，萧红在他身后老拽着他衣服不让他乱说，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父亲与母亲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作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份。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份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作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东西，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而经常是点着了放在那儿烧，既然烧，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注：鲁迅的母亲与其元配夫人朱安一直生活在北京)。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作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作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你是不是故意贬低朱安？!他们不知道那些信确实是别人代写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也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到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像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的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不理不睬；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周氏三兄弟的关系
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一个悲剧，某些鲁迅研究者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媳沐浴导致的失和。但据当时住在八道湾的的房客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人是无法靠近的。当时情况究竟如何，我没有发言权，个中原因也许永远是个谜。
但我觉得导致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性格问题。周作人性格软弱，被他的妻子左右，他也不能脱离他自己的优越的生活环境——那时，周作人家里有厨子、保镖、车夫、佣人，他还没作汉奸的时候，人家劝他到南方去，他说家口在这，他不愿意走，他不愿意离开他的天地。
1948年，我随母亲到北京，某个冬天下午，章川岛先生问我是否要到八道湾看一下。我从小就听说八道湾，心里也早有种亲切和向往，于是跟着他去了。走进里院，只觉得空空荡荡，很寂静，西北角一个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晒太阳。她把章先生喊过去，大概询问来者是谁。只看到章先生礼貌地回答几句后，老太太突然站起来对我破口大骂，汉语之后又换了日语。章先生赶忙把我拉到外院，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自此，我再没见过她，八道湾房产也在解放后被我们捐给国家。我跟周作人的后代一点联系也没有。
周作人夫妇一直不承认我和我母亲，他们自始至终对母亲是蔑视的态度，认为她是作“小”的，我不是周家正统的人；周建人也很早被赶出周作人的家里，在上海作小职员，我父亲写信给蔡元培，让他介绍工作，周建人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一个夫人，原来的那个妻子（注：羽太信子的妹妹）和他早属于无效婚姻，周建人到了上海还几次写信要她过来跟他生活，但姐姐不让她去，一直把她留在周作人家，等于作他们家的高级保姆，这个姐妹俩也在北京先后去世。
现在想起来，祖母对父亲还是偏爱的，周作人无论多么风光，她没有住在周作人家里，哪怕是大儿子不在、在上海，她还愿住在大儿子家，朱安陪着她，说明她和周作人的关系非常冷却。羽太信子把鲁迅赶走，把周建人赶走，把房契也改了，想独霸一方。她又诅咒鲁迅是断子绝孙，出这本“大相簿”，实际上也是回复很多人，告诉他们，鲁迅的后人生活得很好!
身为鲁迅之子
说来奇怪，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
也许是那一段时间健康欠佳的父亲给我的心理暗示？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每天我从三楼上下来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听一会他的鼻息。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冲下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一样安祥，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以前我不知道父亲是个那么有影响的人，如果有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父亲去世，很多人把他从家里抬出来，送到万国殡仪馆，后来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葬礼。从这个葬礼当中，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地位和影响。父亲墓碑上的字是母亲让我写的，她后来说别人写都不合适，她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谁写对谁都是一辈子的影响，她不期望别人来写。实际上是更多的为了对方的安全。
还有几个月，是父亲去世70周年纪念，而我也马上就77岁了。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但很多时候，大家更是冲着“鲁迅的儿子”来的，而很多情况下我也身不由己，耗了很多时间、精力；可是如果不去，人家觉得不给面子，有时我也很苦恼。
这两年我在维护“鲁迅”版权上也出了不少头。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是被枪打的那个出头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如果多年以后，我们的版权、肖像权意识能因此而有所进步，我觉得我付出被别人议论的代价是值得的。我和母亲的宗旨一向是，如果你好好纪念鲁迅，维护鲁迅，研究鲁迅，我们愿意将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无偿地分享。
我早已意识到，鲁迅是世界的，父亲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他的所有日记都一字未改地发表。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希望大家不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那才是一个完整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