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其个人的职业、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区分，大致可分为四类：（1）.实际掌握、控制国家和社会权力的知识分子，如市长、镇长等，可称为权力型知识分子；（2）.在人文学科，主要是在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领域里从事专职的思想发展与传播的知识分子，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作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与当代的政治路线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基本合拍，他们是当代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基本特征是为所处时代呐喊助威，这一类可称为帮衬型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帮衬型，是说国家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非由他们主导形成，他们帮助权力型知识分子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3）.独立思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且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可称为边缘型知识分子；（4）.从事理工科专业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工程师、医生、会计师等等。当然，他们也有对经济和社会的看法和认识，但毕竟他们的专职工作属于理工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小，这一类可称为专业型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主要由高层权力性知识分子定原则和基调，形成骨架；帮衬型知识分子使其变的丰满和有血有肉。这两类知识分子相互依靠、相互支持，他们都是所处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大致相同的目标。在中国历史上，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意识形态必须为这种皇权专制服务，帮衬型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为封建统治寻找理论依据、传播正统的思想，为统治政策、思想提供诠释。他们是一种主从关系，典型的形象如封建社会中的县太爷与师爷的关系，县太爷坐者定原则拿大主意、师爷在一旁站着出谋划策使县太爷的目的得以实现。至于师爷对县太爷的目的是否同意认可，这无关紧要，关键是按主子的意思行事。

秦始皇崇尚严刑峻法，法家知识分子就变的吃香起来，商鞅得道而儒生被坑，到了汉朝以后，儒家文化更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于是便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生的地位得以提高，各级官吏大多由儒生担任。这种主从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主导型社会需要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社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由官方主导形成，其原则、框架均由官方确定，帮衬型知识分子则使其丰满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实践中，主导思想是掌握实际权力的知识分子来确定，帮衬型知识分子则充当配角为其呐喊助威，使主导方针具体化而细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帮衬型知识分子自己也在这种唱配角的过程中获得利益而成为既得利益者。

诚然，如果帮衬型知识分子在其内心深处与权力型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致，倒也无伤大雅，一唱一和也属和谐。问题是如果观念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重大差异，又要为其呐喊助威，这使人很容易想起封建社会的师爷。师爷从县太爷处拿工资领福利，如果不按县太爷的意思出谋划策，县太爷要你这个师爷何用？更为悲惨的是，如果不当这个师爷，师爷去那里领工资福利？如何养家糊口？马克思总结说经济是基础，师爷首先不能从经济上独立于县太爷而生存，就只能是县太爷的依附品，另外还有政治因素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个“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框架和原则。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活动如此活跃？从政治上说，奴隶制正处于瓦解中，包括国家权力的瓦解和意识形态的瓦解。天下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必须服从的中央，国家的话语权失去控制，而独立的诸侯各国也是朝不保夕，开明的主子也就顾不上自己的脸面和尊严而执意要自己定原则拿大主意，为了保持、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也就只好屈尊于自己的谋士们，倾听其主张，“师爷”们也就尽其所能而发挥，甚至讥讽、训斥主子。孟子就曾经讥讽梁惠王“五十步笑百步”，而梁惠王居然不生气且仍然求教于孟子。于是乎，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心底里流露出知识和信仰，各种主张、思潮喷涌而出，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脱颖而出，他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基石。原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有头脑和富有创造性的，只要不屈尊于主子，也能如此光辉的创造一番。但遗憾的是我们绝不可以为了给知识分子们创造一个独立思考的环境而千国林立。

有人提出要靠科学和民主来解决知识分子的行为，使其回到真的道路。科学、民主固然重要，但经济是基础，要不要看直接发工资福利和决定其升迁的人的脸色是知识分子能否独立思考的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骂总统可以，但骂老板大约是要倒霉的，因为总统不直接决定是否发工资以及工资的数额大小，而老板是决定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他是不可以得罪的。当然，如果总统是老板，则另当别论。

帮衬型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合拍”，其背后的根源是当权者是帮衬型知识分子的老板，员工忠实于老板，自然而现实的真理。于是乎，当政府前脚在四川灾区讲稳定，后脚就有著名作家哭劝灾民不要请愿，更有作家兼领导的则迫不及待的开始歌功颂德，代表死去的亡灵说做鬼也幸福！感恩戴德。帮衬者们极擅长化悲痛为力量、变坏事为好事、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套，用这一套为统治者营造歌舞平升、四海一统、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理由，也是他们获得利益所必须的。帮衬型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帮衬，决定了不是余作家就是李作家，不是王作家就是张作家，断然不会有缺失。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历来就不独立，被比喻为附在皮上的毛，与主子是一种主从关系。帮衬型知识分子是已经附在皮上的毛，能够通过附属而获得利益，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尚未附上皮而正在为此不懈的努力奋斗着，所以帮衬型总是人才济济且后继有人。如此，中国的意识形态在权力型知识分子的主导下，他们为统治的需要决定原则框架，帮衬型知识分子在大方向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为其添砖加瓦，他们共同垄断了话语权，边缘化知识分子则无地位。如此，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只能是为统治的需要而非为真、为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而形成。

意识形态理性而健康成长发展的前提基础一是“真”，一是相对独立的思考。帮衬型——既得利益的特征，决定了师爷即使与县太爷在内心深处的原则不一致，但他们也要从帮衬中获得利益，只能是与主子保持一致而别无选择，久而久之，也就在内心深处一致了，毕竟长期的矛盾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于权力型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维持其统治，自然要选择与维护统治相匹配适宜的意识形态。这是维持统治的基础性需要，但其是否合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就可能被搁置起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不能让他们的权力固定下来而成为万世不变的统治者，如果让他们时时感到“朝不保夕”，他们就会选择顺应时代潮流，选择最佳的方式管理社会公共事物而非固执己见。对帮衬型知识分子来说，解决的办法是让他们远离直接的利益来源。

孔子一生穷困潦倒周游列国而创立儒学，儒学在与其他学说的竞争中不断充实的发展着，而儒家文化从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后被教条化而僵化，以至于儒家文化发展到近代社会时不能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儒家的传播者们也同时是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获得一般的利益（与其他群体相当），他们更重要的是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获得“超额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儒家正统的主导地位而非为了发展儒学，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格局不变，儒家文化就不需要本质性的发展和改变。这使得儒家文化固步自封而僵化，失去生命力。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独立？以高尚全、厉以宁、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为改革呐喊助威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获益颇多，由一个普通的高级知识分子成为著名的改革人物。他们的观点也可能是他们自身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其成为既得利益者是否也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趋向和思维活动？按照陈行之先生的说法：文化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表现”既是为其合法性存在提供支持的动力，又是向社会攫精神和物质利益的手段，因此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行之先生对建国后的既得利益文化集团（本文中的帮衬型知识分子）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的行为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他认为：1957年以后，这个集团基本上具备了切实的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只活跃的、随时可以供权力驱使的力量。[1]

思想只有保持真和独立，才有可能发出真理的光芒。不幸的是，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里，这两者都很难作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真是幸运，他们不必固定依靠于某一个固定的主子，“君择臣、臣也择君”，主子有很多，他们尽可以挑选能够采纳他们主张的主子。而到秦始皇以后，天下一统，知识分子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如果想被重用，只能选择与主子“合拍”，否则只能去做隐士，而做隐士也是需要吃饭穿衣住宿的，对“肩不能挑、手不能拿”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去做隐士，况且隐士的清贫也不能使大多数人心甘情愿。于是乎，知识分子们开始迎合统治者而期望被重用，“学而优则仕”，“仕”的利益最大，不能出“仕”，退而求其次，做“师爷”也不错。不论是“仕”还是“师爷”与主子保持原则一致是大前提和基础。尽管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敢于独立思考和行事，但他们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这些知识分子是少而有少，他们的命运也使一般知识分子很难选择步其后尘。

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中国在近代以后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归根结底是思维方式的落后，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落后、缺陷和不适宜时代的发展所造成。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争论了三十年，至今也没有争论明白，改革究竟应走向何方？如果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对“真”的追求，改革也只能是永远的争论、永远的不明白。”

参考文献：

[1]陈行之：《知识分子、文化利益集团及其他》，天益网，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