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上周六所发此文几处有误，如谭国保先生是中海油，即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而非中石油伊朗分公司总经理以及胡泽斯坦译作胡齐斯坦等，此文重新编辑时作了纠正并相应修改和增加了部分内容和照片。不好意思。希转载方以此文为主。
伊朗的胡泽斯坦省（Khuzistan）位于伊朗的西南边，其南部濒临波斯湾而其西北部则紧靠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著名的曾经萌发出人类许多古老的文明，如苏美尔、埃兰、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的中下游流域，也叫两河流域，其出海口也有一半在胡齐斯坦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在伊朗期间，我一共去过伊朗胡泽斯坦省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夏，也是我到德黑兰没多久。那时我公司与首都钢铁公司组成联合体（consortium）与伊朗工业部洽谈了一个钢铁厂连铸车间技术改造项目，而这个钢厂位于胡泽斯坦省首府阿瓦士（Ahvaz）。那次首钢派了一个技术代表团到德黑兰，然后又去阿瓦士现场考察。我这个公司代表就一路陪同，一起去阿瓦士了。那次是乘飞机去的。
阿瓦士濒临波斯湾，位于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出海口附近，原本就很热，又是夏天，一下飞机，一股潮湿闷热至极的热气很快就包裹了我，热得让人难以喘气。记得首钢代表团一位负责人悄悄地跟我说：这里这么热，看来报价得高一点，至少包括一点防暑降温费吧？我看着他板着脸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得哑笑起来。
因濒临波斯湾，天气湿热是胡泽斯坦省避免不了的。不过我感到奇怪的是，傍晚外出散步，我居然在所住的酒店外面看到几个身裹长袍的大胡子伊朗人躺在广场花坛的石头台面上睡觉。那时的气温具体多少不知道，但感觉自己身上的汗毛孔都热得张开了，估计至少也有37-38摄氏度吧。当地人不怕热由此可见一斑。
在去阿瓦士之前我就知道胡泽斯坦地处苏美尔文明的新月地带，古文明遗迹多多，所以也曾想如果有时间或机会，就去看看这些古迹，也好发思古之幽情。可惜的是，那次去阿瓦士，因将精力几乎全部放在陪同首钢代表团与伊方洽谈项目技术合作方面，加上首钢那些工程师们对那些古迹丝毫不感兴趣，考察一结束就急吼吼地飞回了德黑兰，没两天又转机回北京准备技术改造方案去了。我作为该项目的商务代表也只好跟着他们悻悻地离开胡泽斯坦了。但一种遗憾在心中油然生起。
为何我会对那次阿瓦士之行感到遗憾呢？说实话，一是因为胡泽斯坦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有过非常辉煌灿烂的古文明，并留下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古迹。很多人不知道，在居鲁士二世建立的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建都苏萨古城，后文会提到这个地方）之前很久，即公元前三千多年前，伊朗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埃兰文明（Elam Civilization），这也是人类继古埃及文明之后最早的灿烂文明之一，与苏美尔文明齐名，其发祥地就在伊朗胡泽斯坦省境内。对此，我一直憧憬。
苏萨古城鸟瞰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公司承接的第一个水利设计项目——卡尔赫河（kerkheh River）零号坝的所在地卡尔赫河谷也在距胡泽斯坦省阿瓦士北边不远处。这个零号坝是伊朗迄今修建的最大水坝，坝高127米，坝长三千多米，黏土心墙土坝。该坝建好后，水库蓄水可达70多亿立方米，发电400MW，还将使伊朗的水储量增加30％，可灌溉34万公顷农田。可以说，这个水坝对于两伊战争后亟需重建的伊朗十分重要。
建好后的卡尔赫河零号坝局部图
那时的德黑兰十分缺电，晚上停电是家常便饭。除了买几个可充电电筒或移动式灯具放家里备用外，我们每次去超市还会买回一大包蜡烛，以防晚上停电。不仅如此，因长期缺水，伊朗的小麦产量也直线下滑（这一点在《伊朗杂记》（二）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由此可见这个水坝对于战后的伊朗是何等重要。
我公司中标后实施这个项目的是安徽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和水利部东北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项目经理则由安徽院院长胡家博先生担任。胡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水利专家，今年他已有89岁了（他的60岁生日就是在德黑兰过的，有关胡先生的故事在《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胡先生也是我的中学学长，即合肥一中前身庐州学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生，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后留校任教，1957年因为其老师黄万里先生鸣不平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平反任清华水利系教授。我公司在伊朗承接的所有水利项目无不浸润了胡先生的心血。
伊朗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以市场竞标方式在国际上承揽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咨询项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项目也叫服务贸易型技术输出，即除了向技术输入方转让相关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外，技术输出方还派出掌握这些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当地完成这类项目并负责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就是如此。
由于在伊朗连续签订了好几个水利咨询项目合同且比较熟悉此类技术咨询项目合同的商务条款（在伊朗签署的所有项目合同均为英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文本），有一段时间，凡有从中国来伊朗访问或考察的各地或各行业经贸代表团，驻伊大使馆总是推荐我给他们讲解如何在国外投标和承接国外技术咨询项目以及该项目的服务贸易特点及其它注意事项等。
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大多在德黑兰工作生活，那时刚到伊朗不久的我总想到这个水坝的设计选址的现场看看，以增加我对项目本身的直感了解。而这次我已经来到了胡泽斯坦阿瓦士，结果却未能实现去现场看看的愿望，怎么能不遗憾呢？
好在安拉保佑。一年多后，即1991年冬，机会又一次来临。出于设计需要，我们的项目组得对卡尔赫河零号坝所在地的地质情况作进一步勘探了解，那时又有一批勘探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及其设备从中国来到了德黑兰，又从德黑兰陆续运到了阿瓦士的项目现场。
那天胡家博先生跟我说，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勘探项目组和钻探设备都到了阿瓦士，我得去看看，你去不去？我立即说：当然去呀。不过，上次华黎明大使就表达了也想去这个水坝现场看看的意愿，请他夫妇俩一起去如何？胡一口答应。
作者夫妇（左一和右一）与华黎明大使夫妇（左二和左三）、胡家博先生（右二）及谭国保先生（右三）摄于1991年秋，德黑兰
华黎明大使是1991年春接替因病回国的王本祚大使赴伊朗上任的。华黎明先生身材高大、风度翩翩，英语和波斯语都很好，退休后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常在电视上就伊朗和中东问题发表高见。那次我向华大使汇报并提出请他和夫人一起去胡齐斯坦的水坝项目现场上看看。华也是高兴得一口答应。
与我第一次去胡泽斯坦省阿瓦士不同，这次我们是乘火车去的。当年伊朗的火车比较独特，车厢地板居然是软的，人走在上面一陷一陷的，好像走在席梦思床上，感觉很不舒服。不过那火车的车厢却装饰得既古典又漂亮。我和我太太住的包厢很大，分里间外间，还有厕所和沐浴室，就像电影《东方快车》中的豪华包厢一样，典雅而温馨。我留心了一下，隔壁华大使夫妇的车厢也一样。
后我问胡先生为何给我们买这么豪华的包厢？花这个钱干嘛？他说伊朗的火车票很便宜（票价我已记不清了，但印象中确实不高），加上华大使也去，当然得买好一点的了。尽管如此，后来胡先生又想办法将这笔费用作为项目必要开支由伊朗合作方报销了。
那天在德黑兰火车站候车时有一件小事总感觉得写一下，因为它搁在我心里已有10多年了。
记得15年前的一天，也是伊朗大选期间，电视上出现了时任伊朗总统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先生的镜头，当时我就感觉很眼熟。后来又有几次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这位伊朗总统的尊容，越看越觉得在哪里见过他。再仔细想想，如果是这个人，那么或许就是那次在德黑兰火车站候车时相遇过的吧？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在火车站候车时（华大使那时还没有到）曾有几位伊朗年轻人走过来搭腔，说着挺不错的英语，很友好的样子。其中为首的那人个子不高，一脸不长的胡须，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30多岁，大学青年教师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德黑兰科技大学的（Tehr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旁边有人即插话说他是我们的leader（领导）。他在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说了几句称赞中国和伊朗友谊的话，然后就很有礼貌地与我握手告别了。
我记不得那个人的姓名了，与他还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印象中他握手的力度还挺大，充满了热情。不过总感觉那次的见面过程有点仪式感，这与我在伊期间其它所有邂逅都不大一样。更重要是，交谈时他的随从居然介绍他是leader（我是第一次在国外听到老外这么介绍一个人的），也感觉他确实有那种leader的味道，所以对此人以及对那次短暂的德黑兰候车室相会印象较深。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内贾德先生形象就觉得其长相与记忆中的那人是有点像，而且他们都在德黑兰科技大学待过，但那人是不是内贾德先生我并不能确定。此事前些年还跟少数朋友说过1-2次，当然是带着猜测的语气。这次撰写此文又想起此事，心想：不管确否，还是写出来好，万一是他呢？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那人是内贾德先生，他也可能早就忘记那次见面了。还有，那人即便是年轻时的内贾德先生，他当了总统后居然公开说出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之类的极端民族主义话语，也是很让人失望的。
那时伊朗的火车很慢，从德黑兰到阿瓦士一千公里吧，火车开了约一天一夜。火车是接近中午时发车的，第二天下午才抵达阿瓦士。下车时我忽然惊讶地发现站台上居然整齐地站有一支由十来个穿着革命卫队制服、手里拿着鼓乐的人组成的仪仗队，而且除了我们这一行十来个中国人下了车，其他车厢门都没有打开。我立即反应过来，原来伊方给华黎明大使准备了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
在随行翻译小谭跟伊方为首的欢迎官员交谈后，华大使与他的夫人凌文蕙大姐便领头在伊方仪仗队的鼓乐声中肩并肩，慢慢地跟着仪仗队的执行长走了起来。这位领头的执行长手里拿着一个约1米长的指挥铃，上下挥舞着，也是缓慢地走着正步。我和我太太以及其他中方人员则是两两并排跟在华大使夫妇后面亦步亦趋，大约走了好几分钟才最终走出了车站。那个欢迎仪式在车站广场上又持续了不长一会儿，然后我们便分乘汽车离开并最终住进了当地一家最好的旅馆。
我事后了解了一下，一国驻外大使离开首都去驻在国其他地方访问受到仪仗队欢迎的前例几乎没有过。那次华黎明大使访问胡泽斯坦阿瓦士享受到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国宾待遇，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年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是如何之好之密切了。
那位随行翻译小谭，大名谭国保，是我办事处的波斯语翻译，也是我的助手。他为人勤勉、踏实而能干，波斯语特好，甚至还带有点德黑兰的地方口音（这是一位伊朗朋友说的）。我在伊朗的三年里从头到尾都得到了谭国保先生的大力襄助，所签署的好几个工程项目合同无一不有小谭的功劳。我离开伊朗后，小谭也调走了。10年后听说谭国保已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伊朗分公司总经理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也为中海油能慧眼识珠感到高兴（《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中对谭国保先生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叙述）。
那天我们到水坝项目现场去看了。我陪同华大使站在卡尔赫河零号坝所在河谷旁的山坡顶上，看着与伊拉克接壤的西北方向那一望无垠却几乎是寸草不生的山峦和谷地，十分惊叹古波斯民族居然能在如此荒芜的地方创造出如此灿烂的古文明。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都是误判。2000多年前此地的气候并非如此，而是潮湿和温暖，很适合植物和粮食的生长。不仅如此，在这广袤荒凉的土地下面，安拉或者说大自然还恩赐了伊朗丰厚无比的油气资源。
1999年，人们在伊朗胡泽斯坦省距离阿瓦士西北80公里处，也就是距卡尔赫河零号坝所在河谷不远的地方，勘探发现了一个当年算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阿扎德甘油田，面积1400平方公里，原油储量高达420亿桶，即60 亿吨！这个发现一下子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垂涎。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涌入伊朗以寻求更多的石油利益。
一开始，中国在伊朗石油开发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举措，主要还是承接或合作开展各种工程类或制造业项目，如水坝、地铁、汽车以及钢铁厂改造什么的，还有就是大量进口伊朗石油。比如到了本世纪初，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量从日均10万桶逐步增长到2007年的日均进口40万桶石油。这也使得那年中国和伊朗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00亿美元，而且还开始有了非常巨大的投资利益。
然而到了2006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介入了伊朗的石油市场。那年年底，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开发北帕尔斯天然气田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据当时的伊朗《法尔斯新闻社》称，该项目是伊朗最大的天然气开发项目之一，将包括南部天然气田四个区块的开发。协议规定该气田产出的天然气将被转化为液化天然气，并由双方平分。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将对该气田开发项目的上下游领域进行投资，投资总额预计超过160亿美元。北帕尔斯天然气田地处波斯湾，位于南帕尔斯大气田北面85公里，估计天然气储量80万亿立方英尺。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合作备忘录是在谭国保先生任职期间谈妥并签署下来的。
后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即中石油于2009年初也与伊方签下了开发北阿扎德甘油田的合同；同年8月，双方又签署有关南阿扎德甘油田的合作备忘录。不仅如此，中石油在签下这个大单前两个月，还接手了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Total）转让的伊朗南帕尔斯气田（这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的股权。
遗憾的是，此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更严厉的制裁了。1996年美国颁发了一个《达马托法》，也叫《伊朗制裁法案》（Iranian Sanctions Act），首次禁止世界上任何企业向伊朗的石油工业进行投资。此时不少日、韩和欧洲国家企业均开始打退堂鼓了。比如阿扎德甘油田开发项目5年前是给日本的，后来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放弃掉了。法国道达尔转让股权也是如此。
其实，当年中石油与伊方签订的阿扎德甘油田开发合约并不完美，需要开发商即中国企业先行垫付所有的前期开发成本（约25亿美元，由此可见那时伊朗就已经缺乏外汇了），共得开采185口油井，然后当石油产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伊朗方面才会按照合同比例给中石油部分石油分成作为报酬。说实话，这种合同的市场价值并不大，还存有很大的风险，即如果出油分成时国际市场油价很低，中方可能会完全没有收益。此时再考虑到美国制裁的风险成本，中石油便没有实施下去。后来没多久伊朗就以中石油违约为借口收回了南阿扎德甘油田的开采权。
那些年也就是对外强硬的内贾德总统在任时期。由于坚持核武级别铀浓缩活动，伊朗遭到了国际上一致谴责。第二年，即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还一致投票通过了“历史上最严厉”制裁伊朗的方案。迫使桀骜不驯的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说起来也是有意思，拥有这么丰富的石油储量资源却没有钱开发，那时就喜欢折腾的伊朗好像一个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人，怎么看都不可思议。
在举世一致压力下，到了2015年，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伊核问题6国、欧盟以及联合国与伊朗方面终于达成了伊核协议，这事才告一段落。此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又试图重返伊朗油气市场，访问胡泽斯坦阿瓦士的欧洲人又开始络绎不绝、多了起来。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坚持伊斯兰革命输出，加上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那份伊核协议签订后仅3年，2018年美国居然退出了这个伊核协议并重新祭起了对伊朗制裁的法宝。这个举措不仅给了伊朗当头一棒，也对欧洲国家的企业影响很大。如法国道达尔公司在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后又重新与伊朗方面洽谈了南帕尔斯油气田开发的第11期项目，但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3个月后却又再一次退出了这个让其难舍难分的项目。
不过，安拉似乎总是眷顾伊朗。去年底，即2019年11月，就在美国制裁如火如荼之际，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电视上宣布，在伊朗西南部的胡泽斯坦省又发现了一个原油储量甚至高达530亿桶、比当年世界最大的阿扎德甘油田更大的油田，并说这是“政府给人民的一个好礼物”。这个油田面积达2400平方公里，而深度仅约为80米，确实是好礼物，可是没有外汇的伊朗又如何将其变现呢？
可是1991年冬的那天，我们站在胡泽斯坦卡尔赫河零号坝附近的山坡上看到的就是一片荒凉。在我们当年最好的想象中，那个地方最多也就是水坝建成蓄水后可能出现的一片蓝色的人工湖。我们哪里知道，仅仅7-8年后这一大片荒凉的下面居然连续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田，而且还不止一个！胡泽斯坦，你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啊！
胡泽斯坦的神奇并不止这些。那次在阿瓦士，我终于找了一个空闲的时间，托水坝项目组从伊方借了一辆汽车，与小谭轮流开车，带着我太太以及胡家博先生夫妇，到附近可以找到的埃兰文明和古波斯文明遗迹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却也是非常难得的寻访。我们的首访就是苏萨古城。
苏萨古城（Susa，《圣经》中作书珊“Shushan”；真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据说已有6000年历史，比居鲁士二世波斯建国还要早2000多年。它曾作为埃兰文明的重要圣城，富饶而宏大。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是占有苏萨的财富，谁就可以和宙斯斗富。”著名的汉谟拉比石柱法典（颁行于公元前1800年，1901年出土，现存于法国卢浮宫）也出土于这里。可是我们去的时候苏萨却是一个破败的小城，可能是因为刚结束的两伊战争的原因吧，人口也只有2-3万人，少得可怜，就像一个大村庄。
作者在苏萨博物馆欣赏元青花瓷器
因时间问题，我们到这里也仅参观了苏萨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很简陋，印象中只有几间不大的展览间，但馆藏却很丰富，存有不少埃兰时期的彩陶和凿有楔形文字的石板。当年我们参观时还有一个橱窗放满了好多件在中国最罕见也是最昂贵的元青花瓷器。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写的去伊朗胡泽斯坦这家博物馆参观的游记里却从未提及这些元青花宝藏。不知道是博物馆收藏起来了？还是都卖给了中国的收藏家们？也不知何故？
距离苏萨古城东南约30公里的乔加·赞比尔金字塔形古建筑群（Tchogha Zanbil）建于公元前1250年，也是属埃兰时期建筑，大部分严重损毁，现存祭祀殿遗址仅存2层半，高约25米，这意味着这座金字塔原高约为50米。其主要建材为泥砖或烧砖结构，砖上还存有大量楔形文字。无论是造型还是材料与古埃及最早的位于塞加拉的砖石金字塔都很相似，只是晚了约1500年。
乔加 赞比尔金字塔废墟
乔加·赞比尔金字塔也是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外仅存的几座金字塔形神殿之一。十多年前曾有报道说，考古学家在伊朗著名的乔加·赞比尔神塔内发现了88块刻有楔形文字铭文的砖块。这些砖块均属于古代伊朗埃兰时期（公元前3400年至公元前550年）的文物。也就是说，这些楔形文字古老程度至少与殷墟的甲骨文相当，甚至更为古老。现在也不知这些楔形文字有没有破译？而且，如果破译了，它们又说了些什么呢？
乔加赞比尔废墟墙上的楔形文字
写到这里，此文就要结束了，也不知道写到这里自己有没有将胡齐斯坦这块土地的神奇性叙述出一二？大约5年前，谭国保先生曾邀请我们重返德黑兰。我和胡家博先生也都想借那次机会再次回到胡泽斯坦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去仔细看看。可惜的是，最终我们因故未能成行。神奇的胡泽斯坦至今仍存留在我的那些近三十年前的回忆之中，让我神往……
汉代班固在其《西都赋》中曾说，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可是，无论怀旧还是思古都是需要时间和心情的。像我们当年那样在工作之余匆匆游览，无论如何都是很难有什么深切感触的。
说实话，也就是到了今天，人也老了，而且还总是宅在家里，我才有时间调整好心情写出了这篇回忆录式的文章，试图描述一下胡泽斯坦的神奇之处，同时试图让自己真正地体会了一把何谓“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