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工人运动是从人民对贫穷、羞辱和不公平的痛苦经历的自然反应中成长起来的。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指引下，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1960年修改党纲时，社民党在党的宗旨之前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一下把党的宗旨或者说党的终极目标讲得一清二楚，那就是人民的普遍性的幸福。
实际上，不仅仅是瑞典社民党，世界上任何一个进步政党如果想上台执政，只能把人民的普遍幸福作为宗旨，因为一切权力归根结底是来自人民。因此，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为决定各政党命运和前途的关键。由于价值观不同，各党对于如何实现人民幸福的主张自然也不相同。
瑞典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后改称团结）。它们是法国革命时提出的战斗口号，代表了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念，它们最终涉及的是个人生活。自由、平等、团结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指导社民党创建了瑞典模式和瑞典福利社会。近二十年来，该党又在其帮助下，调整福利，重建经济，使瑞典模式重新恢复了活力。它们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由
“自由”，极而言之，涉及到个人控制自己生活并进行自己选择的自由。它以诸如言论自由、观点自由一类公民权利和自由选择教育和职业、自由选择婚姻对象、自由在国内与国外旅行等个人权利为前提。在政治哲学中它通常被描绘为做某事的自由。但还有不做某事的自由，同样也是必要的。如不受饥饿、不受令人难堪的贫困、避免损害健康的生活环境的自由。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自由，个人的实际自由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不管法律上对公民权和个人自由做了多少严格规定。没有这些基本自由，自然谈不上幸福。
社民党诞生之初，工人们没有参加选举的公民自由，没有为着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批评政治与经济上层社会的自由。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选择个人教育与维护健康的自由，不是由于法律禁止，而是因为经济贫困阻碍了他们。因此年轻的工人运动在不同领域内展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这里包括争取公民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也包括要求消除劳动场所的等级规定,因为正是它们使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自由，还包括改变经济条件，使受教育权利和选择职业等个人权利成为实际上的可能的斗争。因此，社民党主张的自由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
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条件。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
这就需要集体性解决，需要针对造成芸芸众生贫困和地位低下和不自由的社会机制采取措施。
在这类讨论中在社民党与资产阶级党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经常存在分歧。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劳动生活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
个人自由有时必须以集体行动为基础。换句话来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有时就是在不同群体间分配自由。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工人只要不掌握特别知识或者技能，在雇主面前总是处于劣势。工会组织是为其创造较为平等地位的工具。但资方却认为工会工作是限制自由。实际上，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或者看看世界各国发展就可以发现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劳动条件最差。而当工会力量上升时，它就会有所改善。不言而喻，我们国家也应该发挥工会的作用。
在个人提出的自由要求与为了保护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而对某些人的自由形成的限制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是人作为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产物并相互依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单方面地强调个人的行动自由而不考虑对其他人的后果，会造成弱肉强食。单方面地强调集体的需要就会出现要个人需要无条件地屈从集体要求的危险。因此有必要警惕这两种危险。
自由不会受到民主的集体主义的威胁，因为它表达了对我们在社会上相互依赖、因此需要建筑在相互关照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共同规则的认知。在这个框架内，自然也存在利益冲突。它们只能通过民主所提供的规则来解决。对自由形成威胁的集体主义是原教旨主义。它的立场是只有该组织，由于上帝安排、历史注定或者市场授权拥有绝对真理。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唯一的真理，其他人的观点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是危险的，使这些虚假学说根本得不到传播也就变成了他们的任务。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过原教旨主义的悲剧，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对不同观点实行开放，注意听取不同观点并交流看法以寻求最好的共同解决是对民主的――也是对民主社会的公民的必然要求。
二、平等
自由与平等在某些保守派人士眼中是相互排斥的：对平等的要求限制了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和可能。但社会民主党的看法相反：平等和自由相辅相成。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自然给了有最大特权的人们很大自由，但同时那些“错误地”站在经济和社会沟壑另一边的人实际上却生活在巨大的不自由之中。他们在经济匮乏中捉襟见肘，被迫服从特权集团的决定，而没有任何施加影响的可能。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对于瑞典劳苦大众来说，最大的不平等就是政治上没有发言权、选举权；经济上受剥削，更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代表工人利益就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斗争。因此，要求平等，说到底，反对的是不同形式的特权、等级，不同的权力集团。
社民党反对资本主义，但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支配、控制或者说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它成员的做法。在各生产要素中，社民党并不否定资本的重要性，主张对雇员利益和雇主、资本家的利益赋予同样的地位，认为只有劳资兼顾、实现劳资平衡（包括生态平衡）才能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发展。因此，该党主张阶级斗争，但反对阶级专政。
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人们作为社会公民，生活条件都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这里的人人，自然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的所有人。
平等政策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
政治民主是根本性的：民主意味着影响人们生活在内的社会的同等机会。普遍的、同等的选举权，言论自由和影响辩论的权利既是平等要求，也是自由要求。
知识属于个人在劳动市场上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权力资源。因此，不管其自身经济状况如何，高质量的、有足够广度的教育必须是每个人的权利。
健康同样也是个人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人都必须能够影响其工作单位，使劳动任务和劳动环境不能伤害他们的健康。所有人都必须有接受良好质量、足够数量的医疗的权利，而不管其经济状况如何。
基本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同样也是一个人权问题。经济上处于依赖状态的人很难维护自身权利。对养家糊口都难以做到或者整天为医疗和失业忧虑的人根本无法考虑个人发展。自然，经济和社会保障的关键是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在失业或者生病时、在劳动生活结束和年老时的经济保护，对赋予人们管理个人生活的权利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平等要求是瑞典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
过去，我们认为福利制度是修正主义的，但现在我们国家面对着是如何建立社会基本保障的艰巨任务。
三、团结
对于年青的工人运动来说，团结是改造世界的必须的基本条件。单打独斗肯定无法对抗不公平的社会，团结就是力量。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的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既要福利，又要参与和影响!仅仅有福利，没有参与和影响，也不会有幸福。
团结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都是社会动物、人人相互依赖和每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的实际认知的宣示。通过税收集资的社会福利主要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
团结与平等一样，丝毫也不排斥个人改善自身条件的努力。团结要求所反对的仅仅是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
团结是平等的前提，因为从根本上说，是归属性和相互依赖感使强者约束自己不去践踏弱者。反过来说，团结也以平等为前提，因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不需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把别人逐出场外。
这三个价值以这种方式相辅相成：自由要求平等，平等需要团结，而团结又以自由和平等为前提。这三个词汇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其价值观指导下，社民党成功地进行了福利社会建设。近年来瑞典又在其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经济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自90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被迫调整经济政策甚至削减福利，但即使在瑞典经济最困难时候，社民党仍坚持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力量主导，病人费用一年超过260美元后全部免费。同时社民党1994年还把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在其自由、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社民党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经过调整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2006年瑞典超过美国，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瑞典社会差距有所拉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瑞典发展经验表明：实现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离不开民主、自由、平等和团结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实际上也只有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和团结的社会才能给人民以普遍幸福。因此，我们在讨论建设中国新文化时，研究并借鉴瑞典社民党经验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