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爆发的大规模暴力动乱，是明显的民族冲突，加上境外“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的卷入。对北京而言，这一突发内政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与新近伊朗总统选举引发的内部政治动乱相比。

这不仅因为伊朗和中国都是围绕里海和中亚油气资源的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当事国，也因为两国都是国际泛突厥主义的重点目标。泛突厥主义对“疆独”运动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

这两场动乱，首先造成伊朗和中国的国际形象或曰“面子”的重大损失，特别是胡锦涛主席因此提前从意大利回国，错过G8峰会和与奥巴马会面的机会。这种节骨眼上的突发动乱，也是有境外组织策划的旁证。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长期被西方朝野“妖魔化”的伊朗政府，并不十分在意其国际形象，殊不知近年来伊朗在波斯湾和大中东地区隐隐约约的“区域霸权”，很大程度上来自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在穆斯林世界的道德权威。新近的总统选举争议和暴力动乱，显著削弱了伊朗的这一“软力量”。

国际外交地位的损失

其次是两国国际和外交地位的实质损失。伊朗失去了原先铁板一块的对外形象，而暴露出从政权精英到基层社会的深刻内部分歧。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对峙中，这不能不削弱德黑兰抗衡欧美和以色列的底气和还价空间。

对北京而言，继去年奥运前夕的拉萨和藏区动乱，新疆动乱再次显示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后面，是边疆地区分离主义这一软肋。特别是欧美报道无不强调新疆是中国主要的油气和其他资源宝库，揭示疆独和藏独会继续成为外部势力在新一轮大博弈中“四两拨千斤”的工具。

然而新疆动乱和伊朗动乱也展示一个重大区别：新疆动乱的主因是民族冲突，而伊朗动乱却基本上只是政治矛盾。

多年前，笔者自信在华语媒体中第一个详尽分析泛突厥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指出了伊朗面临的生存威胁：约三分之一伊朗人口属突厥语，绝大多数为阿塞拜疆族，如果泛突厥主义大行其道，则伊朗会国将不国。1990年代初，泛突厥主义干将Elcibey统治阿塞拜疆共和国时，便任用土耳其公民为政府官员，公开号召推翻伊朗政权，并吞伊朗的阿塞拜疆族地区。

但是在新近的伊朗选举动乱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民族矛盾。虽然主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曾想利用他的阿塞拜疆族身份拉拢同族选票，据《华盛顿邮报》，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民调却显示伊朗阿族以二比一的多数支持现任总统内贾德。

伊朗如何能够化解远比新疆严重的泛突主义威胁？宗教号召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社会对阿塞拜疆族的全面开放和容纳，阿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因之认同伊朗。百多年来伊朗社会上层领袖中阿族人士比比皆是，除了穆萨维，连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哈孟尼）也是阿族。

缺乏真正的容纳参与

今天北京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大败笔，便是除了花瓶式点缀，缺乏真正的社会容纳和参与。其实不必远比伊朗，中国历史和现在也有不少良性例子。例如日本制造的满洲国无法得到满族的认同，便是因为即便有清末民初的排满，满族还是在文化和政治上彻底融入了中国社会。我曾指出北京不必过虑中国朝鲜族的离心倾向，理由也是他们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内最成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比例据说甚至超过了汉族。

要化解藏独和疆独问题，增加国家认同，最终的答案也是社会容纳和参与。从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流行到丝绸古道，其实有大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资源可资利用。遗憾的是北京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曾经花费大力编制汉满蒙回藏《五体清文鉴》的清廷，当时连以状元、榜眼、探花高中一甲的翰林院修撰和编修们都免不了学习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今天却从不见中国在沿海省区中小学聘请藏族和维族老师开设藏语和维吾尔语课程。民族隔阂有增无减，北京僵化短视的民族政策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