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服务员邓玉娇受辱刺死官员案”拨紧了民众的那根敏感神经，而政府的紧张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此案，民情之汹汹相较于“官情”之漠漠可谓鲜明，而案发之后主动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突然被解除协议更换为湖北律师，28日更发生两名采访记者遭不明人士殴打事件，此外，巴东警方在通报中的遣词用字不断向有利于当事官员一方变化，等等；如此种种更为民情火上浇油，一方是弱不禁风的农家女子，于是被联想为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另一方是三个政府官员，于是被概括为所有政府官员甚至是政府。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各种歌颂邓玉娇的文章、诗词乃至史记体传记、明清体小说、山东快板书如井喷般出现。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之所以发酵成全民瞩目的公共焦点事件，除了传统的“官—民”思维模式外，当地的一些后续动作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民众的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显然，，这一桩本来应由法律来裁决的普通案件却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考验相关各级政府政治智慧的、具有浓烈政治意味的公共事件了。这或许出乎当局的意外。

但是，我也相信当地相关部门一系列作为的背后一定有其逻辑和初衷。假如，“服务员邓玉娇案”本身果如大众所猜测的那样，相关各级政府并不会傻到为了维护几个小官员来冒“自损政府形象、刺激对立情绪”的巨大风险；假如案件真相果如大众所猜测的那样，而当地的一系列作为又果如大众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掩盖真相，那么当地这么做可能恰好是为了维护我们一贯标榜的政府的良好形象（本文以下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在两个假设之上）。这样的话，邓玉娇案后续事件就可能存在着一条“政府形象”的逻辑线索。

不少人通常认为，政府官员代表着政府，政府官员的形象就是政府的形象。如果政府官员的形象，特别是道德形象，有损于政府威信，很有可能造成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那么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下，紧急修复官员形象就是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乃至纯洁形象，于是这也就成了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从而，修复政府和官员纯洁形象的手段或许就难免不顾及那么多了。

如果政府真的有，哪怕是塑造出，良好形象乃至纯洁形象，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有利于形成政治认同，并促进社会信用的构建，从而降低社会摩擦力。但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纯洁的，因为政府是由各色人等组成，我们不能要求这些人等具有比其他人等更高的道德义务。他们也有其他人等的七情六欲，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有人性，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去那些其他人等都可以去的娱乐场所呢？不能因为他们有“官性”就要求他们没有“人性”啊。这不公平，也不符合自然规律。而更麻烦的是，他们还拥有比其他人等或许更为便利的条件：权力，因而更经不起娱乐场所的诱惑。如果一定要用道德来要求他，那不是折磨他吗？所以，用高尚的道德来塑造官员，并把具有高尚道德的官员形象等同为政府形象显然具有极大的风险。官员的形象并不等同于政府的形象。

政府的形象主要是靠政绩创造的，而不应该靠官员的道德形象来塑造。如果能回归到这个认知轨道上来，或许有助于降低风险。而政绩无非来自于提供诸如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内的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等，这些都与官员道德无干。这样的话，政府形象的创造或许就简单了一些，提高政府形象就变成了创造让老百姓满意的政绩，而不是对政府官员的道德上纲上线。

当下，且不说存在政府的利益主体化现象，仅仅因为在转型期制度建设的阙如就已使权力部门内的一些人权来钱往了。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吧。极力维护政府的所谓“纯洁形象”并不能让老百姓相信政府的一尘不染，效果可能还适得其反。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任何某地某官都不能藐视民众的智商，因为你不是跟一两个人进行智力竞赛，你是在和全民决智啊，从“周老虎”到“躲猫猫”，等等，应该很清楚了呀。

当然，如果一定要从官员的道德形象入手来塑造政府的纯洁形象的话，那就削减一些他们手中的权力吧，这样或许有助于降低一些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