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47从德黑兰上空掠过，摘自网络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行动口号，对外推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激进外交，对内则没收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王族资本，在石油、钢铁和电力行业推行激进国有化。在他看来，西方都是基督教国家，而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国家一样都是反伊斯兰教义的，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革命后的伊朗在世界上即便没有闭关锁国，也是非常孤立的。这一切在两伊战争中更显得突出。因为那时候阿拉伯国家都是支持伊拉克的，而伊朗则因美国人质危机遭到了西方国家一致的抵制。
这种情况到了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出现了转机。神学院毕业且自1981年起就担任伊朗总统、人脉较好的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被大毛拉们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推举为伊朗宗教领袖，而另一位霍梅尼的密友，虽然也是神学院出身，但视野一直比较开阔的哈什米·拉夫桑贾尼（1934-2017）则当选为伊朗总统。
此时，两伊战争刚结束一年，百废待兴，务实保守的拉夫桑贾尼采取了对外推行温和外交，对内保护私有产权和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任用一些接受伊斯兰原教旨理念、精通技术和管理的世俗官僚，使得伊朗经济快速恢复并开始增长，伊朗人的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存有了希望。1989年的伊朗确实很像10年前，即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
拉夫桑贾尼先生，摘自网络
这些在前几集，尤其是《伊朗杂记（五）》一文中多有反映。两伊战争结束后，为了恢复经济，拉夫桑贾尼上任伊始就推出了第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90-1994），计划投资3500亿美元于石油、钢铁以及水利等工程，还准备将革命后收归国有的几百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推进市场化为中心的经济改革。
拉夫桑贾尼开创的伊朗私有化经济政策一直实行了十多年，后来在穆罕默德·哈塔米担任总统期间（1997-2005）也继续了拉夫桑贾尼的自由化经济政策，直到伊斯兰革命强硬派代表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重新推行国有化而打断了这一势头。当然，那时在伊朗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革命后当权的以教士集团为代表的新贵们也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很不得民心。这也可能是重新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但其结果却又让伊朗的权贵们再次在国有化过程中暴富起来，而且国有经济的低效和贪腐更是让民众苦不堪言。
尽管如此，在两伊战后那些年，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并鼓励私人投资，伊朗经济毕竟活跃起来，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伊朗人的生活还是比以前好多了，私人公司也开始大量涌现并参与到伊朗战后重建之中。
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在联合国授权下美国为首的34国联军于1991年2月发起“沙漠风暴”行动，进攻占领科威特的伊军，仅100小时就彻底打崩了曾与伊朗血战8年、异常强悍的伊拉克军队。这让伊朗看到了自身的弱点，也是伊朗于战后收敛革命输出、对外采取温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外因吧。
伊朗经济重建也极大地受助于这第一次海湾战争。此时伊朗与西方很多国家关系得以改善。西方国家资本也开始大量涌入伊朗，参与伊朗重建。比如《伊朗杂记》（四）一文中提及的我公司与首钢联合参与的伊朗胡泽斯坦省阿瓦士钢铁厂改造项目，因我们无法提供足够的买方信贷，后来伊方就给了日本，因为它在伊朗钢铁行业改造上投入了巨资。
比如，据当时媒体报道，1991年5月7日，一大批意大利公司在德黑兰签署了估计为50亿美元的交易，对伊朗从钢铁厂到银行业的所有方面进行投资；而日本公司则准备投资5亿美元开发伊朗海上油田和两个总值15亿美元的钢铁工程。那时的中国不仅自身急需资金，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都不足，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多是以工程承包方式进行。
那时我公司主要在伊朗的水利工程领域承揽项目。因当年伊朗与美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世界上水利技术实力最强的美国公司无缘进入伊朗市场，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国在伊朗承揽项目也就比较顺当了。1991年，我与胡家博先生甚至代表公司与伊方洽谈并签署了德黑兰供水工程的设计审查项目合同（胡先生签署合同的技术部分）。这个供水工程的投资方是联合国开发署，德国一家公司承接了设计咨询，但因联合国项目的特殊需要，得有一家技术水平和信用都比较高的公司对设计方案作进一步审查。伊方与各方面咨询协商的结果，最后由我公司中标。
伊朗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总共列入了30个水利项目，我公司就最终承揽了其中4个工程的设计咨询和勘探项目，包括伊朗最大的水坝——卡尔赫河零号坝项目，后续的勘探和施工项目也多有涉猎。伊朗当年发标工程项目多采用议标而不是公开招投标方式，因此除了通过原有项目组与伊方的合作方进行沟通外，我多是通过经常跑伊方能源部或其他行业部门的方式以了解项目发包信息并进行跟踪，因此也认识了一些伊朗政府官员。
现在看来，也算是我个人的看法吧，当年的伊朗政府官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虔诚的伊斯兰革命信徒，当年跟着教士集团闹革命，其中有激进革命组织学生领袖也有出身工人或其它底层阶层者，评功论赏，因革命功劳大而获得较高官职也在意料之中（革命成功后，霍梅尼也曾对某些他认为反对他的革命组织成员进行过清洗）。不过，这些人文化水准多不高，在政府各部门中却多掌握实权。
其二是前面几集中提到的那批投诚并得以留用的技术性世俗官僚，这些人构成了政府官员的主体，也是伊朗战后经济重建得以推行的基础。拉夫桑贾尼但任总统期间力排众议，大量任用技术官僚。据资料披露，他的两任内阁成员中拥有欧美博士或硕士学位者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一部分是工程师出身。再者就是革命后应募录用的新人，这些人大多比较年轻，多是本土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年轻有为，野心勃勃，干劲十足，争取升迁并试图尽快成为中产阶层人士成为其奋斗目标。
有意思的是，后两种人虽然在为原教旨主义的政教合一政府服务，但大多并非是虔诚的伊斯兰原教旨教义的忠实信徒，除了公开场合他们一般都不做礼拜。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几个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在与他们交谈时曾问他们是否每天都按时祈祷（当时街上大喇叭正响起阿訇的念经声）。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我们没有时间。口气还有点不屑。后看我表情有点惊讶，一位学生才补充说，有时间我们也祈祷。
而第一种人，即那些伊斯兰革命者出身的官员则不同，每到祈祷时间他们大多会自觉地走到一间祈祷室里去虔诚地伏地祈祷，并将此举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伊朗中低阶层民众很多人也都是如此。我曾问过一位伊朗出租车司机，他就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梳洗然后等着晨拜。我相信他们这么做都是虔诚的。
伊朗人家里、单位或公司多设有祈祷室，单位或公司的公用祈祷室一般比较大，而私人家里或官阶较大者的办公室里的祈祷室都相对较小。我曾见过他们的祈祷室，其实就是一间铺有素色地毯的空房间，地毯上贴有指明穆斯林圣地麦加卡巴圣堂方向的标识，旁边的托盘上还放有《可兰经》和若干可能从麦加捡回来的深色圆润的小石头。
当时，德黑兰的各个区街的一些电线杆或建筑物上都挂有那种老式的圆形大喇叭。每天天一亮（有时天还没亮），这些大喇叭就开始播放诵经声了。穆斯林习俗是一日五拜，这五次祷告分别称为晨拜、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每周还有一次的聚礼拜及相关节日的会礼拜。这也就是说，这些街上的大喇叭平均每天至少要响上5次。
平心而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街上这些大喇叭中诵经的大胡子毛拉们，百分之百都是好嗓子，其嗓音无一例外地充满了浑厚的磁性，且精通韵律，诵经的语调则抑扬顿挫，低则婉转徘徊，余音绕梁；高则高亢激越，直上云霄，都是难得一闻的男高音。
我不懂波斯语，但每次听到这些动听的男高音吟唱的诵经声都会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好听，但时间一长，便不再有新鲜感。这也许就叫声乐欣赏疲劳吧。不知道现在的德黑兰大街上还有没有这些大喇叭及其播放的诵经声了？
为了尊重这一宗教习俗及方便工作，我们在与伊朗方面，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公司高管进行商务洽谈时，一般都会预约在上午某个时间，下午因1-2时以及3-5时穆斯林需要做晌礼和晡礼（具体时间因季节和昼夜长短不同而有较大区别，但每月底伊朗官方会公布下月每天具体祷告时间），约见洽谈项目很不方便。
刚去伊朗时由于不了解，我曾与伊朗工业部一官员某次就约在下午2:00时见面。可等到我们去了，他却因晌祷刚结束又必须先处理其他急事，我和小谭只好干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与他见面时已过了半个多小时。结果寒暄后双方还没有谈上多长时间，外边诵经的喇叭又响了，他又要去隔壁房间做祷告了。于是我只好在他一再表达歉意下有点尴尬地告辞走了。那次约会除了寒暄，几无收获。
顺便说一下伊朗人见面时的礼节。我们每次与伊朗人约见，如系熟人或朋友，就多在重复说很多遍“萨拉姆（你好）”后，抱住对方肩膀行贴面礼，即双方先互贴右脸，然后贴左脸，然后再贴右脸。嘴巴有时还故作啧啧声，以表示亲热。陌生人则互道“萨拉姆”并用右手抚着自己的左胸即可。与女士见面，她不伸手，男方就不能有主动握手意图，这时就只问好，稍弯腰鞠躬以示敬意。
伊朗的贴面礼有点伤脑筋。我的胡须在中国人中就算蛮多的了，但伊朗人的胡子更厉害，即使刮掉，胡茬子也是一片铁青。每次贴面后，我自己的整个脸都是痒痒的，没办法。现在新冠疫情时期，这种礼节的弊端显露无遗。
当年的伊朗的官员中不乏爱好学习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人。我们的项目组成员多是国内水利水电行业的顶级专家，如前几集中不时介绍的胡家博先生，还有胡先生的老同事、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先生和中国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福甲先生等。他们就经常给所在项目组及其所在公司的伊方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授课，以提高他们的学术和技术水平。他们的学生也是群星灿烂。
有一次，伊朗能源部想了解蓄能电站方面的国际技术发展状况。正好谷兆祺先生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李仲奎博士（后来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导、教授，当时是我们承揽的德黑兰供水工程设计审查项目组成员）从奥地利参加一个这方面的学术会议回到德黑兰，于是谷先生便推荐他给伊方做一个专题报告。
那次是我陪同李先生去的。去后才知道，那次会议不仅有伊方水利专家参加，伊朗国家能源部负责水利事务官员和公司高管也多有出席。会议上，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及蓄能电站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一天，我到伊朗能源部去，见到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政局局长XX先生。他在给我爽快地办妥几个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手续后，好奇地问我：
“史先生，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
他那天居然也在现场聆听了李仲奎博士的报告！我在惊讶的同时便随口答曰：“车载斗量。”（英文：Where I come from，people like Doctor Li come by bushel）
当然，我这话的潜意识里不无夸耀我公司水利技术水平高的成分，但他这种负责财政的官员居然也出席那次技术报告会本身也确实让我惊讶，就故作夸张那么说了。那位局长先生听了也是一怔，然后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水利技术是这个。
一个有关某专业领域国际技术发展状况的报告会在当年伊朗有像这位财政局局长职位的官员出席会议并认真听取报告，能不让我惊讶吗？回想一下，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比较常见，可是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又会有几人这么做呢？
作者（左一）和胡家博先生（左二）与伊朗能源部官员及业主公司代表在签署一个水利设计咨询合同后合影
当然，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政府官员中也不乏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这些人多是伊斯兰革命的有功之臣，但大多是因革命起家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这种官员的一个特点就是英语等外语口语显然不好。
伊朗是一个英语非常普及的国家。我在德黑兰期间感到会说英语的人似乎很多，一般商贩和大学生，甚至警察，好像都会说英语。我在前几集中也提及有的革命卫队军人和交警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这可能与英国与波斯的历史渊源较深以及巴列维时期德黑兰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有关吧。还有，与在国内和香港时一样，我在伊朗所签署的所有工程项目合同都有两种语言文本，只不过前者是中文和英文，而在伊朗则是波斯文和英文。因此，在很多项目洽商场合，虽然经常有小谭在座，但我多是直接说英语的，对方也多以英语回答，洽谈效果大多较好。当然也有碰壁的，弄得双方都很尴尬。
比如，有一次我去伊朗工业部一个部门洽谈高炉炼锰铁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公司与马鞍山钢铁公司合作的。因不懂专业，去之前我还做了一些功课。那天不巧谭国保先生因有其他事要办，我就带了办事处另一位也只会英语不会波斯语的年轻人赴约去了。
那次会见是在伊朗工业部某局副局长办公室见面的。办公室很宽大，摆设也很漂亮。那位副局长先生身材很壮实，留着一脸胡须，对人更是热情，茶几上不仅放上了好几碟点心和几串葡萄，还有一大盘切成一块块的西瓜瓤，旁边放几个盘子和叉子；又叫其秘书专门给我们冲了两杯记不得叫什么名字的咖啡。见此我也很高兴，用波斯语寒暄几句后坐下来就开始用英语侃侃而谈起来。
但我很快就发现哪里不对头，因为那位副局长时不时看着他的秘书，脸色有点茫然，而他的秘书则不断地给我眨眼睛……我见状迟疑了一下，那位秘书立即用英语跟我说，“Sorry，Mr. Chief doesn't know English. I have to translate itfor him.（局长先生不懂英语，我得给他翻译）”这时我虽感惊讶，也只好说“I am sorry（对不起）”了。
在这之前，我到伊朗政府部门或公司办事或洽商项目，几乎都是说英语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沟通都是用英语交流的。那次李博士给伊朗能源部用英语讲课，在座的就有一些官员。那是我第一次在伊朗遇到不懂英语的官员。回来后看到秘书海达丽，我就将这事儿跟她说了，并问：伊朗政府官员不会说英语的人多吗？她居然回答说：是的。不过你们中国的官员也都会说英语？听后我瞬间愣住了。不说30年前了，就是现在，即推行所谓的领导干部四化建设40年后，我们的领导干部又有多少人会说英语呢？
新世纪以来，伊朗的清廉指数在世界上排名一直在100位之后，而我们中国这二十年来虽有进步然总是徘徊在80名左右。可见现在的伊朗的官场腐败确实很严重。伊朗对官员贪腐的惩处包括绞刑和鞭刑。4年前有报道说，伊朗前总检察长因贪腐和渎职被判鞭刑135下，不过事后居然还被重新启用。也不知这是演的哪一出戏？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即伊斯兰革命后不久，我感觉那时的伊朗官员相对还比较规矩，因为我在伊朗期间没有请过任何一位伊朗官员吃饭，而且即便是送礼，也大多是在首次拜访时送些锦缎织物或工艺瓷瓶之类的普通礼品。当然，当年的伊朗官场于我显然是陌生的，因为我当年的外国商人身份也很难走近伊朗官员们的生活。这些浮光掠影可能说明不了什么。
伊朗战后重建，除了由政府投资一些重要行业的项目，如钢铁、石油、水利工程以及地铁等之外，许多市场前景较好且涉及普通人生活的日用品项目也在纷纷上马。由于外汇充足，伊朗央行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市场前景比较好的民间项目也会放宽外汇兑换，甚至鼓励投资。因此，那段时间伊朗的私人企业在其国内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很高，有钱赚就干，对于市场很敏感，也很会捕捉商机。
我在伊朗期间还洽谈签订的一个变色光学玻璃成套设备项目就是如此。所谓变色光学玻璃也就是夏天人们戴的变色太阳眼镜用的那种材料。当年这个项目的国内合作方是国家建材总局蚌埠玻璃设计院。
说起这个项目也挺有意思，完全是一种巧合。我去伊朗时戴了一副赭色的变色太阳镜。这种太阳镜玻璃在阳光强烈时颜色就会变深，而在光线较暗的地方其玻璃颜色就会相应变淡，甚至就像普通玻璃那样变得透明无色了。这是在普通硅酸盐玻璃中加入了一种光敏剂形成的效果，但当时这种技术国际上还不普及，而我们的国家建材局蚌埠玻璃设计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发出这一产品，技术也比较成熟。
大约是1991年冬的一天，我去一位经商的伊朗朋友家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他邀请的人中有一位客人似乎对我戴的那个变色眼镜很感兴趣，我就取下来给他仔细看。他戴着眼镜窗前屋里地跑了几趟，拿在手里也端详了半天后问我，这是中国生产的吗？我说是的，在中国国内买的。又问这是中国哪家公司生产的呢？我原来在安徽省科委工作，还是搞科技情报研究的，对这个变色光学玻璃项目的来龙去脉很熟悉，也就如实告知，同时还就机宣传了一下蚌埠玻璃设计院的技术实力。
没想到这位伊朗朋友是一家生产玻璃制品公司的董事。伊朗位处高原，终日阳光灿烂，紫外线很强，变色光学玻璃市场显然很大。他们最初的联系对象是日本厂商，也可能报价比较贵在犹豫吧，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回去就开始调研和比较起来，结果就选中了技术质量不错，报价却相对低廉的中国蚌埠玻璃设计院，并互相联系起来。
第二年，项目已经水到渠成。蚌埠玻璃设计院派一个代表团到德黑兰与伊方洽商时，我作为商务代表也参加了，在洽谈现场又看到了那位伊朗朋友，互相都觉得面熟，一叙之下才明白这个项目居然还是我自己牵线搭桥的。于是我们都大笑了起来。
这个项目的洽谈成功看起来是一种机缘巧合，但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伊朗战后的经济重建，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在应对市场方面都是何等地充满活力和对未来抱有希望和信心。这与时下外国和私人资本纷纷逃出伊朗的局势形成巨大的反差。
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战争给中东大多数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当时资料看，中东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从1989年的6.6%剧降到1990年的-5%，但经济重建中的伊朗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从中得利。1990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然高达4%。由此可见，伊朗当年经济重建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海湾危机造成的高油价，反而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石油收益。而这又给伊朗的经济重建注入了更多的资金。
经济的复苏还表现在国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与这些年不同，我在伊朗那三年里黑市里亚尔兑美元一直是1400左右，官兑则是始终70，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通货膨胀。这些在我的前几集《伊朗杂记》中都有所介绍和描述。经济学告诉人们一个常识，经济是否繁荣主要看市场（商埠）。德黑兰的大巴扎（集市，词源就是波斯语，意思是“满是标价的地方”；世界上最早的集市就起源于古波斯）就是伊朗经济的一个晴雨表。
德黑兰大巴扎内景，摘自网络
那时德黑兰的大巴扎，如包括相关露天地方，面积据说有好几平方公里，里面的巷道连起来足有10多公里长，很多巷道都是专卖某一种商品的，如铜器、食品、黄金、香料和地毯等，其间也夹杂着各种其它商店。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如果进去后稍不留心，就会迷路，最后也不知道会从哪个方向的出口出来了。
1990-1993年那几年，因常有人来往德黑兰，我们每年都去德黑兰大巴扎几趟或闲逛或买些伊朗特产（当然也有陪他人去买的），即银器、首饰、藏红花和骆驼骨镶嵌画等作为纪念品或回国送人的礼物。德黑兰大巴扎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异国风情以及场地大和商店多之外，还有就是变化，而且似乎每年都在变化。
这些变化体现在，一是面积在扩大，店铺也越来越多。比如，上次去看到的某个售卖黄金首饰的巷道只有20-30家商铺，过几个月去那个巷道似乎延长了，店铺也多了很多，当然，金饰制品的种类也增多了不少。二是大巴扎里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我们都是在休息日，即星期天去，感觉到逛大巴扎购物的人越来越多应该是有对比价值，也是比较准确的。
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德黑兰大巴扎的日渐繁荣也从市场角度表明了伊朗于两伊战争后的经济重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经济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伊朗的GDP也从1988年的120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4000多亿美元，20年时间翻了近2番。伊朗人的生活当然也因此而水涨船高。但令人遗憾的是，伊朗的经济发展终于在20年后因坚持发展核武器和输出伊斯兰革命而遭到重创，现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但愿拥有悠久灿烂文明史的伊朗人民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在克服这次新冠疫情之后，好好利用安拉赋予伊朗的丰富无比的自然资源，重新走上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