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萧功秦教授来谈中国100年来的六次政治选择的机会。大家对这个课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又一次选择的机会，总结过去有什么经验教训对我们这次选择会有很重大的意义。下面先请萧教授做主题讲演，接下来会有一个小时的讨论发言时间。
萧功秦：今天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六次政治选择》，谈的是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每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和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当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长青的学问。我们这个民族正在面临一个新的现代化挑战时期，自然我们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人来说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时代需要现代化的历史。
应该说，近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之间的这20年，中国人还没有醒过来，中国人真正醒过来是从洋务运动中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开始的。从洋务运动到今天140多年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就需要现代化的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能使中国人适应现代化的那种挑战呢？有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条件的制约下，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政治载体，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次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第三，就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他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政治选择。所谓的政治选择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政治选择前后相继，就形成了一部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史。大体上中国可以说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现在，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就是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虽然它是失败的。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3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全能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进行分类，我认为它是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这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可以以六个人的名字为代表。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而这六个人恰恰是中国这140年来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最重要影响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给中国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我就对这六次选择逐一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评价，并通过这个评价想对我们当前的政治选择做一个历史的定位，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第一次选择，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开明专制化呢？从逻辑上可以很简单的引申出这么一点，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只有向西方文明仿效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能力，这种仿效的过程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精英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既定目标。那么只要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一旦开始，那就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开明专制化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官僚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威廉二世到明治天皇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历史实例。
首先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他们是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干扰，用功效和实例，用效果、用成效、用实效来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教条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虽然他们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从仿效西方的过程中获得了成效才能打败西方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世俗理性的觉醒。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教条和信仰来进行统治的国家，他的世俗理性的觉醒大概不是什么启蒙意识，最早就是功效理性，就像我们在邓小平新政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用功效理性来取代了信仰理性，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如此。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他们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这是蒋廷黼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一个非常精采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开始你是想要仿效西方的军事器械，你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你要发展军事工业你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你就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向现代化迈进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只有在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渐的针对性跟进，而在发生问题，制度没有跟进以前就一定会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腐败程度不比洋务运动时更少，甚至在有些地方可能更严重。洋务运动的低效率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要集中大量的资源来致力于迅速达到某一个现实的目标，你就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的资源有效配置是在几百年里，在一个微观合理的竞争过程当中逐渐的磨合起来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如果给洋务运动一个无限长的时间，50年，100年……这种状态可以逐渐的走向开明专制化。虽然开明专制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实际上洋务运动的时间不是由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日本人来决定的。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经过了二三十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洋务运动作为一种模式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就已经过去了。然后进入了戊戌变法阶段。
戊戌变法是开明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突然进入了政治中心，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改革精神，有着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当过官，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焦虑型的激进型当中，他们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改革的上谕，所有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甚至说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他们要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来推动中国的开明专制化。这样他们一定会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顽固的守旧派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温和的改革派三者联合起来对抗激进的改革派。这里的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指得是两个人，慈禧和荣禄。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对这两个人进行具体分析了。所以就形成了相当孤立的状态。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确没有任何的经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当过官，他们在边缘状态获得了外部的一些支持，正是他们对外部支持相对有限的了解能够使他们鹤立鸡群，从而赢得了年轻皇帝的信任。然而当他们获得了一些信任以后，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任何经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要求全国人都穿西装。我们现在都有很多人穿不上西装，100多年前他要求都穿西装。因为日本人就是穿西装的，日本人因为穿了西装精神焕发所以改革成功了。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改革机会是被中国那种书生型的政治家所获得，为什么是由他们来主导这次改革运动？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两难性的问题。正是这个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的精英有序的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的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染、干预。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内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然后来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这一场清末新政运动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从它的广泛性上它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而且它是在全国铺开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在沿海沿江进行的。从时间上说它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3个月。它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全面的重要影响。
那么这场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这里边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首先，新政是在统治者的权威急剧流失以后，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的情况下才进行的。这就使得受到权威危机压力的统治者想通过急剧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危机。但是由于他的改革难度、幅度太大，他的权威又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难度、幅度的改革，所以就形成了改革过程当中越来越大的不满和脱序状态。而这种脱序状态所引起的不满又使得他进一步陷入更深的危机感当中，因此要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另外第二个因素，根据我对清末新政八九年的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清末新政改革的战略是错误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得士绅阶层、官僚阶层当中形成了一种立宪思潮，立宪思潮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当中一种非常进步的思潮。但是立宪思潮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明在当时，现代化的初期需要一个开明的权威主导的权威来推行改革的时候，权力却被分散到了地方，实际上它造成的结果是权力一旦到了地方以后，中央和各省政府的权力提前被各省的士绅挖掉了，中央政府毫无权威，使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包括谘议局的既得利益者所排斥，而地方的谘议局又被激进的士绅阶层所把握，他们提出了很多超越当时实际情况的要求。当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形成了全社会的挫折感。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也就是说清末新政没有实现，碰到的第一个关口就是权威参与危机，而这个权威参与危机使他超前的进行了立宪改革。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根本不是立宪改革，日本实际上是一个以立宪为口号和幌子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在明治维新二三十年以后才进入了立宪时期。所以日本的政治学家清夫信三郎一语道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本质，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是属于一种类型，它的实质是增加天皇和中央的权威。它以立宪作为一个符号，实质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化的过程。而中国却以为要现代化就要立宪，立宪就要学英国的真立宪，那就是民立宪法。到后来地方士绅的权力强大到什么地步？地方知一级强大到他可以弹劾都督、总督。而都督、总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只能站在地方的立场来对抗中央。这样就使得权威危机雪上加霜。再加上1908年慈禧太后死掉以后，统治者内部出现了权威的真空，整个清末新政最大的失败实际上是权威的真空。
总而言之，开明专制化运动在中国是失败的。它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30年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7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谈第二次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也就是说西方最发达的民主政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的人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强烈的认同，强烈的共识，就是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民主政治就像一件雨衣一样，穿在你身上可以避雨，穿在我身上同样可以避雨，很方便。这一点很明显的表现在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会议上的演说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国推翻专制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开明专制化呢，还是民主政治？这就好比现在铁路造好了要用火车头，到底是用人家发明的老火车头呢，还是用人家发明的新火车头？当然是新火车头。新火车头发明要好几年，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既然要流血就干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了。”这就是孙中山的观点，当时的政治精英基本上也是这种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伏尔泰当年说的一句名言：“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个省要想聚合起来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这样中国就自然走上了一条民主共和的道路。结果一下子形成了多党制，形成了300多个政党，政党多如牛毛，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党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有一个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开国会时，各省的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就在那里象摆测字摊一样，当时就是想把人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住，给他好处，那种拉客的状态就像上海妓女拉客人一样。那些人先到共和党招待所得到好处，然后再到别的招待所住又得到好处，再到第三家、第四家招待所……最后投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态。当然这就失败了。然后就是袁世凯总统独裁，通过两次内阁危机。最近的卢武铉内阁危机，反对党对他进行弹劾，然后引起非常大的震动。这非常像袁世凯的第二次内阁危机，就是陆征祥内阁危机。陆征祥本身是个外交家，已经通知他做内阁了，而且给了他20分钟讲话，请他谈谈自己的观点。陆征祥以为就是随便谈谈家常，结果引起了反感，所以把他提的6个部长全部否定掉了，一个都不要。后来在民间都引起了愤怒。这个愤怒就像卢武铉被否定以后民间的那种愤怒状态。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亚非国家在民主革命以后，他们首先建立的政权都是这种具有浪漫主义的议会民主政体。然而几乎在两年里边都遭到了失败，都被强人取代，形成了强人政治。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在一个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安放在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者之间无法达到整合。西方议会民主是在西方长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比如说多党制需要游戏规则的遵守意识，但是游戏规则必须要有法制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又需要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的议会政治根本没有这些环节的支持。其实严复对这个问题看的最深刻，100多年以前严复已经深刻的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处，他说：“变甲必先变乙，变乙必先变丙，如此叠相循环，以至循环往复。”严复举了个例子，说中国人是一头牛，看到马跑得快，然后就把马蹄装到自己的牛腿上来，然后发现马蹄装在牛腿上还是跑不快，于是发现马蹄是需要马的骨骼的支撑，然后把马的骨骼装到牛身上还是跑不快，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神经系统支撑，后来人们发现除非是一头牛突然全部同时变成一匹马，否则它不可能像马一样跑得快。所以我说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单方面移植某一个系统它不能存活，它缺乏其他方面有机的支持。全面移植也不可能，全面移植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
第三次选择，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袁世凯在解散国会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者，他在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1914年到1916年这两年里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以11%的速度增加，所以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在中国翻译了一本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写的书，名字就叫《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写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把袁世凯这个政治模式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四个条件，在后发展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对议会政治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首先它是后发展国家的，其次是对议会政治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同时它具有军事强人的政治资源来作为权威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综合理解，权威制不是简单的铁腕，而是一种家长制，它的权力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民主以外的方式获得的。而这种权威主义可以说在第三世界具有一种普遍性。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权威主义者，然后像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它是对朴正熙以前的3年的浪漫意义政治的反动，苏哈托是对苏加诺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动，皮诺切特是对阿连德的反动等等。只要有权威主义，它之前一定有一种民主政治造成的无序状态。这种权威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只要是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了政治的稳定，这种政治稳定一定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形成了新的人际结构，多元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整合关系都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这种讨价还价的关系就是契约型的关系。而这种契约型的关系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崇高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虽然他可能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严复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却给予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一个高度的赞扬。我本人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是从严复的这一句话开始的。严复在对他的学生熊纯儒的信中说到：“尽管袁世凯解散了国会这件事与约法不合，然而这件事是袁世凯一生中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最成功的一件事。”因为国会除了捣蛋不会干其他事情，不如干脆把他们解散掉，一解散事情全部都解决了，西藏的问题，外蒙古的问题，六国贷款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否则反对派一定会投反对票，到最后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严复最后还加了一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是拿破仑，是克伦威尔。”他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克伦威尔。
然而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内部的结构是庇护网关系，就是恩主被保护人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更简单地说有点像朋党关系。这种关系来维持统治秩序是相当脆弱的，一旦强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庇护网就没有了效忠的对象，彼此之间就会打起来。也就是说它的内部结构缺乏政党制度，用意识形态来作为组织内部的凝聚因素。其次，袁世凯本人有非常强烈的想当皇帝的愿望，他的现代化意识非常脆弱。这样一旦袁世凯要当皇帝，他的权威就受到损失。但是这时如果把当皇帝的愿望收起来，问题也不大，他可以继续做终身总统，可惜他又死掉了。于是很快就陷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混战时期。后来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时期。
北洋军阀在我看来是权威主义的一种退化形态。中国社会20世纪的全面危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第四次选择，就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北洋军政时期所产生的社会无序状态，或者说全面危机状态促使孙中山开始进行政治反省。他意识到需要由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而要实现强势的政府就要把原来的作为议会竞争型的政党改造为组织型的政党，按照苏联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了1923年的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也意识到个人权威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在中华国民党内部要按手印，要效忠，我们当然认为他这个思想很保守、很幼稚，但是他是很朴实的认识到了他的个人权威的重要性。
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6期的子弟兵成为他的军事基础。这样他是以军事强人的方式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且作为一个领袖来推行他的现代化。从第二期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来说，和袁世凯的第一期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袁世凯只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是通过列宁主义的方式来动员起来的，是有一种军队的命令方式的，它有一种社会的动员能力，它用三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凝聚基础，作为它本人的合法性的基础，它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凝聚力。
然而国民党的这个模式到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内部结构原来已经渗透了大量庇护网的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的那种关系，上下属之间还是存在很强烈的宗法结构，彼此之间称兄道弟。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在北伐期间，是通过大量收编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的。北伐初期国民党军队是10万人，但是两年不到就扩充到了40万人，所有扩充的人都是收编的军阀的军队，他打到南京以后他内部大部分人都已经是旧军阀的军队了。过了南京以后他又是采取和北方军阀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获得了他对全国的统一。这是一种交换，北方军阀承认南京政府，作为交换条件南京中央政府承认他们各地的既得利益。这种统一实际上是一种凑合，军阀文化很多最坏的方面都渗透到了国民党体制里边，使它的内部结构带有一种相当的权力个人化的倾向。这种结构并不是说不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它还是能够有序的进行，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没有共产党的出现，它大概也会通过清党运动逐渐的改变这种境况。也许有这种可能，当然也可能不会这样。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全面的危机它无法应付，它这样一种具有庇护网结构的组织系统要应付全面危机是很困难的。最后它被它的敌人共产党所消灭了。
第五种选择，毛泽东的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从政治学上来说是一种全能的政治结构，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来自上而下的贯穿执行政党的使命。这种全能主义可以说是对付全面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觉得邹谠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创意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全能主义，它有它历史的原因，因为中国面临的是全面危机。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全能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形式，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有一种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渗透能力。正是这种渗透能力把全国的下层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结果。它的统一建立以后，实际上可以说如果它放弃了这种全能主义，走向一个新民主主义秩序，那么也许就不会有第六次邓小平的这种选择了，或者第六次选择是另外一种选择了。
但实际上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他推行的是整个社会的全能主义化，用计划经济体制来作为推动国家富强的一个目标。这种模式的形成和毛泽东或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里再一次显示了伏尔泰那句话的力量。理解一个时代人们怎么思考比理解人们怎么行动更加重要。毛泽东时代的那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引起的人类的竞争是人类苦难的根源，毛泽东对钱在心理上是非常逆反的。这可能和他思想上的某种观念有联系。这种计划经济所带来的恶果不用再谈。这种计划经济的无效性最大的表现就是3年自然灾害死了3000万人。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抗日战争也就死了1000万人。3年自然灾害阜阳地区死的人比国共两党交战中阵亡的人数的两倍还要多。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恶果。归根到底是计划经济的无效性，计划经济的信息流通的问题，当然还有其它的问题。所以很多西方学者研究认为，3年自然灾害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印度，它的分析方式也就是这样。其次，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归根到底是微观的个体缺乏竞争力。它扼杀了人类最本能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这就是现在的北韩到现在还经常闹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计划体制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官僚问题。因为本来由市场来进行调节的东西现在由官僚来进行分配，因此官僚的数量大大增加，官僚的沉积也大大增加，因此一定会出现官僚病。官僚病的表现就是以前某师开后门呀，对老百姓不尊重呀等等。毛泽东就想，既然我们是公有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它肯定不是公有制产生的问题，是公有制以外的因素产生的问题。实际上明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官僚病，他把它理解为是公有制以外的因素造成的。那么按照他的思维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他把官僚病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对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的一种侵蚀，他要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上层建筑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就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导致第六次政治选择出现的原因。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政模式。这种模式的开始是因为极左思潮所产生的极端严重的问题使得执政党的元老派产生了新的觉醒，这种觉醒实际上是世俗理性的觉醒，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这些都是世俗理性觉醒的一个过程。这种觉醒以后，他考虑到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着手，市场经济所激活的社会成员的活力也导致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社会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导致了社会领域的多元化，为经济的多元化服务的那一块也多元化了，那就出现了政治领域以外的那些领域的多元化。这就是后毛泽东模式，后全能主义模式。全能主义是没有任何多元化，现在是出现有限的多元化了。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又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来使世俗理性成为引导社会的一种政治选择的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通过三个代表的理论否认了或者说抛弃了平均主义、乌托邦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我们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本来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乌托邦，我们通过三个代表实际上是从合法性基础的转移变成了实效的合法性转移，就是只要符合广大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你就有权一直获得你对社会的统治地位。你的社会统治地位的来源不是你实现了乌托邦，而是你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这样就使意识形态本身并没有丧失对政权的保护功能，同时又开放了一个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
邓小平模式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脱两极化，所谓脱两极化就是任何改革的执政的中间派，掌握了组织资源的中间派，包括戈尔巴乔夫，包括邓小平，他永远是体制内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派。它的右边有党内的保守的原教主义的势力，强调乌托邦式的原教主义的势力，它的另一边是激进的西化势力或者说激进的知识分子势力。这两者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那边用原教主义的话语把中间派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修正主义道路；另一边说共产党有前科，改革是不彻底的。在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之间的中间派的力量非常薄弱。改革结果就是那么几种，要么是左派边缘化，要么是右派边缘化。左派边缘化就是保守派退出改革，保守派被边缘化了，中间派也跟着被边缘化了，那么激进派上台，进行一场苏东似的革命。邓小平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的中间派与保守派联盟，利用保守派所掌握的话语权力来打击激进派的势力，使得激进派在89之交被边缘化了。他是借助他本身的铁腕的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的资源在89之交把激进派边缘化了。激进派被边缘化以后，作为他原来的同盟者，保守派已经失去了保卫中间派的功能，到了南巡讲话以后，保守派也被边缘化了，实际上是中间派使得左右两派的势力都边缘化了。最后形成了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技术官僚的一个政体。技术官僚政体恰好是在两极张力当中最少受到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政治力量。对于激进派来说技术官僚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对于保守派来说也不懂改革的那一套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了南巡讲话以后的这10年发展，技术官僚的中间派就引导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中国现在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一个感性的例子是，五一、国庆的时候我们到泰山、黄山上看到那蚂蚁一样的人群就是中产阶级，就是中等收入阶层。这些人才是技术官僚中间派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一般来说进入这个状态，邓小平所形成的新政模式就有了它的社会载体。它就形成了一个形态，这个形态可能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保持它的体型的结构特点。
邓小平模式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所谓后全能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是来源于全能主义的。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执政党机构、组织资源、国家安全机构、宣传系统，对社会控制的原来那一套资源都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然而他继承下来以后运用这个资源来巩固转型时期的政治秩序，巩固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像毛泽东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来推行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之所以说新权威主义，因为它具有新权威主义的一些共同特点，基本上是一种强人政治，是利用政治资源来作为巩固的强人政治，是具有市场经济导向性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这种模式实际上属于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转型模式。从转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大概在邓小平模式以前有那么几种模式。一种是南欧模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那种模式，从70年代弗朗哥的权威主义退出以后，进入了很有序的民主政治。这是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转移的最成功的案例，最少代价、最少流血，而且非常顺利；第二种模式是拉美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特点，是民粹主义这一派和军事强人这一派的拉锯战；第三种模式是东亚模式，韩国和台湾的模式；第四种是苏东模式；第五种是中国模式，实际上还有一个国家可以纳入这种模式，越南，而这种模式恰恰在经济的发展上面有惊人的效力。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这么之快，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这样一种结构。这种模式与其它模式相比，它的政治资源是借助全能主义的模式，对社会的控制特别强，同时它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它的社会有限多元程度在所有的权威主义里边是最早的，在社会领域里边来制衡这个体制的腐败的因素又是权威主义中相对比较少的。当然要把非洲去掉，非洲也是一种强人政治。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么几点概括。从六种模式的比较来看，从140年的角度来看，比较适合中国的，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效果的政治载体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至少应该在改革初期，在现代化初期是权威主导型的，它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变革指令的贯彻能力，对社会危机的可控性，对社会时局变化的控制能力。符合这些要求应该是个权威主导型的，或者是强人政治，或者是开明专制，反正是权威主导型的；第二，它要求一定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而不是相反，因为市场经济的导向性才能够激发个人的微观活力，而这种个人的微观活力恰恰是保持社会整体活力的基础；第三，这个权威政体应该具有制度创新的自我更新能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开明专制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传统文化的惰性下面自我创新能力的极端的贫乏。自我创新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阻力。作为第二次选择，议会民主制的选择是单项移植所形成的社会整合危机，社会整合能力无法形成，缺乏权威主导的特点，所以它失败了。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具有了现代化的导向性，而且具有了相当强的社会整合能力，但是它的组织内部的资源极其贫乏，缺乏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同时它内部的结构是一种比附网关系。国民党模式要稍优于袁世凯模式，它具有了政党和意识形态作为组织资源的基础，但是它内部结构的脆弱性还不足以面对全面的危机，中国正好面对抗日战争这个全面危机，它无法应付，它的动员能力极其有限，后来形成了一个报复性的腐败。毛泽东模式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政治组织资源，但是它整个的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排斥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南辕北辙，所以也失败了。邓小平模式继承了毛泽东模式的强大组织资源，并且利用这个资源来维持市场经济过程当中的稳定，它具有一种高度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的它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资源来获得了低政治参与的效果。我们的政治体制参与是很低的。
低政治参与一方面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以及这种政治稳定对外部资本的吸纳，从而使得国内的优质劳动力和国外的优质资本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在世界上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这个低政治参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低政治参与恰恰使得体制内部的腐败能力的制衡同样很低。它缺乏其他的权威体制下的有限多元化条件下面，体制内、体制外的多种制衡，这样就可能需要进一步制度创新的一个阶段。低政治参与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权威主义的退化，这种退化在政治学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作“苏丹主义”。马克斯韦伯曾经用这种“苏丹主义”来形容退化了的世袭家长制度。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林兹把“苏丹主义”的这个概念用来形容权威主义的退化形式。按照林兹的表达，“苏丹主义”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权力范围内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他的私产；第二，权力运作的无规则性，不受制约，无规则和任意性；第三，权威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是朋党关系，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来笼络他手下的人，来形成一种互相的利害关系；第四，非意识形态化，因为这种结构根本不需要用意识形态进行动员，他完全可以用朋党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搞定。我们说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是苏丹化的用语。苏丹化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是一个伴随现象，不是普遍现象，不是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但是有的地方的严重程度已经非常厉害了。据我所知，在南方，像昆山、上海、苏州这些发达地区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中西部地区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河南省卢实县的县委书记叫做杜保乾，这个人就是中国最典型的地方苏丹。在卢实县这个贫困县里边没有毛主席语录，只有他的语录。这个县里边3年看不到中央电视台的广播，只有他自己的头像，电视里放的都是他的东西，只要女警察往县里边路上一站就知道杜书记出来了。他的养父过世以后，他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里会有200多辆小车到几百里外去奔丧，其中还有3个人哭得爬不起来。最后这3个人中一个变成了人大的副主任，一个变成了财政局局长，一个变成了县委副书记。他可以和人打赌在半夜打电话给任何人，叫他到他那来付账的地步。过去的禹作敏也没有到这个程度。现在之所以严重到这个地步和后全能主义型的权威主义的特征有关系。因为低政治参与造成了高政治稳定。高政治稳定既有利于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同时也有不利于政治体制内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担心这种体制会变成一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分立集团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凝固化又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里谈到的第三个标准，它一定要有一种灵活的制度创新的能力，这非常重要，否则我们还可能出现第七次政治选择。
终究是要进行第七次政治选择的。是一种什么方式呢？有良性的可能，良性的可能在我看来就是由后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向后权威主义过渡。后权威主义再向前民主政治过渡。当然不一定是多元的，前民主政治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民主政治。这是一种良好的可能，而且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权威主义变成了一种退化了的权威主义，苏丹式的权威主义，而苏丹式的权威主义激活的往往是第二波的政治浪漫主义，就是像第二波的孙中山模式，那就意味着整合能力根本不具备，多党竞争，但是竞争的结果完全是无序化，然后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然后出现了一个军事强人，他整个的素质可能非常低，因为军队的素质和民族素质有关系。要是出现一个张献忠、李自成这样的苏丹主义怎么办？那种权威主义比袁世凯还糟糕。接下来再来一个选择，那样中国不是6次选择，而是12次了。开明专制失败一定会是个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之后一定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过后一定是第二波权威主义，第二波权威主义不行，面对全面危机最后再来个全能主义。中国是不是要再来个120年，再进行12次政治选择？这里边有很多内在的逻辑，因为后一种模式是前一种模式的反动。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我对这个结构的分析目的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这个现象的描述。我力求从这6种模式中找出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么困难？我觉得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智商太低，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一些两难悖论问题。
第一个悖论，传统政体的制度创新很低的情况下，面对极其强烈的内外危机压力和统治者为了重新获得他的权威合法性，这样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悖论。我把它成为“急症式悖论”，所谓“急症式悖论”的特点就是一个急症病人来了以后，激进派医生就认为，因为这个病太重了，所以必须动大手术，否则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保守派医生就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不能动手术，一动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在各方面给他进行温补，到后来使他的体质恢复以后再进行大手术。激进派就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是它是悖论现象。这就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悖论问题。
第二个悖论，政治参与的悖论。尤其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或者说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面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群众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的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包括清末新政就是在强大的挫折感和清末清朝政府的前科的压力下把老百姓的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然后政府根本摊不住就垮台了。
第三个悖论，严复悖论。只要我们这个民族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就往往会想象到用一个国外非常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的条件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
第四个悖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就像我手拿杯子一样，必须要不受制约的才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水按照一个最佳的方式倒下来。它的角度、它的速度、它的平衡点完全由手本身来掌握，不能用其他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一个军长，他发布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如果说要为了防止军长腐败要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为了防止这个委员会腐败，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等这个委员会都成功了，战争也结束了，他也被俘虏了。现代化初期一定需要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体制。我想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是权威腐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悖论贯穿了袁世凯，也贯穿了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也贯穿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体制里边。虽然我们的体制相对于前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体制，它在现代化方面的实效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感。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谢谢大家！
茅于轼：下面我们首先请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做评论。
高放：萧教授是潜心研究权威主义的。今天很有幸听到他比较系统的从权威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6种政治模式的选择。这6种模式除了民国时期孙中山这种属于议会民主模式以外，其他5种都是属于权威性的。他今天讲的是经过他潜心研究的，是有道理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要选择议会民主型的民主政治是很难做到的。还是权威型比较适合中国的情况。这是他今天的讲演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这5种权威型政治模式的选择做一个比较来看，为什么前面4种都没有取得成功？晚清开明专制没有成功，袁世凯军人强权没有成功，蒋介石国家主义没有成功，毛泽东全能主义没有成功，只有邓小平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他今天的讲演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模式将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邓小平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继续下去？能继续到什么程度？后权威主义将是什么样？民主主义又是什么样？这是未来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是我听了他的演讲以后得到的一些启示，另外我想谈一点看法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当中政治选择的模式恐怕得放眼看世界，用世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现代化是现代西方社会带头发展以后迫使中国要提前走上这个路，没有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国门，现代化不会提上日程。现代化的英国能够打败没有现代化的中国。我认为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十个化，也就是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文化多元化、乡村城市化、大众知识化、思想自由化。现代化的国家应该这十个方面都达到。如果按我这个理解政治民主化应该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社会化是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很快走上政治民主化？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本身有2000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阻碍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再加上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很低，这样的话一个现代化的阶级就不能够成熟的培育出来，就不可能促进政治民主化。在中国出现这6种政治模式，5种都是权威型。这种权威主义型用我的语言来说就是专制主义型，从政治的角度说就是民主和专制。现代化就应该由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演变为现代民主政治，政党政治、法制政治、民主政治、共和政治。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是比较含混的。我在1988年、89年就对新权威主义发表过不同的意见，新权威主义概念本身是含混的。强人政治是权威政治，难道民主政治就不是权威政治了吗？民众就不能成为权威了吗？民主政治也应该是权威政治。所以中国很难实现政治民主化，因为封建专制传统影响太深了，无论是袁世凯、蒋介石，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也好，也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代表无产阶级也好，都受到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没有能够走上民主政治。所以我个人认为邓小平这个政治模式虽然相比较而言是最好的，但是要能够领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话，它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民主政治模式，而不再是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专制主义，应该转向民主政治模式。而我们这种民主政治模式仍然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
我再补充一点，今天的台湾是什么样一种政治模式？今天台湾是从专制主义走向民主的，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依然是权威主义，蒋经国后期87年以后，台湾转向民主政治，台湾最近进行地方选举出现了一些不公正的地方。我认为从台湾这次选举看出来，台湾的政治转型从专制转向民主是比较成功的。蓝绿两个阵营虽然对峙，选票相差很有限，因此泛蓝阵营不服，要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湾社会没有出现动乱，没有出现分裂两派的武斗，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选举当中的不同意见，这就证明台湾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是非常成功的。世界上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比较成功的，我认为有三个典型，一个是刚才萧教授提到了，最好的是西班牙模式，它从弗朗哥的法西斯专制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议会民主。第二个是南非模式，德克勤克总统让位给曼德拉，选举中曼德拉当选总统，南非实现政治转型。第三个就是台湾。这是我个人研究得出的三个比较典型的从资本主义专制走上资本主义民主道路的案例。
但是从社会主义专制走上社会主义民主至今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苏联东欧都没有。所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学学者，我衷心希望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希望邓小平模式能够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政治模式摆脱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专制模式，转向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模式。
茅于轼：我们紧接着请北大的杨凤春教授发表评论意见。
杨凤春：我在听萧教授报告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些问题。萧教授的很多观点我之前也知道一些。听报告的时候和以前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在萧教授的报告所涉及的时间领域中，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萧教授是总结了6次大的选择或者说转型。那么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种选择和转型呢？或者说当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的标识出来的时候，这每一个被标识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具有最本质的差异？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不这么考虑的话，中国这100多年可能不只发生过这些，我们可以标识出来的不只这6个，还要多得多。所以我想最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本人在学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就是中国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在原地转圈，历史事件发生的不少，但是历史并没有向前迈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所谓6次选择基本上是一个幻觉，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者说即使发生过，是事实存在的，但是它真正的可区别性、可识别性不高，或者在这些现象的底层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认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是我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我一直在想，什么是选择？选择是不是就是一个唯一性？从字面上理解，选择必是多中取一，或者多中取多，但是如果不存在多种备选方案的话，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叫它选择？实际上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来看，是一种稀里糊涂的过程，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中国如果真正有选择的机会的话中国历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所以这个选择是不是真正发生过我非常怀疑。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大问题，选择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我想第一要有选择者，谁是选择的主体。如果说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能采取一定的政策这就叫选择的话，那选择就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说全世界任何政府天天都在选择。那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表述，选择者是谁。我相对于选择而言，选择的主体一定是不只一个的。如果说这种选择就是现有体制中的当任者的话这个选择的意义也不大。
第二，选择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我们知道一些具体的历史进程，但是支配这些历史进程的质料是什么东西？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源、社会资源是什么东西？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种政治选择得以实现的政治资源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选择问题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选择是多种方案中的择一或者是择多。那么多种方案在哪里？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被我们认为是方案？是不是一个学者待在家里写了一篇笔记，这也是方案？那当然不是，方案一定是公共领域中的，或者说一定是进入到政治层面的、国家生活层面的，这才叫方案。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案的话何来选择。
第三个问题，外部环境问题。我们如何认识这种大的历史脉络？像中国这个政治的变迁，政治制度的转型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情况下谈论的。在很久以前中国肯定存在着一个和世界不相关联的自由自在的时期，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时间界限里中国实际上已经高度的融入了世界历史，融入了世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衡量和判断中国发展的标准一定不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一定是有世界文明、世界历史的因素穿插其中的。这种因素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做的事情成功了，有些人做的事情不那么成功。那么最终胜出的成为历史事件的有哪些？我就一直在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外部因素或者说世界闻名的因素对中国政治影响的力度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中国因素和外国因素在互动的过程中，它至少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外国因素的强度如何？第二，中国方面抗拒外国因素的能力有多强？根据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做成一个二对二的象限。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对不同的政治集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政治集团、有些历史时期它顺应历史潮流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有些时期，有些政治集团抗拒历史潮流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么在未来，在中国变革过程中间，究竟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反历史潮流，这是我们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变迁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大家知道，至少有某一些政治集团在这一个时期中间，它所反映出来的主体特征是反潮流的。比如说中共的反世界潮流的特色就是非常明显的。我党就是以造反著称的。这个特点就说明，可能越是世界文明的东西越难以与我党的文化相融合。从这一点看，我们从我党政治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总体特征之间一定要考虑进去这么一个因素，就是说它对世界潮流的这么一个驾驭能力。那么在未来，后邓小平时代是不是还是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反潮流的意识这么强，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也是我们设计和评价未来中国政治模式，中国体制的一些特征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一些因素。
第四个问题就是高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化？我觉得我们在理解现代化的时候要采取一体化的方式。现代化是个什么东西？现代化本身可能什么都不是，它是一个过程，现代化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脱掉的衣服，或者是一个栽出来的外在的东西。为了它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怎么样怎么样。现代化不是这么个东西，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就像一条河水一样，河水中间构成河水的所有因素是无法分离的。不能说我们为了获得河水我们必须修大坝，为了修大坝所有的人都必须听工头的话。我想不是这样的，现代化本身只不过是个过程而已。只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对现代化的一个理解。
另外再讲个题外话，我对中国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但是程度非常浅。我有时候在看书的过程中就感觉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家有政治大智慧的不多，但是有生活小计谋，有小聪明的多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要寻求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包括现代政治的一些历史特征的原因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中国缺大智大慧、大智大勇的政治家，而处处爱玩弄小聪明，爱出风头的小政客太多，这是非常糟糕的。最后归结到萧教授的主题，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波折太多，可能与小人太多也有关系。谢谢大家！
茅于轼：今天发言的人可能会比较多，所以要严格控制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另外发言一定要围绕今天的主题。欢迎理论方面的分析。黎先生先说。
黎鸣：我跟萧教授是好朋友，所以我不怕跟他提出相反的观点。刚才他有三个观点是极其错误的。第一个错误，中国发展过快，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发展一点也不快。第一，中国的权力结构至今还没有变成公共的权力，第二，尽管中国人口这么多，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还没有达到4%，第三，中国的文化差得更远，我们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创造的知识不到1%。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慢得我们焦急、焦虑。第二个错误，我们需要强人。这是萧教授屡次说到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说6次模式，其实只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后来在台湾成功了。另一个就是专制集权模式，这个模式继续在中国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强人？第三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关心的。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阻力这么大？大到这么难，6次就有5次是循环的。刚才萧先生讲到中国历史上的6个人，这6个人恰恰跟我讲的6个人完全相对，慈禧跟康有为完全相对，袁世凯跟孙总山完全相对，蒋介石跟陈独秀、跟鲁迅、跟胡适相对，毛泽东、邓小平跟蒋经国相对。同样是中国人，有三种政治，第一，新加坡的中国人政治，第二，香港人的政治模式，当然，这两种政治模式在很多地方是具有某种被动性的。只有台湾人的政治具有一种中国人主动变为民主政治的意义。正是因为在台湾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同样是中国人，为了民主没有产生动乱，没有产生所谓的浪漫主义。为什么？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难于现代化？关键原因就在于三个：第一个，中国的权力永远属于私有，而没有公有的一点希望，直到今天。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公有制国家，这是非常可笑的，包括高放先生讲民主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假的东西。因为社会主义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权力公有，只有在权力公有的前提下再谈财产公有才有意义。如果在权力私有的情况下宣布财产公有那是不可信的；第二，中国人缺乏公有的知识、公共的知识。中国人只有个人的知识。从孔老二到我们今天我们创造的知识都是个人的知识，包括文学家、史学家诸如此类的这些人。中国没有像样的科学家。中国也没有像样的人类社会的思想家。公共知识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出现，要允许竞争，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公共知识。我们中国是不允许任何人在政治上竞争的，经济上的竞争也是非常有限的；第三，中国人缺乏公共的道德。一个没有公共权力、没有公共知识、没有公共道德的民族要进入现代化是的确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困难无限的扩大。我们要把这三个没有公有的东西变成真正的公有并不是那么难的。关键就在于首先公共的权力能不能变。如果首先能把公共权力争取成功的话，后边的公共的知识、公共的道德绝对可以在5代人之内成功。因为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政治是一种共通的人性，并不是个别民族的人性，而是全人类的人性。如果我们对全人类的人性没有思考的话，我们就会附和某些权威主义者，跟他们的后路。如果这样的话就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我要说的这三点现在明摆着。第七次是什么，让我们刮目相看。我们第七次能走出这种循环吗？走不出来。
蔡德诚：听了两种观点的对比，今天收获很大。实际上我也只赞成好的，但我在某种程度上也赞成杨教授的判断。这六种模式确实是我们学者理性的梳理，很可能是一种幻觉。我还赞成他第二个判断。这些东西要追求本质，这5种权威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维护私有权力。政治权力变成私有的，而且是极力的维护它，集团的甚至是私人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他甚至是超越了党这个集团的职权，他完全是从自己的思想出发的，不是你刚才讲的，你刚才讲的他是想财产公有以后，官僚机构能够变得适应。不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他大权旁落之后，是他要舍弃一切、夺回权力的一次尝试。就和当时打败蒋介石一样，这是夺权的一个行动。因为三年困难之后他不能改变错误，他将错就错，他要把所有指出他错误的人，从刘少奇开始全部都换掉，换一批新的、他培养的、提拔的当权派来维护他最后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你所想象的理性的归纳实际上是一种个人权利的运作，是一种专制权力的维护，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本质。所有世界上的专制者，袁世凯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运行的逻辑、选择的逻辑、政策出台的逻辑的核心都是维护专制的权力，甚至是维护一个人的专制。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杨教授的探寻本质的说法。
另外我对高放先生的一个判断有不同的看法。刚才他非常热情的肯定了台湾的政治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革。度过了民主关，没有发生冲突，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通过法制来解决，说明他改革成功了，民主转型成功了。但是高先生有一个保留，说那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马克思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的，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的一个社会形态。在现在老实说世界上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形态，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完结，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正在生长出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个就不具体谈了。所以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形态出现又何谈社会主义民主。所以资产阶级民主，比如台湾民主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的跟专制对抗之后的一个现代人类普遍能保障每一个人权力的民主形态，这个民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也是未来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才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所保留的。我认为用这样一个抽象的、根本就没有出现的、还不知道怎么样的民主来解释我们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这就跟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一样，是要从现在开始转向台湾式的民主。当然我不赞成立刻过渡，我是赞成从现有的体制逐步转型，但是转型的方向应该和世界民主公认的方向相一致，本质上一致，形式上可以有变化。
第三，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能够把握住当前的发展机遇，真正能够深入研究，怎么从我们现有的范围内、现有的体制内向未来的民主转型，要研究这个题目，突破这个题目。我最近看了一篇胡绩伟的文章，是对胡温体制的一个政治分析。胡绩伟是什么话都敢说的，谴责六四，谴责赵紫阳被软禁。但是这一次他对胡温体制抱了很大的希望，做了很理性的分析。从历史客观条件，从他们一年的政绩、方向来看，他抱了很大的希望。胡绩伟的文章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国革命是应该由共产党来领导的，过去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突破一党制的格局，现在中国的改革还是由共产党领导，但是希望最后能够突破这个格局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个判断就是我们要从现有的体制出发，不能摆脱现有的体制。从现有的体制出发怎样一步步往现代文明的共同的价值观前进，最后达到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专家学者是不是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研究这个问题的本质和转换的途径？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帮助新的领导人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够走出这个困境。我就说这些了。
刚才听了萧教授的演讲，我认为对历史阶段的梳理应该说还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我听了以后心情有些沉重，也许中国历史确实是这样，凡是能动的都是权威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不能说是它走了它就必然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无论在思想层面上、宣传层面上应该有意识的告诉民众或者告诉学生什么是好的。举个例子，你不能说对于蒋介石的专制，从理性上说共产党的专制是对它的一种反动。其实这没有什么反动的，它们都是一样的。对于专制力量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思想水平或者民众普遍的思想水平都停留在原来的水准之上的话，也可能出现一次一次相同的反复。但我绝对不相信，毕竟经过这么多年，中国人的思想也在不断的进步。从以前认识事物，到后来认识西方制度的好，再到后来从思想上认识到究竟是思想进步好。如果考虑到我们学习、创新这些能给我们思想带来进步的因素，考虑到现在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加入WTO后的世界交往，我们应该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自由评论人：我个人认为，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什么西方民主和东方民主，也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100多年来，我们只存在两种力量，也就是专制和民主的斗争。虽然孙中山的议会民主建立了，但是袁世凯专制力量的反扑，以及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这些力量的反扑，导致了民主力量的失败。毛泽东这种力量建立的不仅是专制，而且是集权，导致了民主在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实现。
自由评论人：我对萧教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一开始提到戊戌变法。我感觉那时候中国最主要的不是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制度因素。北大一百年的纪念册哲学卷前几天就集中讲到了关于中国文化，其实当时中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并不多，受到的影响也不多，真正影响深远的还是制度性的因素，像科举考试。
第二个问题，关于四大悖论，人们往往想要解决悖论。特别不能忽视的是严复的悖论和现代的悖论，严复悖论阐述的是如果单项引进的话没用，全部引进又不可能。中国现在有很多空谈派，他们往往忽视了中国真正应该引进什么，没有对中国历史深刻的剖析。我是80年代初期出生的，我感觉起码在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在思想上受到改变了，这种思想上的改变已经形成一种断层了。这时候一定要有相应的东西跟它相适应。这个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也很想请教萧教授。第四个悖论关于权威主义，现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就是所谓中产阶级、市民，而中国共产党的格言是信奉共产主义，但是那些小市民信仰的可能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了。这跟共产党的信条是截然相反的。信仰不同那么这些人还会支持共产党吗？共产党内部是不是会发生分裂呢？一派继续坚持原教主义，一派变成了和支持他的人的信仰或者思想是一致的。
萧教授讲了左派和保守派，左派在89年被排挤了，保守派后来也被排挤了。我想，左派如果比喻为老虎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老虎放出来？我感觉左派现在就是放出来也不会咬人了，放出来以后对加强舆论监督，对制度创新是不是有一些推动作用呢？我感觉萧教授最终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这个老虎能放出来。
自由评论人3：萧教授讲的6次选择多少是一种处在现在历史时期对历史的一种解释，这种东西到底在历史上存在不存在？说它存在也可以，说它不存在也可以。重要的不是在这，而是在于近代整个中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就是一些上层人物主导产生的？萧教授把中国的第一次变化归纳到洋务运动，这个归纳不一定准确。应该说在1840年以前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说这些变化不一定是指向现代化的，但是肯定不同于以前的变化。比如说漕运改革，当时有关闭式改革的一些争论的产生甚至可以再往前推到摊丁入亩这些事情。中国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乾隆时期达到过四亿这样的数字，以前王朝鼎盛的时候中国人口也就是五六千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而且真正有了一些现代化指向意义的变化应该是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打仗的过程中。然后发生了萧教授讲到的一环扣一环的历史推演，有这样的历史过程，但是不存在在某一个矢点上发生了一个什么历史选择。它是一个不中断的链条，而这个链条的选择是好还是坏应该是还有另外一套判断标准，不能够简单的认为发生了的就是好的。从对历史的实证的检验的角度来讲，这应该用一些更硬的标准。萧教授刚才讲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在日本一年内卖掉了30万册，中国江南书局翻译的西文书籍几十年间才发行了1万3千册。这两个东西应该不能放在一起对比，因为《文明论概略》是一个普及型的小册子，江南书局翻译的东西是西方的学术原典，应该不是同类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所有人的发言都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指向，希望下一次中国面临选择的时候能够选择一种近代的或者说当代的一种政治模式。这两年比以前认识更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确实制度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现代总是掌握于历史的掌心之中，这是爱德华希尔说的。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梳理这种传统本身是什么，而对于这种传统的梳理要注意到一点，尊重历史本身，而不是用一种外生的框架来对这种历史进行一种词语上的重构。谢谢!
自由评论人4：刚才讲到民主的问题，我看各位好像都是非常推崇台湾民主的，说台湾模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民主模式。我认为如果不能说社会主义在苏联走了70年的历程最后没有了，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了。同样台湾民主才走了10几年。如果说这次政党轮替是蓝营胜利的话出不出现暴力还是另外一回事，而现在是蓝营失败了，还不是完全失败，所以没有出现暴力。也就是说政党轮替没有出现暴力这只是一种假设，只有10几年的情况我们还不能断言说台湾民主是成功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什么文人的反省。我是文革时代生的人，对于文革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邓小平以前有一个答意大利记者问，其中有一句话非常中肯，我觉得可以给很多批判毛泽东对于文革责任的人一些借鉴，他说：“文革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举过手的。”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人如果说都不举手，或者说都弃权，文革这件事能成功吗？他每一次打倒一批干部都是在头一批干部举手，说打倒行，没我什么事，全部举手的情况下发生的。然后下一拨人举手打倒他们，都是逐步的。咱们国家一向都是批判谁谁谁，这都是四人帮闹的，都是谁谁谁闹的，其实都是自己闹的。你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委过于谁。
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萧教授提出的三点问题里边，最后一点对我比较有借鉴作用。低政治参与造成高政治稳定，如果反过来，高政治参与，低政治稳定，在一个政治危权的领导层里会有来自下层的对他的反动，这样他就有改革的动力。咱们国家文革以后，78年到现在，几乎每一次人大换届都会经过第二年的修宪，通过修宪实现个人私有化的逐步的改变，逐步的承认。咱们可以看出来，就像共产党自诩说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从内部改变自己一样，咱们姑且认为他这么说也是可取的，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对他来进行一定的改造。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体制下进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个人私有化开始，从个人能够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力开始。
自由评论人5：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对去年的非典事件怎么看？如果我们把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看作是一种新权威主义或者说政府权威主义的状态来看的话，如何对抗非典这种社会事件的侵袭？如果是按照您的权威主义的技术来看的话，边界在哪里？运作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种致命性的弱点？去年如果不是因为蒋彦勇的话我们这里边很多人可能就不能够坐到这里面了。而这个东西如果是新权威主义，它是不可避免的危机，因为它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是混合的，如果没有外部通讯网络的视野的话。
自由评论人6：民主有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里不讲了。我讲一个很浅显的事实。社会上既然有穷人和富人的划分，那就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今天台湾的政治是蓝绿两营，蓝绿两营三党进行竞选，双方的政党都是资本主义政党，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很多的竞选资助。今天台湾还有劳动党，还有中华工党，但是在台湾竞选中很难听到台湾劳动党和中华工党的声音。因为它们太小了。
那么中国大陆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全可以。20年前我就向中央建议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胆子大一点，开党竞选，乡政党也可以参加党派竞选嘛。提出人可能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展开竞选，谁当选都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也可以大家提名，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竞选省长。民主党派也是社会主义政党，民主党派当选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吗？而且这也不是没有实行过。我举一个例子，1943年在延安举行边区参议员选举。选举一个参议员，共产党就提出3个候选人，一个军人，叫郭华若，一个徐特立，一个周洋，3个全是老共产党员，展开竞选边区议员。这不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吗？劳动人民都有投票权，都有选择权。我们现在的选举模式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虽然现在比苏联模式要好一点。苏联模式选举候选人完全是等额，候选人一个。我们现在有一点进步，有的地方候选人差额，但是很不够。比如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选举，差额只有5%。这是有进步的，但是应该再进一步。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名单不是由上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来，而是由人代会的代表自上而下的提名，而且差额的选举政治局中央委员，这样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就建立起来了吗？
社会上有穷人富人之分，有阶级划分，怎样运用民主？富人运用了这个民主形式，穷人运用了这个民主形式，为了什么目的，就有所区别。这个道理很简单。
茅于轼：时间也到了。最后请萧教授就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一些回应。
萧功秦：首先感谢大家来听我的报告。我想这也说明大家对中国命运的关心。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总体上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
高先生谈到了现代化的10个方面，从生产、政治等方面。我想这是现代化基本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上我首先提到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的政治载体来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创造条件。大家都承认这一点，民主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既然不能一步到位，就需要阶梯。同时我也提到了，作为一个威权政体，它有它的两难性，它既有能够维持政治稳定、有利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分化，通过社会分化来为民主的契约型的人际关系创造条件的这么一个有利的方面，同时它也有权力的个人化，我把这种权利的个人化和相对不受制约的条件下的权力的腐败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四个悖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悖论。我们现在正深受这个悖论的困扰。至于它提出的方向如何，如何来避免这种悖论？我个人觉得是通过试错性的制度跟进、制度创新，通过这种制度创新的方式来逐渐克服它。至于如何进一步来进行制度创新不是这次讲演的主题。
杨先生提到的对我的评价我是不太同意的。他说我提到的这6次选择没有本质的差异，是一种幻觉，可识别程度不高。首先从这3句话来看，我可以肯定他不是搞历史的，也不是搞政治学的。
杨风春：插一句。第一，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康有为行政改革，我的硕士读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二，我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老师。我的专业是政治学，我现在上的课是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所以这两个判断是错误的。
萧功秦：非常抱歉，我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判断。我产生这个判断的推理在于你说这是个幻觉，6次政治选择之间的可识别程度不高。我想一般的搞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人都不会太认同，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不能互相识别吗？孙中山和蒋介石之间互相不能识别吗？蒋介石和毛泽东不能识别吗？毛泽东、邓小平不能识别吗？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不能识别吗？如果这几个人都不能识别，那么怎么叫搞政治学的，怎么叫搞历史学的？一个搞历史学、政治学的，对这6个人不能区别，当然我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判断，这个判断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
其次，他谈到选择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命令就可以作为一个选择？选择应该是有多种方案，怎么能只以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作为选择呢？我想，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有一股思潮力量，它代表一种社会心态，包括开明专制主义的形成，这个不用多说了，它本身是统治者内部的一个转变过程。第二次选择，孙中山的选择当时就有几种选择，有的人认为应该实行开明专制，有的人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和开明专制思潮的变化过程，我指出两点造成了历史向分岔路的另一边靠拢，其中一个是当时观念的力量，认为民主是一件雨衣，大家都可以用。至于后边的那些选择，像袁世凯，支持袁世凯的强人政治的并非一人，除了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以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包括我刚才所谈到严复所代表的一股力量、一种态度。二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当时并没有认为袁世凯做了错事，袁世凯受到大家的反对是在实行帝制以后，说明袁世凯的强人政治是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的，绝对不是一种个人的违背社会的命令。我这里要谈到的是一种思潮的力量，这种思潮背后有它的原因，并非是一种个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来说选择是一个广义上的理解，就是各种原因，各种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包括他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他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压力，他本人的观念。我一开始就谈到这一点。所谓的选择就是一种特殊体制和现代化战略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政治模式。这6种模式之间互相的不同可以理解为政治选择的不同。我并不认为政治选择就是一种道德的判断。有错误的选择、有反动的选择、有愚昧的选择，选择可以有聪明和愚昧之分，就像人有聪明和愚昧之分一样。
第三点，关于黎鸣先生所提到的问题。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很遗憾，如果各位知道什么叫政治浪漫主义，黎鸣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激情、他的感觉，他把所有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用道德问题来代替对政治问题的判断。比方说你对权力个人化或者说权力私有化的判断，这就是一个道德判断，你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民主政治就是权力非私有的，而我可以告诉你，即使是民主也有很多是集体私有化的、私人化的东西。那么你的判断就不标准了。
茅于轼：还是先让萧教授把发言讲完。我们天则所的双周会议已经进行了200多次，至今没有夭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首先是来互相学习的，其次才是互相批评。因为只有互相学习才能进步。另外，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引用盛洪的一句话，我们的讨论，第一，不怀疑别人的动机，第二，不怀疑别人的水平。不怀疑别人的动机就是不说“你是不是帮谁来讲话”，不怀疑别人的水平就是不说“你连这点都不懂你还说什么”。所以我们要不怀疑别人的水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学者，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心平气和而不是感情用事的讨论。
萧功秦：茅先生的话语重心长。我还是要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我们还是应该相互宽容一点。我之所以当时比较激动一点，是因为杨先生那句话对我有点刺激，他说我研究6次选择是一个幻觉。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学术讨论所使用的用语。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近20年被他认为是一个幻觉。所以我说了那句话，因为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居然没有可识别性了，所以我怀疑他的水平了。结果我怀疑错了。
另外我对于黎鸣先生的说法，他现在充满焦虑感，认为还不够。但是文革时期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现在中国的钢产量是美国的多少，两倍多，两亿五千万以上，你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可利用的资源，我们的经济的约束力、效力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否认中国这20年发展的进步也是不客观的。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你的政治观念上的一种影响而对很多问题产生一种理解。
后面有一位先生提到了对非典问题的看法。非典事件所体现出来的问题恰好证明了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政治的两难性。一方面，它在信息收集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威权政治本身内在的弊端，形成了信息的失真，而它之所以失真，和威权政治运行过程中所谓的潜规则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一旦它致力于某一目标的时候，它可以运用它这个体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这种社会动员产生的效果在应付这种极端的危机的过程当中又显示了它的合理性。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正像对其他问题的分析一样，从威权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可能会有它一定的作用。
谢谢大家！
茅于轼：我来说几句。民主化的根本问题在于首先我们不能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因为社会需要管理，需要警察局、需要法院，有坏人需要制裁，有公共卫生，有环境保护，这些事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是做不到的。而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政府功能越来越重要。古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有没有政府关系不大。一旦有了一个权威的政府，就发生了政府对老百姓的权力的侵犯。所以我认为民主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方面要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一方面要防止政府对个人权力的侵犯，个人和个人之间，小偷小摸这些不是民主问题，民主问题就是政府对个人权力的侵犯，包括大量没收私人财产，包括控制言论，包括随便抓人，把你抓起来或者给你不公正的宣判，这都是政府对个人权力的侵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现代民主社会有一套解决方法。而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又不能没有政府，而这个政府又经常侵犯我们的权力，那么应该怎么办？今天萧教授提到了很多历史的、各种国家的民主化的比较，高教授和杨教授也都谈到了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归纳这么几条。
第一条，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没有经济做基础，像非洲那些国家他们搞不搞得了民主？我认为他们搞不了，他们搞了以后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民主。所以我觉得中国为什么现在民主有希望就是因为我们改革的这25年成绩确实是非常好，如果我们再有安定的环境25年，经济进一步提高，教育更进一步的普及，我认为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是非常有希望的。
但是，光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那么还需要哪些条件呢？我觉得从否定的角度来讲，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民主问题的话那还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因为推翻了它你又怎么保证新来的政府就是一个民主政府呢？民主的问题不是靠推翻一个政府或者一个阶级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老百姓和政府又是对立、又是合作。这个发展过程能够产生民主。因为你既不能推翻它，但是你还不能没有对立。光有合作没有对立，那它老侵犯你你没有反抗民主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国现阶段和萧教授所讲的满清政府以来的100年，1860年到1960年这100年有截然的不同。前100年我们是不断受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每个国家都打中国。而现在整个情况变了，我们现在没有外来侵略的威胁。这是什么原因？这值得我们好好想想。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过去别的国家侵略中国是想抢夺中国的资源。现在资源在全世界是按市场分配的，不是靠炮舰分配的。美国人打伊拉克，是为了争夺中东的石油，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不到位。举个例子，昨天的报上说，欧佩克国家决定减产100万桶，油价这么高，他还要减产，美国就非常之反对，但是美国拿他没办法。当然，斗争还是有的，但是从根本上讲，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国际环境中是安全的呢？因为资源在全世界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我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同。
还有一点，我认为中国要走向民主。我赞成刚才那位同志讲的，拿文化大革命做例子，毛泽东有主要责任，老百姓同样有很大责任，如果毛泽东到美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照样发动不起来。这说明中国老百姓有责任。那么我们是不是不会再有文化大革命了呢？首先要看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有教养。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危险，不是完全没有的。当然这个危险一天一天在减少。怎么减少呢？靠我们在座各位的努力，靠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也靠共产党本身懂得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杨教授说共产党是反潮流的，我觉得说对了一部分，但也不完全对。比如说市场经济他现在已经接受了，而且整个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共产党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为什么对民主这么有信心？从长远来看，100年，200年，300年，中国迟早一定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世界潮流，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的。哪怕现在共产党有些人抱着自己的权力不敢放权，但是他也知道他死了以后他也管不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大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老百姓的觉悟的提高来做工作。你做多小的工作也会对我们的民主化有所推动。谢谢大家来参与这次会议。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