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集说到了伊朗胡泽斯坦那片神奇的土地，也说到了伊朗女性衣着及其宗教法律和世俗法律上的社会地位，还说到了伊朗人的饮食和和酒。这一集我想通过3个有关德黑兰人的小故事说一说两伊战争后伊朗中产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现在伊朗正处于新冠疫情大爆发阶段，仅以此文祝愿伊朗人民能够采取积极措施战胜是次瘟疫，重获一个健康而美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在人们印象中，伊朗人生活很困难，近些年来尤甚，但以前可不是这样，而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伊朗那个时候更非如此。可以说，两伊战争后伊朗经济一直还可以，只是在10年前因坚持发展核武级别铀浓缩而遭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谴责和制裁后，伊朗的经济才开始变坏，伊朗人的生活也才开始变得愈益困难的。
其间，因伊核协议的签订，伊朗经济困境自2015年起曾有缓解。但是仅仅3年后，即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坚持在中东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伊朗进行石油制裁，致使外国公司纷纷撤出，伊朗经济又开始恶化，还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根据资料，伊朗货币里亚尔（Rial）兑美元已从制裁前的4.2万比1贬至2019年10月份的18万比1，黑市价格更是无以计数。货币贬值导致物价飞涨。据说那时在德黑兰，1碗方便面都要卖到几十万里亚尔，1公斤羊肉更是数以百万里亚尔计了。
但是我在伊朗期间，也就是1990-1993年间，感觉伊朗人的生活总体上还是挺不错的，稳定而又可能充满希望。那时由于有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政府有条件给伊朗中低收入阶层民众以大量的生活补贴（这在《伊朗杂记》（二）一文中对此有较多的分析和叙述），加上伊朗的人均GDP那时就有2200多美元，伊朗人的生活显然还是比较好过的。要知道，1990年我们中国的人均GDP仅317美元，而且还在使用粮票。可以说，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虽然存有很多问题，但就中产阶层而言，虽然也有贫困和拮据，但他们中有一些人的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
我那时主要生活在德黑兰。德黑兰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位于东西走向的厄尔布尔士山的一大片南坡上，地形北高南低，海拔平均约为1500米左右。 德黑兰市的南部多古老而低矮的建筑，绝大部分中低社会阶层老百姓居住在那里，也是伊朗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豪华的陵墓也建于南城。德黑兰中部则多是商业区，有很多商店，还有著名的大巴扎（大集市）。一条快速路将德黑兰北区与中南部地区连接起来了。
德黑兰北城属于所谓富人区，多现代化建筑，有许多成片的私人别墅和公寓，高级饭店和各种高档商品商店也大多设在那里。当然，那些销售高档商品的商店因西方品牌被禁几乎一个不剩地关门大吉，而所谓的高档饭店在革命后均因管理不善也不再高档了。如德黑兰希尔顿大酒店，革命后改为独立大酒店，由于管理上不去，里面的设施都已陈旧不堪。中国来的代表团多住在那里，我也常去，曾见过有的房间的柜门都关不上了。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德黑兰北区大多是较缓的坡地，土地比较金贵，这些私人别墅和公寓几乎都是栉比鳞次、围墙相连地盖起来的，也都很漂亮，院子则大小不一，但多有游泳池和花园。从这一点看，德黑兰有钱人的生活方式，至少在住宅方面与西方没有什么区别。
德黑兰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南城还是北城，其居民都喜欢养花种草，几乎所有住宅的院子里大多是一圈乔木庇荫下的一片青翠的草地，或在围墙四周栽植一些花期较长、也可以攀爬高处的蔷薇科各色鲜花。所以，无论春秋，德黑兰都是一座色彩丰富的城市。既然谈到了德黑兰人的住宅，那么下面的小故事就从我们租房谈起吧。
（1）壹
作者（左一）与泽塔先生夫妇（中间两人）及谭国保先生，摄于1990年春
我刚去伊朗时在北城某处租了一套面积不大、装潢也很普通的房子权且安身。这套房三室一厅，与楼上房东合住，房租每月350美元。那位房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泽塔先生，当年约60多岁，据说还曾担任过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某任文化部长（或副部长，这是房屋中介私下里说的，我们最终租下这套位于偏僻地带、层高较低、装饰也比较陈旧的房子也考虑了这个因素），很有学识，然而他已经老了，又是前朝人，从居住条件看他们的生活显然比较清贫。与泽塔先生相比，泽塔夫人看起来年轻不少，或者说保养得很好，而且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典雅的贵族气息。
泽塔先生老俩口很好客，有好几次邀请我和小谭上楼去他家喝茶聊天。我们居然还曾聊过围棋！这也是我在伊朗期间唯一主动与我聊围棋的伊朗人（详见《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但出于尊重和谨慎（那时我只是一个商人），我在与泽塔夫妇俩聊天时总是避免提及有关巴列维时期的话题，结果对泽塔先生的历史情况知之甚少。现在看还是有点遗憾的。
其实，或许是因为伊斯兰革命期间巴列维王朝政府并没有对毛拉们及其拥趸，即那些贫困民众进行过镇压，再加上萨达姆的伊拉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刚成功就开始在两伊边境上制造摩擦，大战一触即发（第二年9月两伊战争即爆发），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巴列维旧政府成员采取了相对比较温和的政策，除了清洗少数没有及时逃到国外去的王室重臣和高层军官外，对其余高级官员没有杀戮或关押，只是不再续用，而对旧政府的基层官员及军队的中低级别军官则只要归顺就大多留用。泽塔先生去职后能够留在德黑兰并过着清贫生活的背景也许就是如此吧？
我们每次去，泽塔夫人都拿出一些点心犒劳我们，其中有一种用麦芽糖、面粉、奶酪和橄榄油做成的小吃，味道很好，绵软细糯，还有一股独特的清香。印象中泽塔夫人称之为萨曼糯（Samano？），说是她亲手做的。聊天时还得知，泽塔先生老夫妻俩没有子女，主要靠原来的积蓄和楼下这套空闲房子的房租过日子，好在他们老俩口也花费不多。
我们那时自己做吃的，也时不时卤些牛腱之类的熟菜吃，每次卤好后，也总是切上一盘子牛肉送上楼去给房东老夫妻俩尝尝。投桃报李嘛。他们也总是对我们的手艺表示赞赏说，Chinese foods，nice！（中国菜好吃）
泽塔先生有一部汽车，牌子是派康（Paykan），很旧了，车身也到处掉漆，露出锈色来。他经常开这部旧车出门办事，包括采买什么的。这种派康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本土国产的汽车品牌，外形很土，方头塌屁股，有点像很早以前德国的大众捷达，但听说很皮实，伊朗的中低收入人，有条件的都喜欢买或者说其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只能买这个品牌的车。当时的德黑兰满大街都是派康，出租车大多也是。当年国外进口品牌的汽车也有一些，甚至还常见到一些豪车，除了宝马奔驰外，保时捷和兰博基尼等时尚品牌的汽车也偶有，在街头驰过，很拉风，但不是很多。
派康汽车，摘自网络
不过，伊朗的汽油也真是便宜。当年我们加1升汽油，即便没有补贴，也仅要50里亚尔，合人民币0.3元，加满油箱约15元人民币（补贴的汽油更便宜，每升30里亚尔）。现在据说也不贵，每升汽油约为人民币1元多吧。
有一次，我看泽塔先生又要开那部派康车出门就问他，你这车是哪年买的？他说有10多年了。看那车破旧的样子，我都有点怕他开车出门会出事故，就问：伊朗汽车要不要每年都检测（Annual inspection）一下？年检？他听了有点不懂。我就说，在中国，所有汽车每年都要由政府检测一下车子的性能，比如车刹（brake）什么的，不好就不能上街。他听了就笑着说：我这车刹很好，你放心吧。
说着那老先生便坐进车里，一只脚踩刹，另一只脚则猛蹬油门，这时随着一阵轰鸣声，那汽车抖动起来，车后也喷出一股浓厚的青色烟雾，然后他一松车刹，那汽车就像脱弦之箭猛地窜了出去，开走了。此时我看见泽塔先生从车窗伸出左手，还打了一个响指……
看着他那种很酷的样子，我在想，这位平时看起来很平和的泽塔老先生开起车来居然还有如此激情？这与其平时的温文尔雅做派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呀！真是老当益壮。
后来因实施的项目多了，项目组也多了，陆续来德黑兰的工程师和专家也越来越多，此地又比较偏僻，不方便项目管理，加上公司办事处又拟增添几位员工和雇员，此地房子太小不合住，更不适合办公。于是在租房合约到期时，虽经泽塔先生诚意挽留，我们也只能在一再表示谢意和遗憾后搬离了他家。
搬走后，小谭还去过泽塔先生家2-3次，记得其中一次是送去了一份我做的粤式白斩鸡。再后来，由于忙于工作，我们就没有回去过了。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泽塔先生如还健在，也有90多岁了。谨以此文祝福他们夫妇！
我们后来租住的房子位于德黑兰米尔达马德大街附近的纳夫特街（Naft，波斯语意石油），算是别墅，房间又大又高，院子也比较大，还有一个约40平方米的游泳池，环境不错，但房租也贵些，每月租金600美元。我们也是与房东合住，后者住楼上。这家房东因有儿子在德国，生活条件显然比泽塔先生要好，而且他们夫妻俩还经常去国外旅游，与我们不经常见面。租住初期，我也只上楼一次，还是拜访。不过，打扫院落、拾掇花草以及清洗游泳池等活计都不包括在租房合约条款中而是由房东负责雇人打理，所以我们住得也省心。
米尔达马德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很长的大街，位于其北面的纳夫特街区有很多条，由南到北从纳夫特1街一直到纳夫特7街，每个街区沿街建造的都是一个个围墙相连的独立屋或别墅，间杂着一些公寓式多层小楼。走在这些街区之间，还能时不时看到有的地段正在翻建房屋。可能出于抗震需要（伊朗多地震，1990年6月也就是我去伊朗没多久，在距德黑兰西边100多公里处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死伤了约25万人，德黑兰也有房屋倒塌），这些新建的房屋大多是采用钢架式结构，即先用工字钢搭成建筑物框架，然后再敷上各种轻型建筑材料。这种钢结构建筑技术就是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先进的。
我太太站在雪后的纳夫特街头，摄于1991年冬
由此可见，住在这些街区的德黑兰人大多是中上阶层人士，或者说他们大多属于当时革命后伊朗比较富裕的那部分人。而对于伊朗很多中低收入阶层人士来说，期望在德黑兰北城区像纳夫特街区那样的地方购买或拥有一套住房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梦想，一个伊朗梦。当然，这话也不能说绝对了。我就碰到过一件事说明住在纳夫特街区的人并不都是有钱人，其中有些人可能还很贫困。
（2）贰
那是1991年春一天，我开着那辆紫红色、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雅阁汽车从外面办完事回家，经过纳夫特X街由西向东靠路右侧缓慢行驶时，从路北，即从路左侧一栋公寓的临街大门里，也不知为何，突然倒着开出一辆甲壳虫小汽车，车速很快，一下子就冲过了道路的中线。我看不妙，立刻就踩了刹车，但也来不及了，只听“嘭”的一声，那辆车的车尾直接撞到了我的车头左侧：车祸发生了。
我下车一看，我的车头左侧大灯裂了，灯旁的车壳也撞瘪了。这时那辆显得较旧的甲壳虫车上也下来一个穿着深灰色恰朵儿、披着淡色头巾但打扮得比较整洁的中年女人，看到这一切知道自己闯祸了，就站在那里紧张地看着我，不停地说着“I’m Sorry”。此时附近正好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也是浅青色装束，与革命卫队服装差不多），好像看到了这一幕，就走过来用英语说：先生你无责，那位夫人负全责。然后拿出一个本子，记下了那女人和我的姓名、电话，然后对我说，这位夫人负责修车，你签字后由她交到警署去就可以了。那女子见状也用英语连声说道，Ok，Ok。
我是第一次在德黑兰出车祸，当时感觉伊朗警察处理的效率很高，对那女人的态度也表示满意，于是就给了那女人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及住址（我的住所距车祸现场仅有200米远），然后说，我自己去修理汽车，你只要偿付实际修理费就可以了。那女人连声说着“Thank you！Thank you”，也给我留了电话。我在对那位警察表示感谢后就开车回家去了。
回家后我就打电话找了一位熟悉的伊朗朋友，是不久前修理我院子里的深井水泵时认识的，请他将我的车开到他熟悉的一家修车铺去修车了（那时我们在德黑兰从未修过汽车，也不知道哪里有修车铺）。两天后他就将车子开回来说修好了。我看那车修得确实不错：大灯换了，钣金和漆面处理得也很好，就问他修这车花了多少钱。他递过一个清单，上面都是波斯文及其数字。小谭看了说，换一个大灯15万，不算贵。按当时黑市汇率，那笔费用约为100美元多一点。当时，我们就站在院子门口说话，凑巧的是，就在那时那个女人也登门拜访来了。
寒暄之后，小谭给她看了那张修理费清单，我看她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然后她拿出一个钱包，拿出里面所有的钱说，这是5万里亚尔，剩下的钱她分期付款行不行？看她亲自登门还款很有诚意，我随口就答应了。然后，她就和那位伊朗朋友用波斯语说了起来，说到后来有点激动，居然抽出一个手绢擦起眼睛来。那个伊朗朋友似乎在安慰她。
这时小谭低声告诉我，这女子说她没钱了，她的丈夫是个军官，上校什么的，前几年与伊拉克打仗时战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没有工作……我心一软，想了一下就对小谭说：如这样我们就不要她还那修车余款了如何？看她说的也不像假话。那10万里亚尔我们自己消化吧。小谭说好。于是我就拿过一张纸，由小谭写上修理费多少已付清，就签了字，由小谭交给了那个女人说：这事过去了。那女人接过那张纸，高兴得连声说道：海力马木农，海力马木农（波斯语意思：非常感谢）。
两伊战争爆发于1980年9月，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年。这事儿直接起因就是底格里斯河和与幼发拉底河入海口及其附近波斯湾上的几个小岛的领土纠纷，但政治背景还有很多，如伊朗是波斯人，伊拉克则是阿拉伯人；伊朗革命后是政教合一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则是萨达姆的世俗独裁政权；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什叶派穆斯林搞的，而伊拉克则是逊尼派穆斯林掌权。反正两伊战争因素很多，不一一足。
不过，两伊战争的主战场就在《伊朗杂记》（四）所描述的那片神奇土地——胡泽斯坦地区及其与之相邻的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下游。这场战争几经拉锯，互为攻防，双方都死伤惨重，比如伊拉克死伤近50万人，而伊朗的死伤人数更是高达105万人，而且从1980年9月至1988年8月，两国互相攻伐，整整打了8年。
两伊战争中伊朗的老国防军几乎伤亡殆尽。巴列维时期伊朗军队的军官多是在英美军事院校学习并受训的。我不知道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不是前文提及的那种被新政权留任的巴列维时期的旧军官，也不知他是在哪一年或在什么地方战死的，但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也知道，在伊朗这么一个如此歧视女人的国家，一个女人守寡带着孩子生活确实不容易。就凭这一点，给她豁免掉那笔修车余款可能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两伊战争到后期还有过导弹袭城战，伊拉克导弹相对多些，德黑兰就曾被众多导弹炸过，死了很多人。纳夫特街区也被导弹炸过。其实，就在我们聚在院门口讨论修车事宜的当时，我们所租住的那个别墅的每一扇窗户的玻璃上都还贴着一根根米字型的防玻璃破碎的白色胶条，回头就能看见，昔日战争的气氛依稀留存。
不过说实话，这笔钱的账目如何做平也很让我们伤脑筋的，因为10万里亚尔（约70美元）在那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也只有50美元，大家都不容易，总不能从我们自己的牙缝中省钱来还吧）。后来，我们便想办法通过驻伊使馆经商处介绍，利用较为宽敞的居住条件主动接待了国内来的一个代表团。虽然我们那些天的采买和做饭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人也很辛苦，但好歹手上也有了一点活钱，这才最后把这笔账给冲销掉了。
这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也让我感到，即便是住在德黑兰北城这片富人区的伊朗人也不都是有钱人。他们中也会有一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步入了贫困。虽按当时国内眼光看，那10万里亚尔（约合70 美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国内工资那时平均不到100元人民币，仅合10多个美元），但在当时人均GDP已有2200美元的伊朗，白领阶层人均月薪一般都有100美元（14万里亚尔）或以上，可是一个住在富人区而且开着德国甲壳虫汽车的女人却拿不出这笔钱。我想，这应该也是当年伊朗中产阶层人士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吧。
（3）叁
这个第3个故事是说我公司的会计勒萨·米法尔先生的。这也许算是一个年轻人逆袭的故事吧。米法尔先生当年30岁出头，印象中他是伊朗某偏远省份的人，父亲是个手艺人（记不得是做什么手艺了），他本人年轻时不喜欢继承父业做个手艺人，而是努力读书，后来考上了德黑兰大学学习财会，毕业后又努力考了注册会计师，结果被德黑兰一家国有大公司所雇佣。后通过一位伊朗朋友推荐，他就兼职当了我们公司的会计。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觉得这位年轻人不错，中等个儿，敦实的身材，皮肤很白，剃个平头，胡须刮得铁青，身着笔挺的西装，脸上总是露着笑容。我告诉他我们这儿是办事处，主要是一些流水账，项目合同款都是由伊朗业主方面定期直接支付给我公司总部，不经过这里。所以要求不高，只要将办事处的账目做得干净（clean）就可以了。他眨着眼睛问我什么叫“干净”？我说，就像你今天的装束一样，让人看起来爽心悦目。他立刻笑着说，Ok！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办事处，也不是子公司，本身就没有什么复杂财务可做。这位米法尔先生便每个星期或三五天来办事处做一次账，一般1-2个小时。他人很老实，不多话，但账目做得确实很干净，向伊朗税务部门申报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于是我在给他正常薪水之外也经常给他发奖金。
因为他是兼职，也无须坐班，一开始我给他开的报酬是每月100美元。也许有读者会说，怎么才给人家这么一点钱呀？其实30年前，无论伊朗还是中国，人们的收入都是不高的，而且美元也不是现在的概念。我那时在国内工资就算高的了，也不到200元人民币，只合20几个美元。伊朗人表面上看人均GDP2200多美元（中国那时人均GDP才300多美元），一般工薪阶层收入也不高，月收入能有100美元就算不错的了。
他算是兼职，而且他利用业余时间还兼任了好几家外国公司的会计。但他有一个好，那就是有话就跟我们直说，但从来不评论其他人或公司的事，嘴紧。我问过他，这么辛苦赚钱干什么？他说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现在租房子住总不是长久之计。他的最大理想是在德黑兰买一套房子。
我不知道当时德黑兰的房价是多少（经查，2018年德黑兰北区房价约为每平米2000美元），但我知道不会便宜，否则我们的秘书海达丽小姐早就买房子了，不至于那时30多岁了还单身一人并住在她姑姑家。但如果按照我们当时国内的收入衡量，那时德黑兰北区的房价就绝对是一个天价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房子还没有商品化，而且人均收入很低。1993年回国后我在合肥的三室一厅住房单位才按照福利房价格卖给我，我只付了约3000元人民币。但10多年后这套房子市场价就值上百万元了。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大约是1992年秋，也是勒萨·米法尔先生受聘我公司任会计2年后的一天，他来到办事处，很高兴但也有点局促的样子对我说：他想邀请我到他新家去做客。他们一家会很高兴的。我一听立刻惊讶地问他：你终于在德黑兰买房子了？在哪里呀？
他见我很关心此事，就自豪地说了一个街区的名字，我现在忘记了，但当时我知道那个街区位于德黑兰西北部，也开车从那里经过，是一个新开发的街区，有很多建筑工地，大多是住宅，也有不少新建的建筑物。在那里买房者多为近些年在德黑兰发展比较好的白领工薪人士。我听了当即表示祝贺，说自己一定会去他的新房登门拜访的。
与聚居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南城不同，德黑兰的北城多为富人区。原巴列维皇宫、外国使领馆和高级酒店也都位于北城区。由于多年发展，那一段厄尔布尔士山脚下几乎建满了各式各样的高档住宅等建筑物，而且地皮也因稀少而比较金贵。那年我为了租房曾经开车将偌大的德黑兰北城区几乎跑了个遍，所以还比较熟悉。
德黑兰北部西区一角，摘自网络
于是，后来新建的公寓式多层或高层住宅多建在德黑兰新辟的西区，或叫西北区，与原来位于其东边的老北城区隔了一个较大的山脊。后又建了一条快速路将其与老北城区连接起来了。在那里购买住房的大多属于德黑兰的中等收入工薪阶层，即那些收入相对还行但仍买不起北城区独立屋的白领人士。米法尔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记得那个星期天我和谭国保先生按他给的地址开车去他的位于德黑兰西北区的家。他家在一栋多层公寓楼上，周围还有正在建设的同样建筑物，似乎是一个没有完工的住宅小区。进他家一看，房子挺大，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墙上及天花板的边角上均有白色石膏压出的雕花，似乎还闻出房间里的那股淡淡的石灰味儿。一切都是新的，家居和地毯及餐具等。我们在向他和他太太表示乔迁新居的祝贺后，拿出了一幅较大的真丝织锦桌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他太太将那块绚丽多彩的真丝桌布捧在手里高兴得不停地说着：“秦，斯尔克，哈桑吉（中国，丝绸，漂亮），海力哈桑吉！”
可以说，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从1988年至2008年这20年，也是安拉给予伊朗的最好也是最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在伊朗期间，伊朗正处于两伊战争的恢复期，还没有条件执着于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发展核武器，美国和联合国都没有制裁它（1996年的美国达马托法案也只是限制外国公司对伊朗的投资，没有影响到伊朗的石油输出），此时它的石油美元收入滚滚而来，国内货币汇率和物价却很平稳（我在伊朗的三年中黑市里亚尔兑美元一直稳定在1400：1左右），伊朗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生活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据资料显示，伊朗GDP从1988年的120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4000多亿美元，翻了近2番。伊朗人的生活也因此而水涨船高。勒萨·米法尔先生在德黑兰北区买房的故事就很有说服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之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石油美元的大幅增多，伊朗当权者开始膨胀，尤其是在内贾德当选总统后，伊朗对中东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发展核武级别有浓缩活动开始有增无减，且一意孤行，结果于2010年6月9日伊朗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的“史上最严厉制裁”，自那以后伊朗经济一落千丈，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那年的GDP则跌落到3800亿美元。2018年伊朗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还取消了每个国民每月约12美元的食品补贴，让中低阶层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当然，伊朗普通民众生活陷于困境并不代表伊朗权贵们的生活水平就降低了。有资料显示，伊朗经济总量的85%以上掌握在当权者集团手里，这些人包括但不限于那些大小毛拉、政府高官以及宗教军队——革命卫队的高层。
伊朗的教士集团，即那些毛拉们，以宗教慈善名义办有很多资金雄厚的宗教基金会，其中仅一个马什哈德基金会的现金流据说就有上千亿美元之多。而伊朗的革命卫队则乐于办公司，有说办有数百个公司，还控制了所有边境口岸和大约一半的进口贸易（前年的进口额就有120亿美元）。伊朗的支柱产业如能源、电信以及军事工业等也都在革命卫队掌控之中。
说到这里，这三个有关德黑兰中产人士的小故事也就说完了，此文该结束了。我不知道在伊朗的货币贬值、物价猛涨以及失业潮水之下，勒萨·米法尔先生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但我期望也祝福此文提及的三位伊朗朋友及其家人一切安好。愿安拉保佑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