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谢韬老请教，但2007年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看到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论文，读后深受启发。我自1980年开始研究瑞典模式，所发表的众多介绍瑞典模式与社民党的文章，在许多方面都印证了谢老的观点。

正如谢老在其文中深刻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我在瑞典工作16年，亲眼见到瑞典等北欧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

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在于瑞典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这个党自成立以来就以恩格斯亲自指导制定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为指导，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矛盾的理论，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变革，对私人资本功能进行了重大变革，使国民收入逐步社会化，劳资分配日渐合理化。劳方所得(工资加资方代交的社会保险费)与资方所得相比(利润加折旧费)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到60年代的2比1和70年代的3比1。即使社民党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被迫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之后的2005年，瑞典工商业职工的收入仍然达到该行业总增值之69%，而其基尼系数仍然保持在0.28上下。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特别是斯大林修改的，与瑞典社民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颇不相同。瑞典社民党上台后通过立法和劳资谈判对资本功能进行了较大节制，但根据当时瑞典经济发展情况，没有对生产资料搞大规模国有化，而且在其党纲中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2]我们建国后却以苏为师，在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即在城市消灭了资产阶级，在广大农村搞一大二公，结果使全体中国人变得一无所有，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数千万民众因饥饿丧生。毛泽东比斯大林走得更远，不仅要打倒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且要打倒国际资产阶级---帝修反，结果弄得四面楚歌，连其最信任的接班人也背他而去。整个国家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我国从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对文革的否定，更是对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假社会主义的否定。我们国家之所以有今天全靠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但现在党内仍有一些同志对那个旧体制恋恋不舍，对批判毛泽东的错误遮遮掩掩;对搞市场经济半心半意，对小平同志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阳奉阴违，对新闻媒体实行比瑞典二次大战期间的新闻管制还要严厉的控制。他们对亿万农民工的疾苦视而不见，却把劳动人民血汗—-大批国有资产拱手让给权贵资本，造成贪腐遍地、两极分化、民怨蜂起、道德沦丧，维稳费用竟然超过了军费。

形势发展再次证明谢老的正确论断，“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的问题。”

民主根本不像某些人说的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先生讲过民主是能防止人亡政息的灵丹妙药。民主选举早在延安时期就进行了，为什么现在却不能搞了?南非、印度、泰国、印尼、南韩甚至台湾都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偏偏中国大陆不能做?民主更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怕，在所有民主国家，除了极少数贪官污吏不法之徒之外，资产阶级不是都在继续赚大钱吗?

只要实行了民主选举，使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力取决于选票的多少，公务员才不敢胡作非为，才有可能真正变成人民的公仆。只有放开了新闻媒体，各级纪委管不了的，各项准则做不到的都可以做到了。官员廉洁了，党和国家就有希望。所以立即开始政体改革，立即还政于民，把宪法35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归还人民，应该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具体改革、具体选举自然应该分阶段进行，例如县长、省长和国家领导人直接选举可以分别在5年、10和20年内实现。实现了民主，两岸统一也可以指日可待。

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是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纪念谢老去世一周年就是要向他学习，向李锐、辛子陵、杜光等“两头真”的老党员学习，与温家宝总理一起，共同推动各级领导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人民的长远幸福，也是为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立即开始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