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南都市报采访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杨立勇的回答引起一片嘘声。在这里没有必要对杨立勇的话直接跟“5•10”案比照进行再解剖，我倒是受此案引发，发觉官场思维与社会思维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系统，并联想这些年来官场高调宣扬并推行的“解放思想”的虚幻，其消极影响在底层社会结成了青涩苦果。

作为一名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杨立勇在案发以后的答记者问，是代表了巴东县委、政府，又因为此案由他管辖，他的表态非他莫属，他的出场及表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筹码，存在某种风险。如果说错了，后面还有县委书记、县长，就是说作为巴东县表态，有着一定的更改空间，他就要承担责任（免职或调离）；如果说对了，也就是没有给该县造成更大的被动（这种对“被动”的确定来自上级而不是来自社会百姓），他就会受到上头的赞扬，对他而言就是打了一场胜仗。至于群众（网民）和媒体反映，他是不在话下的。

当然他不是无备而来，一定是得到了其上司的耳提面命，确定了处理此案的底线。他处在风口浪尖——内有官场俯视，中有案件本身，外有群情激荡——的存在情境，必定催生他的存在心理。显然，他内心是紧张的，也是悲壮的，他只有凭经验——站在公安局长立场又必须援引相关的法律字眼——应对。

在中国官场，经验有两种，或者说凡进入中国官场就自然会把握两种经验，一种是主旋律即大话套话经验，在会议场合，接待群众场合，公众场合，背书一样重复那些大话套话，比如“解放思想”就是其中一种，做表面文章（会议记录，标语口号，群众接待日，规章制度贴墙上等），应付没完没了的上级检查，属于这个经验系统。一种是属于潜规则但管用的经验，比如“解放思想”“招商引资”“提拔升迁”等，“解放思想”细化下来，在县里就是国有企业转制、破产、拍卖，转为私营，用乡情加色情吸引和留住客商，搞旺流通，凝聚人气，于是按摩店、发廊——色情行业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这里有着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就是说在这些世相背后，都有权力的介入。在思想长期禁锢的中国，尤其在县一级，县领导是要带头“消费”的，许多地方发展的所谓经验，纸上作业冠冕堂皇，其实，以色情服务、赌博休闲（财注多少不等）是关键之一着。当然这些无烟行业很快又分等次，来招待不同层次的客人（领导和客商）。领导也是人，各级纷纷仿效，吃喝嫖赌全报销，何乐而不为？领会领导意图、让领导满意的就能升迁快，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领导服务，为人民币服务，当然也为自己服务——以后自己上去了，别人也同样这样伺候自己。所以存在着“领导圈”即权力系统的呼风唤雨，邓贵大等公务员是其最低的一级。

作为公安局长的杨立勇怎会不知情？如此等等构成了他的工作经验，“官官相护”也不经意地发生了。他知道邓贵大是领会领导意图带客人去“异性消费”的，客观上是属于招商引资即工作的范畴。平时邓贵大这方面如鱼得水，情况又熟，知道什么地方服务最有品位也最到位，只要出钱，没有摆不平的事，没有摆不平的按摩女。进入了权力系统的人只有自己的尊严，看不到别人（如性服务者）也有尊严。因为邓贵大是本地人，我也不认为他平时有多“滥”（嫖和赌），他只是一个玩得转的奴才罢了，讨主子欢心是他的特长，而他的主子既有固定的（地方领导），也有不固定的，外面通过官道来的就有可能是他的主子，钱又能保证，他小捞一把是肯定的，所以也就能解释，他平时兜里放着整叠的“毛大头”，也是他在当地能够活得风光体面的一个小小的证明。可见当地的赌博是明晃晃的，邓贵大妻子也认可，不以为耻。邓贵大即使嫖，也是相当隐蔽的，或者说他去异地进行，决不在本地露馅。在官场已不把低级的嫖（进按摩店）和高级的嫖（二奶三奶）当回事了。

于是，从内心出发，公安局长杨立勇不认为邓贵大有多坏，邓贵大只是倒霉罢了。杨立勇甚至认为邓贵大是在工作——执行一项工作任务。全县有多少像邓贵大为各种领导提供服务的基层干部呢？杨局长一定也按排或示意过底下人带某贵客去“潇洒”（享受异性服务），他也就理解邓贵大做这一工作的苦衷。所以，他在感情上，自家人上，工作系统上，必须尽最大限度减轻邓贵大的罪错，而加重了邓玉娇“故意杀人”的法码。他给邓玉娇及其家人（母亲）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力图将这个案件引向这个方向。牺牲一个修脚女（按摩女）无关大局，而没有给死者邓贵大的最起码的面子，就事关大局——日后全县招商引资等需要大批基层干部跑腿卖命的事谁去做？谁敢去做？因此，“官官相护”在杨局长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经验使然。一句话，利益使然。

由此引发开去，历史上现实中令百姓愤恨的“官官相护”，其实是进入官场后的必然，除非你保持与官场规则相悖的人格正义姿态（像古代的若干清官），一般地，只会按此官场“经验”办事，着眼点是有利于官场，说直接一点就是给同僚留情面，大家彼此彼此。

我自然联想平时（包括以前）许多社会现象，比如某人某事已够下台或法办，群众呼声强烈，甚至一段时间媒体也在擂鼓助威，但正式处理结果，大多只是换了岗位，或者易地为官，往往跟社会和民众的期待背道而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基于官场经验，而不是遵从什么民意也。当然“群众呼声”包含着非理性非法制的情绪，但是让群众瞠目的结果只是符合官场规则，也同样有悖于理性和法制。于是，现在各级叫得响亮的“以人为本”，均存在表与里相悖的问题。所以一个邓贵大倒下去，许多邓贵大涌上来。我敢说，巴东县绝大多数各级官员都期待杨局长这样的说法，邓贵大死得可惜，而邓玉娇不是个东西，太过分了！

“以人为本”是个现代的、理性的提倡，是社会进步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提出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含藏现代民主法制这一套语码和相应的人文环境。但从中国官场经验出发的“以人为本”到头来只会损害“以人为本”的提倡。于是落实“以人为本”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境，给国民一头雾水。现代，一个看起来偶然的事件，如美国马丁•路德金事件，在民主开放的社会——能树立社会公正之心的社会，是能通过它推进制度的改善、社会的进步，促进人心和真正和谐，中国也有孙志刚事件这样的例子；但大多数“偶然的事件”，在民众的关注之下，却向着不合民意不合法制只合官场规则的方向落幕，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大家一目了然。我们本地有句俗语：“批林批孔，越批越孔”（前一孔字指孔子，后一个孔字系狡猾狡诈心黑之意），放大一点说，政治运动、政治口号越频繁，官场经验越顶用，人心越差，大家一边叫着正确的口号，一边做着败坏人心的事。

像开头提到的“解放思想”，社会却向着腐败滑行。杨局长仍行进在他官场的经验世界，弱女子邓玉娇以生命抗争，这些都与“解放思想”不相干。近年向传统文化学习，国学成了一种时髦和时尚，继绝世兴周礼，再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对强化民族自豪感确有好处，也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正面意义，不幸的是，这只是停留在宣传层面，叫百姓要如何如何，而官场依然凭着老经验，杨立勇熟练的不乏真心的演译，却印证了“解放思想”的负面效果。

2009/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