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到三味书屋来与诸位朋友见面并交流看法，我十分高兴。
对于如何评价社民党和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外长期来存在严重分歧。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但十月革命后，所有不支持武装革命的社会党、社民党统统被斯大林打成修正主义、叛徒。甚至我们中央苏区的一些红军战士也受到株连。二次大战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曾经为反对法西斯并肩战斗，但战后双方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方要搞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要搞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矛盾十分尖锐。毛泽东早就说过他不喜欢社民党，但邓小平同志却在1986年冷战尚未结束时，对来访的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卡尔松说，“我们都是左翼”[1]。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也确定了“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的方针[2]。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仍然坚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社民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偏见。
我在中国驻瑞典使馆工作多年，最近还翻译了瑞典社民党成立后的所有党纲，我想对社民党及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谈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瑞典社民党的性质
多年来国内有些专家一直说瑞典社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或者修正主义政党。虽然我自1980年起就开始独立地研究瑞典经济和瑞典模式，知道社民党党员主要来自工会会员，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建立了社会福利，提高了工人阶级地位，为劳动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但在如何评价它的性质问题上仍拿不准。这主要是因为该党在其正式文件，包括党纲党章中很少讲到马克思主义。直到2002年我看到该党2001年11月新党纲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时，才最终明确了该党的性质。
（一）社民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这份社民党现行党纲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对诸如技术、资本积累和劳动组织等因素，即生产力对社会和人们的社会条件具有决定性的认知”[3] 。其前主席卡尔松2007年2月在新版的《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书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欧洲许多共产党都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这个由工人始终占多数的社民党却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瑞典工人阶级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这种大无畏的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二）社民党始终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在这份社民党现行党纲中，该党还庄严宣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4]瑞典社民党意识形态专家、党纲委员会前主席考克2007年为我编译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一书撰文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5]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认真阅读一下社民党党纲，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
我孤陋寡闻，在国外工作2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更没听说有坚持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些庄严声明和承诺充分说明，瑞典社民党不仅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些同志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有的学者将其定位为“修正主义”政党也是不适当的。
二、“人民之家”思想不是修正主义
还有同志说，社民党既然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在其长期执政之后，瑞典大部分企业仍然掌握在私人甚至是大资本家手里？这也是一些同志批评社民党搞修正主义的主要论据。
瑞典社民党从成立来就全盘接受并长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本立场。包括在社科院网上连续写了16篇批判瑞典社民党文章的奚兆永先生（比九评还多）也承认，在1925年布兰亭逝世之前，该党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是社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尔宾·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把社民党变成了修正主义。
（一）要斗争但不要专政
什么是“人民之家”思想，真的是这个主张使瑞典社民党改变了颜色吗？1921年汉森是这样说的：“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从这个讲话中，我们发现汉森不仅反对阶级压迫，而且主张废除阶级。但他反对胜利后搞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他主张用民主而不是专政的方式实现消灭阶级的目标，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可以没有社会主义，但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的人民之家思想与我们的专家们在斗争手段与目标上，确实有很大差别。
（二）这是社民党人对于未来的理想
1928年汉森就任社民党主席后不久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理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因此，瑞典社会目前还远不是良好的公民之家。这里差别是惊人的，“一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边却是许多人逐门乞讨，穷人们为了充满疾病、失业和其它不幸的明天而担忧。”他强调，要实现人民之家理想，就“必须清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护理，实现经济平等，让雇员们参加经济管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也实现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人人幸福”。汉森先生的这句名言清楚无误地说明了其人民之家设想的含义。
（三）人民之家与瑞典模式
1932年社民党在农民协会的支持下上台后立即将汉森设想付诸实践并收到了明显效果。政府在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按市场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在两年内使半数以上失业工人得到了某种帮助。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1934年在资助工会建立了失业基金，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了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政府对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同时还设立了投资基金制度，对企业投资提供减税优惠。上述措施相互配合，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
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马·查理德（Marquis W. Childs）著书《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分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他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6]社民党与农民协会的政治合作和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后来被人称为“瑞典模式”的瑞典发展模式的基础。其基本构想是以工农联合为基础，与资方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同时，使工人阶级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实现其“人民之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目标。
（四）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
社民党连续执政并实施其人民之家战略12年之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1944年社民党在其新党纲中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个发现使社民党放下了共产党宣言提出和社会党国际强烈要求的，当时却无法实现的“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同时，“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社民党在调整政策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其人民之家设想的战略方针：“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
这个方针是社民党根据资本主义新发展做出的重大理论调整，是其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也是该党从结构社会主义――“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这个调整被人称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最彻底、最具革命性的理论转变”。[7]
（五）人民之家的真谛
卡尔松先生2007年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调和的。[8]“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这段话清楚揭示了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的真谛所在。这是社民党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专家们的分歧所在。
（六）国有化的武器
国有化对社民党虽然不是目的，但它从来没有放弃国有化这个对付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不仅在其1944年党纲，1960年党纲，1975年党纲甚至在其1990年党纲中，都有“当维护公共重大利益之必须时，得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或私人企业置于社会所有或社会控制之下”的条文。在其长期执政期间，社民党通过工人斗争和国家法律对私人资本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瑞典迅速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福利全面、社会差别最小的福利社会。
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执行类似瑞典的混合经济政策。但这不是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从人民之家到民主社会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斯大林对本国劳动人民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中国反右派运动中对民主人权的粗暴践踏，苏联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对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瑞典社民党应如何避免苏联东欧式发展？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提出
面对这些挑战，社民党在1960党纲修改党纲时重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这样一段话：“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途径，而党的奋斗的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是社民党自成立以来在理论创新上的画龙点睛之举。这份党纲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仅仅改变经济制度而不随之进行民主控制，只会带来新形式的专制。”苏联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在党纲总纲的结尾，社民党指出，为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努力中，瑞典社民党感到与世界上所有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力量休戚相关，首次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加上了个“民主的”定语，从根本上划清了它与斯大林式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其1975年党纲中，社民党阐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时，总结了瑞典建设经验，“瑞典工人运动斗争赢得的进步加强了社民党的这一信念：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和平的社会改革是唯一可行的人们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来艰难而又耗费时间。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优点：这一改革可以在民众的积极参与下进行，所取得的进步能坚实地扎根于民众。因此，改革的持久性得到了保障”。
（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其1990年党纲中，社民党进一步阐明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强调“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更有利于创造人民对生产秩序的影响，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对社民党人来说是个方法问题。这两种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任何一方也不能单独实现所提出的社会发展和公民福利的目标
（四）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
在其2001年党纲中，社民党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党纲开始，放在了总纲的首位，指出“社民党要使民主的理想渗透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党纲还强调，民主及其有关政策，对社民党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是对其人民之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新创新。这也是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四、瑞典模式的竞争力
国内有些人对总是极力贬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在改造社会，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等方面所起巨大作用。强调它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同时养了许多懒汉，造成了高税收和低效益等严重问题，因此告诫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瑞典搞福利制度的错误。
（一）社会福利搞过头了也不行
社民党1932年上台后，在瑞典当时经济还很落后情况下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攻击。仅仅由于农民协会（现称中央党）的反对就迫使社民党1936年和1957年两次解散政府。但70年代福利国家建设完成时，瑞典资产阶级政党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社会福利，而转而把提高社会福利作为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武器，从而把瑞典社会开支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顶峰。在极度优厚的福利保障下，职工泡病号、滥用福利补贴的现象屡屡发生。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石油危机等影响，瑞典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严重失衡。显然，瑞典社会福利当时的水平既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也超过了人民觉悟水平。80年代中期社民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但这些超级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中下层民众，即社民党的传统选民。这就使该党左右为难。直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出现大动荡，国内外压力空前加大时，社民党才开始冒着下台危险着手改革医疗保险，企图解决职工“泡病号“这个老大难问题。
（二）改革福利但不能取消基本保障
社民党还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国家企、事业管理局等众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社民党继续对社会保险进行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乃至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主动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把所得税边际税率再次提高到55%[9]，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社民党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并引导瑞典1995年正式加入了欧盟。
（三）大改革带来高效率
对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公开反对，但社民党凭借着其多年的执政经验，赢得了中央党的支持，从而在瑞典社会基本稳定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使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其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其财政赤字迅速消失，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世界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由1990年的第11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二名，仅次于挪威。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瑞典的基尼系数这一年为0.246，仅高于丹麦。
（四）和平改革也需要牺牲
事实证明，社民党不仅能够顶住资产阶级的攻击，创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也能顶住党内外（包括总工会）群众的压力，坚决革除其福利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规旧习，使瑞典经济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瑞典模式不仅能够给予人民以全面的社会保障，也能创造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民党改革福利力度最大的五年中，其党员人数锐减40%，其中央常委被暗杀。社民党的改革勇气与牺牲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可比拟的，也是我们的某些专家出于种种原因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的。
（五）和平变革也是革命
社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些改革，而在于它把这些绝大多数改革以国家立法或者劳资协议等形式固定下来了，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在社民党下台之后也很难重新翻案。这些并非由一党一人所决定的社会变革被人称为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性变革，是一种革命。这是瑞典社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瑞典劳动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这个变革通过勃兰特、克赖斯基和社会党国际传播到欧洲，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社民党为此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与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却要小得多，而其民主社会主义成果却更明显、更持久。
五、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九份社民党党纲几乎每份都讲到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我信手从其1990年党纲中摘了下面几段话。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只要稍加阅读就会发现，它们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有些人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一）自由对任何人都是宝贵的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普遍性的同等的选举权、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对社民党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这是在与旧的特权社会进行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必须在与各种权力集团的斗争中不断加以保卫。”
“经济与社会差别为公民使用自由和自己的公民权利提供了不同的条件。通过把人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劣势下解放出来以保卫和加强公民的自由，并通过摆脱对私人经济权力集团的依赖以扩大这一自由，是社民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
“平等是自由的继续。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肯定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出于其对自由的要求和对所有人同等价值和同样尊严的观点，社民党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阶级差别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三）团结就是力量
社民党主张团结贯穿于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团结要求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在供给时要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团结意味着对相互条件的理解、关心和互相体贴。
（四）民主是总纲
“自由、平等与团结共同构成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只有
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一理想必须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
这就是瑞典福利社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精神支柱，也是其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灵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这些为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赢得巨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呢？这些主张中又有哪一条不是社会主义的？
六、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人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
（一）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我们建国快60年了，实行改革开放也30年了，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在如何看待瑞典社民党问题上表现很为突出。瑞典社民党以人民之家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设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首先就应该在社民党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彻底从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影响下解放出来。
（二）生产力发展是决定性的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并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的。在讨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我想说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了更大的份额？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更全面更优厚的社会保障？哪个国家的公务员比瑞典更廉洁？
瑞典的变化是社民党和瑞典工人阶级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也是由瑞典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与瑞典相似的发展。
（三）分配结果最说明问题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先生在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决定了企业、社会甚至国家的性质。如果剩余价值大部分为其职工所取得，这个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的；而如果剩余价值（国民总收入）大部分为劳动人民所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而不管由哪个政党执政。
瑞典长期来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工会组织通过谈判不断提高工资，加上其国家收入政策和福利制度中的许多扶贫措施，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个别年头甚至达到4比1。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这个分配比例近年来虽然出现了有利资方的变化，但瑞典仍然是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2006年其基尼系数约为0.246，约相当于美国的60%和英国的75%。
七、我们从瑞典学习什么？
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毛泽东1945年在与黄炎培先生谈话中，和邓小平在一些讲话中也有过类似认识，但这些讲话很快就被他们忘掉了或者抛弃了。中国由此出现了反右派、庐山会议、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数千万人因此丧失了宝贵生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这类性质的问题依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都说明，民主不仅是个好东西，而且是关系到中国改革能否继续并最终胜利的大问题，是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2008年初社科院公布了一份考察报告说，瑞典企业90%为私人所有，所以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社民党政治上搞改良主义，因而思想上属于资产阶级左翼或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报告中的这些观点我自然不能同意。但报告承认瑞典是“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研究并借鉴瑞典下述经验：“比如在经济方面坚持宏观调控，坚持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来限制剥削，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支持工会同雇主就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谈判，通过高额累进税集中部分国民收入收入，用于全面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报告还尖锐地指出，瑞典社民党虽然是改良主义的，“但它还支持工会和雇主谈判，为工人积极争取维权”，而中国特别是在私人或三资企业“劳资矛盾尖锐。政府、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党要不要代表中国工人阶级，要不要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正如卡尔松所说“生产中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的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民主角度看，这都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能很好地维持劳动人民利益，但讲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更不意味着要再搞文化大革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证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它们已经被人民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问题，也需要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时不我待，是我们党履行自己早在延安时期向人民许下的民主诺言的时候了。
自1889年成立到现在的120年里，瑞典社民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其理论调整与创新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人民之家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可以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瑞典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虽然不能照搬瑞典经验，但认真研究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借鉴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一定可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中国前驻瑞典哥德堡总领事 高锋
Email:gaof100@yahoo.cn
[1] 高锋同志当时在场并将此讲话记录存档。
[2] 见李兴耕《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3]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2001年党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第26页
[6] 马尔奎斯·查理德：《瑞典——经受考验的中间道路》出版前言，英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7] 见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形容和历史研究》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0页
[8][9] 瑞典税法规定其2006年国家所得税起征点为30.6万克朗，年收入实际超过此数者得将其收入30.6万至46万部分之20%和超过46万部分之25%上交国家。而地方所得税约为其实际收入之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