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它不仅是短期保增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后转型时代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总体来说，当前扩大内需初见成效，但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的特征。客观地说，扩大内需面临的是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我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
从现实情况看，扩大内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不仅涉及当前的短期政策选择，也涉及中长期的体制安排和制度创新。
一、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扩大社会产品供给，满足私人产品需求是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以追求总量为目标，注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过去３０年内ＧＤＰ保持接近１０％的年均增长；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５０％左右的高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经过３０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发展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变化，私人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短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看，需要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我国在“十五”规划中就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５０％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居民消费率反而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主导型的增长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暴露出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回看十年，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命题；回看五年，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机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但是，由于近十年来外需的旺盛，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缺乏动力。更重要的是，使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不断累积。这次危机，外需大幅萎缩，客观上使增长转型的压力全面加大。与此同时，这次危机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我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二、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历史机遇
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应当说，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
一是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有可能是中长期的。退一步说，即便外需总量恢复，结构也将发生重大调整。这意味着过去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二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４—５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１４．８％和１５．２％，均明显超过同期ＧＤＰ增速。三是短期内宏观经济逐步稳定。从反危机角度看，在经济信心和宏观形势大幅跳水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重点是救急、救市，防止市场崩溃。当前，４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效果开始显现，下一步的重点是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推进一揽子改革，大规模实施结构性调整。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如果能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切实采取一些大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举措，可以为后３０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未来五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５０％左右，未来十年把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５５％左右，加上政府消费，使消费率达到７０％左右。按照这样的目标要求，需要尽快制定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需要尽快出台与此相关联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需要尽快推进相关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尽快采取有力的行动方案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如此，才能抓住机遇，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三、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体制保障
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
从我国的情况看，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具有结构性改革的特点。例如，第一，在构建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中，要求对收入分配体制做出大的调整。这个调整不仅需要明显提高劳动者报酬在ＧＤＰ中的比重，而且更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有一个财力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近日中央推出的国有股以转持方式注入社保基金的政策，就是一项制度安排，它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制，还需要更多的类似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安排。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未来５—１０年，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力。但这个趋势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能否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第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尽快把生产型财税体制转型为公共财税体制，把重点用于扶持生产的金融体系改造为重点用于扶持消费的金融体系。第五，推进政府转型。这是最为重要的体制保障。以扩大总量为目标是ＧＤＰ政绩观的基础，如果政府不从根源上认识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适应这个阶段变化调整政府目标，要改变ＧＤＰ政绩观就很困难。只有在政府理念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利益，理顺政府行为，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