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8日夜，使馆主管侨务的王岗三秘打电话告诉我，所罗门华侨朱建春来电话说，当地发生骚乱，华人商店多家被抢被烧，我感到事态严重。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虽然兼管所罗门事务，但由于中所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使馆人员谁也没去过那里。我作为主管参赞到使馆仅两个半月，对其更是知之甚少。参加大使召集的所罗门形势讨论会后，我感到那里正在发生大事。
唐人街两侧一片废墟
我和王岗克服了到所罗门签证和机票等困难，紧急购置了慰问品及药品，于21日出发前往所罗门。由于所罗门形势紧张，飞机上只有十几名旅客。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于当地时间12点30分抵达首都霍尼亚拉机场。
我们乘当地华人陈君文先生的卡车进了城，路上特地绕道唐人街，只见大街两侧五六十家商店变成一片废墟，情况之严重在某种程度上明显超过了笔者当年看到的贝尔格莱德。
中午1点30分，我们约见了驻所罗门群岛援助团RAMSI顾问莱曼和警察助理总监丹尼尔。他们都是澳大利亚军人。我代表使馆要求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侨民，必要时协助他们撤离。他们都表示将尽力协助。后来莱曼指挥军警护送我们撤侨，确实帮了不少忙。
下午2点多我们来到受难华人聚集的现场，那是警察俱乐部的一个大棚子，面积很大。我走进去一看，里面挤满了300多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我百感交集，为这些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在这小小的岛国受到如此的屈辱感到悲愤万分。
我接过华人递过来的话筒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大使来看望大家，政府很关心大家，让我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帮助大家渡过难关。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许多华人当即表示：“我们己经无家可归了，中国就是我们的家，请政府尽快接我们回国。”
这里的条件很差，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厕所很小，没有地方洗澡，到处都充满汗臭。华侨还向我反映，得知我们要来，台湾“使馆”上午曾派人来请他们“免费去住饭店”。但华人们识破了他们分化、离间华人与使馆关系的用心，并在俱乐部外墙上贴出了“中国大使才是我们的救星！”的大标语，作为对“台独”分子分裂侨民阴谋的回答。我被这一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
考虑到巴新与所罗门路途遥远，我决定先探讨从所罗门直接撤侨的可能性。这时所罗门前基建部长色克克和老华人关振桥来找我，我便请他们带我去找负责颁发包机落地许可的所民航局长。
这位新西兰人痛快地答应，一旦中方提出落地申请，将会立即得到批准。我们离开机场时已经开始宵禁。从机场到城里不过十多公里就有五道关卡，每过一道关都是关先生用我的外交护照作证明向军警进行解释才被放行。回到饭店已将近七点了。
辗转送走第一批同胞
我向大使汇报了上述情况。这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批当地人在“台独”分子煽动下，将于22日向华人聚集地出动，企图制造冲突，驱赶我和王岗。得我们报告后，澳大利亚警察加强了戒备，暴徒还没接近华人聚集地就被驱散了。当天下午，在警察俱乐部聚集的侨胞共380人，其中70人持中国护照,124人持所罗门护照，19人持香港护照,26人没有证件；他们中间的250人已经身无分文，坚决要求回国。
21日深夜，使馆打来电话称，“国内决定撤侨”。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俩都很兴奋。22日清晨，大使打来电话，说使馆正在租借包机，首架飞机有可能当日抵达所罗门。这时我意识到关键的时刻到了。我让王岗立即准备首批撤离人员名单，同时我抓紧联系车辆。经过与几名华人商量，最后决定选用关先生的卡车。中午11点多，我们接到第一架90座的包机下午5点抵达的消息。王岗和所罗门中华总会的秘书陈美琪立即开始点名。这时一些没被叫到的人也拥上来，我连忙让秘书告诉大家，后面还有飞机，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想回国的同胞送回去，你们没走完，我们就不回去。群众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下午2点多，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90多人上了三辆卡车。
在卡车就要上路时，一名澳大利亚女警察说：“坐卡车去机场不符合安全规定，他们都必须下来换车。我可以负责找大轿车。”但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察说找不到轿车，90多名华人只好又上了卡车。等了好一会儿，车队还是不动。赤道附近的太阳晒得脸上火辣辣的。我下车一问才得知，红十字会不愿与警察一起行动。而警察说前面有游行的，只有红十字会护送肯定过不去。我权衡利弊后下决心说：“我们感谢红十字会的帮助，但在安全问题上，我更信任警察。”
这时一辆红色小轿车开到面前，来人是巴新驻所罗门高级专员塔梅，他正在为撤离华人安排巴新的签证。22日下午15点15分，在我抵达之后仅一天，第一批撤离人员就踏上了回国之路。
由于前后有警察车辆护送，车队很顺利地抵达机场。下车后，才得知去办机票的朱建春还没来。等了好大一会儿，巴新驻所罗门高专和朱建春都来了。高专把他的全班人马都带到机场，从填表到作证、签字进行一条龙现场办公。我说：“我国大使己经会见了贵国总理和外交部负责官员，他们全力支持中国撤侨行动并同意免办证、免收签证费。”他说：“不在这里办好签证，就得到达后补办，与其在那边机场等两个小时，不如在这里再等一会儿。”他还说没得到关于签证费的任何新指示。我因事前得到过对费用问题不必过分坚持的指示，又看到身边华人的焦急神情，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作为中方代表，为所有华人在签证申请表上签了字。随后我把做好的证件亲自分发给每个人。拿到证件的华人陆续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下午5点30分，90名同胞全部登上飞机。
这时陈君文又帮我找来所罗门移民局的官员，一起商量如何为没有证件的华人补办证件。经过讨论各方达成一致，晚上由我们提供没证件人员名单，让他们先在电脑上进行核对；23日上午由警察局派人为他们照相，之后再由移民官员为其办理临时证件。
夜里王岗和所罗门中华总会的两名秘书继续准备第二批、第三批撤离人员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既要掌握政策，注意照顾重点人物，又要注意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因为不少人仍在为去留问题犹豫不决，有的人在登机前还要改主意。而与此同时，使馆和国内又在不断地催要名单，以便进行后续安排，王岗他们不得不连夜加班，反复进行核对与调整。
台湾代理人制造撤侨障碍
23日早上6点宵禁一停止，王岗就赶到警察俱乐部落实第二批撤离人员。几名华人与我们都素不相识，但几天来却和我们共同艰苦奋斗，不仅毫无报酬，而且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夜里连家也回不去。他们的无私工作极大地帮助了这次撤侨工作。上午11点第二批人员开始登机后，我让王岗回去准备第三批人撤离。这架飞机是F28式，乘74人，而实际上走了77人。
送走第二架包机，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城里。这时华人情绪出现了变化，面对迅速减少的人群，有些人担心自己被抛弃。“台独”分子乘机造谣说这是最后一架飞机，从而加剧了混乱。一些华人围着帮忙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吵，不顾先后顺序，要求立即上车。我们只好耐心解释。这时中华总会的主席陈叶生称可以调来大轿车。我听说此人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摇摆不定，就对他说：“在华人有困难的时候，台湾是靠不住的，只能靠政府。”经过观察，他好像明白了我话的含义，果然调来了三辆大车。同样一架74座的F28飞机，共上了81人。
就在这时，旁边一名华人吵了起来：“你不能让他们走，这名妇女己经登记了。”我看见他旁边坐着个哭泣着抱着孩子的妇女。我觉得这名华人面熟，但没想起他就是我曾经见过的姓王的“朋友”。此人上午己经几次与帮忙的华人吵过架，甚至不经我同意就擅自指挥撤离队伍。到机场后，他又不让大家进候机室，命令人群顶着炎炎的夏日在外面排队。我感到他在与我们争夺指挥权。我对那个哭泣的妇女说：“明天还有飞机，你等明天再安排吧。”那名妇女表示同意。其实她是在为其丈夫不愿和她一起走而难过。但王还是厉声喊叫：“不让这个妇女先走，我们就去把飞机上所有男人都拉下来。”我生气地说：“你还是少说点吧！”正说着他弟弟突然冲上来推了我一把，在场的华人立即把他拉开。而王想乘机扩大事态，竟煽动种族情绪，鼓动其他人打我这个“外国人”。但因护卫我的华人不少，警察又在场，他的人没敢再动手。同时，我让人设法帮助那名妇女登机后就离开了机场。
路上我跟警察说，此人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捣乱的，我希望明天不要再见到他。事后华侨们告诉我，王实际上是台湾代理人，台方的贿赂金大多是通过王的公司送出去的。在“台独”分子种种阴谋未能得逞的情况下，他这次就以“中华总会名誉主席”的身份与我们争夺对华人的影响，企图干扰、破坏我们的撤侨行动。在我们的斗争下，24日他未能出现在机场，但却继续为我们撤侨行动制造障碍。
最后一批华人离开所罗门
23日晚，大使向我们传达了国内指示，将所有要走的人全部撤走，宁可空飞也不要留人。这期间，所罗门局势有所缓和。24日早6点，王岗赶往俱乐部，7点多他打电话来说，仅有63人要走。
这时我急忙退掉旅馆的房间，赶往机场。在机场，我看到路透社、澳新社和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的记者都来了。于是就把他们叫在一起，主动介绍了这次撤侨的经过。我强调中国和所罗门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侨民的辛勤劳动为所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贡献。只要所当局采取措施保护华人合法权利，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愿意回来的。
过了一会儿，巴新高级专员塔梅和办机票的人都来了。他们说，由于那个姓王的从中捣乱，移民局官员都不见了，因此没有护照的华人可能没法离境。我听了心中一沉，急忙找陈君文与移民局官员联系。我一面与塔梅商量，一面向大使报告。大使指示，尽量设法为这些人弄到临时证件，实在不行可以推迟起飞时间。我对塔梅说：“你能否想个办法，让他们先走。这些人证件被火烧了，又不是他们的错。”他说：“我可以给每人写个证明信，让他们先到巴新，但再往前就没用了。”我说：“能让他们离开这个地狱，就算你救他们了。”就这样，没证件的这些人也登上了飞机。这时陈先生报告说，移民局那个处长去向不明，今天不可能回来。包机机长也派人来说最多再等20分钟。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再向大使请示。当地时间13点58分，这架F28包机凌空而起，我们与最后一批被困华人离开了所罗门。
经过73小时的战斗，我和王岗同志在国际友人和当地侨民的帮助下，成功组织了312名侨民分乘四架包机，飞至巴新后转乘民航飞机回国，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的光荣任务。
原载《世界知识》，200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