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体制思想的制约无所不在
人生识字糊涂始，我听到的常常是一种解释，就是人的一生不识字不糊涂，一识字就糊涂了，这样的解释在文革期间很流行，是频遭厄运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怜、自叹、消极性自悟，许多春风得意、没什么文墨的工人农民也依此来贬低文化，以“大老粗”、为握有无产阶级政治优先入门卷为荣。（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诗无达诂，也可以这样解释，人生糊涂始识字。这里，糊涂就是困惑。不管是因困惑而识字，还是因识字而困惑，凡人生就有困惑，意识到困惑是人向上本性的显现，见证了人心的不死。其实人的识字有两种，一种是无书的识字，人幼年通过耳听目染而建立了对身边世界的认知，人长期置身和听命于一个程序化习惯化的环境，如同天天读“一本书”，统治阶级的体制思想制约也就化成了现实；一种是有书的识字，它承接已经定型的世界印象，又对这个世界产生质疑。质疑——识字；识字——质疑；再识字——再质疑。适逢新的精神氛围，这样的质疑产生了崭新的顿悟，这意味着对体制思想的抵抗。我就是这样的。
我是搞文学的，从小接触官方提供（通过学校、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文学名著，像《子夜》（茅盾）《创业史》（柳青）《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杨沫）《艳阳天》（浩然）等，脑子里就建立了相关的农村农民的印象，把它当作现实和真实。偏偏自己以后下放农村，知道了农村农民农业的真实情境；自己偏偏又赶上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学潮，自己的作品一开始有上述这类书的影子（根据当下的体制思想来写人写事），很快在质地上又跟这些书不相干了。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强烈，我更看到了对这类文学文本的否定性质疑。我以为说得有道理。不过稍后又知道代表官方意愿的对这类书肯定性的文章。此类评论家摆出意识形态保卫战的严正姿态。真正说起来，倒是夹在否定与肯定之间的学者（说理）文章居多，有的说某某作者有深意（有反骨）；有的说某某作者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局限，但在艺术描写上有突破，显现了作者的良知。正是这样的评论文字充斥着当下各式各样的“文学史”书籍。在我，在觉得都有一定道理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深深的困惑，总有隔靴抓痒的感觉，于是期待一种更明朗更直截了当，也更有说服力的“说法”。
为什么此时而不是彼时我才有这样一种期待呢？这就是反抗垄断制约的时代精神氛围起作用了。它如强劲的探照灯漫天照射，终于会在某些人群那里得到回响。过去时代的困惑（疑结之点）总会在日后合适即社会进步的时候得到开解，因而历史和真相是无法彻底抹去的。在种种“困惑”里，总是附丽着不会消失的真相。
幸好现在媒体资讯发达；社会的明显进步也体现为媒体资讯发达。媒体资讯发达正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对象化显现——人类进步的一个象征。人类的惰力会由人类自己来克服。我看了丁帆先生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载《当代作家评论》今年第三期）有豁然通畅的感觉。此文没有回避社会体制思想，较准确给那些曾影响一时的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定位。他说：“一切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创作的分析与透视。若想离开思想史的‘直射’或‘折射’，都是徙劳的……即便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至今的商品化写作大潮，也同样是在体制思想制约下的文化与文学的表演性动作。”此文第二章“‘配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几种文学模态”概括为，一“主动性配合”（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种“配合”到了六十年代初的阶级斗争时候就直接图解政治意识形态）；二“消极性配合”（比如《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把许多描写的重心放在生活和爱情上，导致“配合”的因子下降）；三“反动性配合”（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政治不变的整体创作思维框架中，做出的是有自己独立政治见解的价值判断……仅仅把它们作为一种“反潮流”英雄交响诗来给予礼遇，恐怕也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客观要求）；四“抵抗配合”（比如《三家巷》《苦斗》本来的题材是革命历史内容的，却被作者欧阳山的抵抗政治意识形态原无意识占领腐蚀了，以致使其变成了一部“才子佳人”式作品）。
“体制思想的制约无所不在”是我们时代的明显特征，所不同的是，在进入市场经济文化多元——文化空隙增大的今天，后两类创作在增多。就是说，这样的创作对既定的体制思想及其制约产生质疑并反抗。从社会——读者角度（包括媒体资讯发达、思想激活等因素），也会产生对簇新作品的渴望。不管是簇新作品会“培养”新的读者，还是新的读者需要簇新的作品，都印证了创新才是社会进步的正途。
丁帆先生的文章是满足我期待开解我困惑的好文章，此作还意外地开解了我心里蛰伏已久的一个具体的“困惑”。
二 幼年的一次保留真相的“困惑”
《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在“‘反动性配合’举隅”一节的末尾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戏剧领域内的“反动性配合”较少，主要集中在一九五六年创作的所谓“第四种剧本”上，主要代表作有岳野的《同甘共苦》……这种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话剧高潮的最强音。我心里顿时一热。真是“踏破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同甘共苦》在我心底缠绕数十年，我一直想找到它。这个剧名像跟我捉米藏一样，今天才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它是“反动作品”，难怪不容许存在而销声匿迹。
我并没有看过此剧（剧本），倒是见过此剧的宣传折页，正是后者让我梦萦情牵。
大概在60年代初的一天（我也记不清自己当时读小学六年级还是上了初中），我在我外祖父（我母亲的伯父，当年我母亲出嫁就是他操心和操办的）家玩时，看到了《同甘共苦》漂亮的宣传折页，有剧照，黑白，题目是毛笔字，竖排，有内容简介，有副照片好像是一个女性伏在男人腿上哭泣，男人一只手按着她的肩膀。照片流露蕴藉温馨的感情，连幼年的我也被打动了。我看了几遍内容介绍，胡乱地想象不已。此折页一定是在外地工作（读书）的堂舅舅带回来的，他一定把它当作平常的戏剧广告，当然此剧一定合他心意，他才没有随手扔掉，带回家里。当时我所在的小小县城根本见不到这样漂亮精致的戏剧折页。县城戏院的广告意识十分原始，比如在县城张贴若干张白纸广告，上面写日期、剧名、票价，多是古装戏，有配合政治的如《三世仇》，移植过《刘三姐》（其实也是配合歌颂劳动人民、贬斥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没有只会在大城市里上演的现代戏，所以我感到新鲜，不由想象大城市——外部世界的浪漫生活。
现在想来，当时我已接触现代长篇小说，年龄上开始进入青春期，对青年男女——异性有股隐隐的渴念，那张折页上漂亮的卷发年轻女人在县城是没有的。我心里盼望着能在县城看到这样的戏剧。我压根儿不知、也没人告诉，它属于“反动戏剧”已受到政治批判，更不知道许多人对它如畏蛇蝎。
总之它像青春梦幻一直在我心底挥之不去。就是说，它成了我步入青春期的一道困惑，保留某种真相的困惑。
困惑酿成了冲动，我总想进入“此剧”的内部，想知道得多一些，更多一些，后来去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馆借书，留心《同甘共苦》，都没发现它的影儿。我只知道（通过父亲的神情和母亲的提示）学校不时有“运动”和精神高压，也略知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从糊裱在家里墙上人民日报上的漫画得知），但不知道《同甘共苦》已遭到整肃。只短短几年，《同甘共苦》就彻底消失了，好像它没有存在过似的。
现在我也知道，当时大城市不少人已抛弃它，忘却它，像避瘟疫一样躲它；当时却没人知道，偏僻小县城里一尘芥般的学生对它一见钟情。无论时局如何动荡凶险，我往后遭逢不大也不小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也仿佛忘了它，可它在我心中的烙印是不可能消失的。
可见“历史”（事实）一旦产生，是无法使社会遗忘的。
现在我对盘缠在国家上空和国人心中的令人恐惧的政治意识形态——体制思想有了更多也更深入的了解，知道当时整个社会封闭得密不透风，国人的生活生产资料连同身家命运都被攥在一只“铁手”，国人无须思考，跟随上级的耳提面命，及时调整自己脑中的“言语编码”就行，说当权者希望、愿意和喜欢听的话，比如，说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社会就响彻“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颂歌，即使饿孚遍野，此类颂歌在学校在城市依然不知疲倦地传扬。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常常处于一种撕裂状态，其实是用战时既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圈定和制约建设时代的经济基础——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人民公社体制（一度全民进食堂），城市农村二元分割，其实就是向着战时意识形态回归。所以，那些存在过的但不合政治意识形态的生活（包括精神创造）与情感，都被批判否定，而且视之为“不曾存在”。表面上，这些“另类”已在地球上消失了——《同甘共苦》也就极快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专制政治和由专制政治培养出来的民众（首先是知识分子）合谋，创造了“即刻遗忘”的文化奇观。
可是毕竟是现代，数十年时间既长亦短，后来有良知的文学史学者提到它，说明社会还没有彻底忘却。不过，《同甘共苦》于我，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符号，只要碰上它，我对它的记忆即刻复活。我的相关记忆，也不是看戏或剧本——对具体艺术情境的回忆，而是自己那个年龄段遭遇一个“文化事件”的温馨回忆，并扩大到对那个时代社会的回忆。
我心里蛰伏多年的渴望真相的冲动再次爆发出来。
也许，与《同甘共苦》创作和演出有一定关系——进入具体政治境遇的人更刻意地将它遗忘，而像我——遥远而陌生的一个寻常少年，却记住了它，也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跟要好同学提过它，我并不知道它已给作者和许多人带来危险和厄运，我跟人说了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危险，我周围属于另一种与官方没如此关联的圈子。换一个说法，就是在我的周围，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什么事件，纯粹是闲聊。
这么说来，社会记忆的保存，与官方有关，也同官方无关。
《同甘共苦》保存在社会记忆里，应该说，它同政治相关。与政治纠缠扭结却是它的幸运。
三 成为“政治事件”加深了社会记忆
是的，我们受到了体制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广泛制约，我们头脑里相关的记忆却如同刀锋被磨得锋利，只是许多记忆没有说出口。仔细想想，有史以来确有无数的事实随风飘散，但是那些跟政治有深刻关联的实事倒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成为“政治事件”是关键之一着。人类是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因与政治发生了联系，人类记忆才富有持恒而强劲的力量。
明朝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其时离“三国时代”隔了几个朝代好几百年了，他只有一部《三国志》史料为凭。可以肯定，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保存了很多“三国”鲜活的社会记忆，耳闻目睹，社会的记忆扎入了他的脑中。为什么当时的社会和罗贯中保存了如此之多而且鲜活的“三国”记忆呢？一定跟社会状态相关，跟政治相关，一定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巨也最恒久的文化事件，茶楼酒肆、宫阙市井以讲“三国”为时尚和品位。宋（公元960-1279）到明（1368-1644）之间，以汉朝为标志的中华皇室和正统被折腾得体无完肤，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与明室本身都有个确立正统文化秩序（天道）的迫切需要，于是形成一个官民相通的政治情结，当时的社会情绪与政治文化莫不与此相关，罗贯中的政治情结油然在遥远的“三国”（220-280）找到了对应物，准确地说，他在当时朝野对三国记忆的浓厚氛围中找到了切入口和作品的定位，于是真实加虚假的书写让这种社会记忆定格，乃至人们宁可相信《三国演义》的事实，而把史料《三国志》置于一边。当时的皇权政治对此是无法干预的，也就是个别皇帝即使不高兴也无法操行政之法追究问罪抹去社会记忆。
从中华大历史角度，也跟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相比照，《三国演义》体现的是一种中国的泛政治，为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形成注入了基因性的东西。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姿态走上历史舞台，其政治意识形态表面更宏大（共产国际）实则狭隘多了，它也与刚刚聚拢的世界文明大潮异大于同，所以它也更狭隘更功利更峻切——表面上它更有朝气和锐气，口气也更大（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可以操行政之法即刻掩盖事实抹去社会记忆。于是，《同甘共苦》从文化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刚刚诞生就消失了。
《同甘共苦》之所以还能够被文学史家所提及，正是它与体制政治绑在一块的缘故。政治摧毁了它也保存了它，酷厉的政治让官和民决绝地扫荡它——批判打压就是严酷的扫荡，可始料未及，政治又恰恰成全了它——保留了社会记忆。当然今日之《同甘共苦》非往日之《同甘共苦》，作为作者，当时的岳野也肯定不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对着干，只是希望就功成名就，显现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他把内心对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看法化作了爱情的温馨描写。
因此，作为主导方或主导面，我们的官方政治恨不得一脚把不喜欢和感冒的东西从地上抹掉，在某种程度也做到了；但还是官方政治把这些东西置于身边，相伴随形，与自己共存亡。拿今天的话来说，正是成为政治事件，《同甘共苦》——一切社会事件，势必成为民族的、社会的永久记忆。
就是在当下，社会记忆的保存不也一样么？政治与记忆，互为扭结，互为观照。
于是我又一次联想到了“邓玉娇案”。
四 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正如有的读者所说，“开言不谈邓玉娇，虽读诗史也枉然。”“邓玉娇案”聚焦官民的神经，正是它不仅仅是个刑事案件，更是个政治事件。它被定位于政治事件，从制度层面——社会主导面来说，正是官方，官方由只做不说到既说也做。
由“刑事”转为“政治”，从广义政治角度，“邓玉娇案”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就具有一种政治意味（政治就是多数人关心的事），可它还不能称为政治事件；从体制政治角度，正是政府一连串的政治（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实现的，或者说“体制政治”推波助澜，反而强化了社会记忆。我以前的相关文章已说过，这不是某个主政者的刻意行为，而是其一种习惯性体制思维下的必然行为。
巴东县委自然深谙所属体制政治的底蕴，知道“维稳”已成重中之重，何况他们凭经验就能肯定此案跟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一开始邓贵大手里攥着一叠票子为人“买春”跑腿，如果不是官场背景所导致的脸面放不下，在遭到邓玉娇拒绝后，他们不可能转为对她的直接纠缠和侵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生命悲剧），势必引起官民冲突。实际上，在案发的第一时间，巴东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已经弄清了基本事实，以及相关人的身份和政治背景，他们很快将邓玉娇定位为“故意杀人”、邓玉娇患有精神病，这样就能把她与社会隔离，把案件置于可操控之下——让案件的了结朝着权力意志着落。他们也以为如此能把社会反弹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指邓玉娇患有精神病，其实是为加重其故意杀人（平白无故杀人）的法码（说服力），同时也让案件留有可操控拓的余地。当然，他们是本能地从县级维稳做考量的主轴的，因为近年连连发生了县级骚乱（如贵州瓮安）。这是他们的上级——上级的上级所要求的，也就是体制使然，他们的行为即使有不当，上面也会给予宽待。甫一开始，他们虽没定性为“政治事件”，但在指导思想和处理方法上，已经政治化了，政治先行，此案于是烙上体制政治的烙印。
问题在于，在如此体制思想的制约下，他们不动声色地“以售其奸”，也就是他们尽最大限度保护那几个涉案的男子，为其开脱罪责，这也是回应“对官员管教不力、施政无方” 指责的政治性考虑。这属于权力关系网的运作，对圈子外而言是潜规则，对圈子内则是心照不宣的为官之道，照顾别人就是照顾自己。殊不知，这样的“讲政治”即“体制制约”，恰恰极快地张扬并加深了此案的“社会记忆”，因为在现代条件下，社会对如此低级而漏洞百出的几次说辞很快给予戮穿。这时，民众所率先关心和考虑的，只是案件的全部真相，为弱者声张正义，追剿社会的毒瘤，而不是巴东官方所希望的压倒一切的维稳。显然，一开始官民的思维不一致，甚至对立，而不是各种质疑和议论造成了官民对立。
于是，此桩刑事案件就朝着准政治案件发展了，区区巴东县是难以招架的。因而又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其重要标志，就是国家主流媒体新华社出来“定案”：关键词是“邓玉娇防卫过度”。这不是“水到渠成”——经过司法有效介入，取证调查基础上的定案，而是“敏感时刻”的一个纯粹的政治考虑，国家当局将此案置于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之下进行权衡。就是说，从政治考虑层面，国家权力机关接过去了这个“死老鼠”。在国家，“敏感时刻”，是维护大局，基层组织不能乱，于是采取了包括“封网”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在巴东县则是趁机甩掉剌猬般的包袱（所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一切相关的考虑和决策往上面靠，并能获得支持。显然，上面的“定性”跟其原先的定性有所后退，巴东县主政者明白此案的政治要害，还是付诸了“私房”考虑，在本地采取了更严密而峻切的政治化手段“封口”，拒绝“恐怖分子”入境——拒绝和打压来自县外非官方的调查，也就是冲刷抹掉社会记忆。上面与地方的政治考虑有内在的一致性，但上面无法阻止地方相关动作的“自私性”。
这样他们无从选择地陷入了“怪圈”：既要统一思想，永久性清除不利于自己的言行（社会记忆），同时又搅动并加深了不利于自己的社会记忆。此种“社会记忆”已不是《同甘共苦》年代即刻转为式微的社会记忆，而是凭着互联网爆炸性扩大、无法销声的社会回忆。如此情境下社会记忆的捆绑一起的体制政治，则受到多方面多层面的烛照和检视。人们不难发现，如此体制政治并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政治，即现代政治，它与后者的距离很明显。后者将体制政治分解和溶化在具体的如律师、法律、司法程序、各种社会媒体之中，各行其道，按法律行事，可以允许充分的辩论，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通过案件办理，推动公民素质——法制精神的提高，促进社会精神生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我们的体制政治狭隘和短视显而易见，它以“讲政治”君临一切，往往轻慢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临阵设立了各式各样一个又一个的禁区。
按照国人功利性思维，在后来受到的诘难时，有的行政官员会说：我只管我任上的安危，我只对我的任期负责，管它日后洪水滔天。法制建设到头来只是一句空话，社会的客观之心公正之心每每被政治所套用。这样思维的官员还能升官呢。由此可见，狭隘短视的体制思想仍有着浓厚的空气土壤水分呢。
就这样“邓玉娇案”也成了禁区，其社会利弊大家可去掂量掂量。所以说，对“邓玉娇案”而言，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体制思想无可避免地造成许多人的困惑，但在当今时代，困惑——社会记忆的开解并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它依持的恰恰是加在它头上的政治化。社会事件的政治化也就意味着开解的可能性和长久的现实性。
2009年6月5-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