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经过舆论的过滤，目前已经演化为具有符号意义的事件。这个符号首先是官员欺压平民，富人欺侮妇女，然后演变为邓是烈女，邓贵大等人是狗官。但如果真的从道德角度看，这样的符号化可能并不准确。这里，仅就邓玉娇的符号化问题择要进行分析。

首先是关于“特殊服务”的问题。这个特殊服务至今无进一步的信息，也无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定性。但是，一般理解，所谓特殊服务是性服务。如果该洗浴中心明目张胆或者暗地里提供的特殊服务是性服务的话，那么，邓贵大等人的行为（在遇见邓玉娇之前）在其行为发生之初，主观上、客观上都是试图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嫖娼行为。毫无疑问，如果邓等人是公务员的话，当然违反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发生之初并不复杂。特殊服务是否还有其他具体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无法就“异性洗浴”服务这四个字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只能不惮以普通的而又恶毒的心推测其是异性性服务。

然后是邓玉娇（简称“玉”）的身份问题。假设洗浴中心提供或明示或者暗示的性服务，邓玉娇如果明知这一点，而在该洗浴工作的话，其身份就会成为法律上的问题。当然，前提是，“玉”是否明知该中心提供违法性服务？“玉”在该中心的实际身份是什么？这样的说法尽管有点恶毒，但却是热情澎湃的网络大众们、给邓定性为烈女的先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目前，警方已经初步断定该洗浴中心涉嫌非法色情营业，如果这个基本判断属实，那么，不考虑其他因素，单就邓在该中心工作的事实，我们很难认为“玉”不知道该中心的业务，而明知其业务，在其中工作，很显然，她恐怕难以担起烈女的这个贞节牌坊来。而要让她担起烈女的牌坊，恐怕只能去证明该洗浴中心是干净营业的场所了，而如果能证明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邓贵大的行为性质了。这其中的自相矛盾，为邓玉娇作道德背书者，不可不查。

最后，如果洗浴中心确实在当地——所有的法律最终都要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是多数人明知道的色情场所，邓贵大出入其间，很显然，从实际情况分析，邓贵大主观上具有嫖娼的故意，客观上则因为嫖娼不成而与该中心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原因在于，我们如果确定，“玉”是普通服务人员，没有从事过任何违法行为，从道德上守身如玉，但是，作为提供色情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对于意图嫖娼的嫖客来说，在提供色情服务的特定场所，可能并无法进行准确判断和实质区别，尤其是，对于“玉”的反抗行为的判断能力显然会因为所处场所的缘故而扭曲和下降。

根据美国的判例，对于性骚扰，被骚扰者只要明确以语言和肢体动作表达了“不”，那么，违法的性骚扰行为就可以成立。显然，邓玉娇这样表达了，邓贵大行为的违法性已经毫无疑问。在法律上，邓玉娇即便是明知工作场所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她一仍然可能是提供保洁等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二仍然有权利拒绝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因此，邓贵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女性权利的侵犯，这种判断可以显著减轻邓玉娇反抗行为的主观恶性，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使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的是，现在就认为邓是烈女，从客观条件看，恐怕言过其实。如果让我作一个预测，在洗浴中心的非法营业问题确定后，下一步，恐怕我们的道学家们又该接续搜寻邓玉娇家庭贫困，不得不在中心工作的的证据，以证明其烈女的道德正确性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塑造过太多的道德楷模，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并不多，文化史证明，把一个人符号化很容易，但如果想从符号化倒退，所造成的往往是道德的甭坏和价值观的扭曲。支持邓玉娇，要从权利着手，从法律着眼，把每一个具体的正义还给每一个需要正义的人，就足够了。符号化，去他的吧！

2009-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