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说你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是受到广东改革开放的其中一位导师——习仲勋副委员长的启发，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高锋：我第一次在瑞典是1971～1975年，1979年第二次回到驻瑞典的大使馆工作。作为使馆“学习员”，白天在外面学习瑞典文，放学后就到使馆干活，因为不能随便外出，所以对瑞典社会知之甚少。真正开始了解瑞典，还是从1981年5月陪同习仲勋同志参观瑞典福利设施开始的。1980年我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受习老启发，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到现在已30年了。
记者：你说的是时任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1981年5月下旬访问北欧吗?这是习老回到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出国访问，这次访问对中瑞两国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高锋：1979年我第二次到瑞典时，中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孤立状态，与西方国家来往很少。许多国家特别是瑞典等友好国家非常关心“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政局走向。习副委员长实际上是当时两国建交30多年来访问瑞典的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瑞方自然非常重视。
我还记得习老参加瑞方正式欢迎宴会前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出发时间已经到了，但迟迟不见习老的身影。作为翻译的我急忙跑进习老房间，见到他正在为宴会发言稿发火，批评稿中的官话空话太多，不能体现三中全会精神。等代表团改好稿子抵达议会时，满座客人都在交头接耳，好像在猜测为什么代表团来晚了。习副委员长刚刚坐下，议长就悄悄地拉着我的手问：“高，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连忙说：“没事，你放心，没事!”这时习副委员长指着谈话稿上“邀请议长阁下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句子小声对我说：“这里要加上大型和尽快的意思，你翻译时注意一下。”随后他开始正式发表讲话。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大好形势，在回顾两国友好往来历史后他离开讲稿说，“我很高兴这次能率团访问瑞典，因为瑞典议会两个委员会已经访华，中方再不派团回访就太不礼貌了”。他充满风趣而有人情味的讲话在听众中立刻激起了一阵会意的笑声。他进而说道，“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叶剑英委员长邀请议长阁下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尽快访问中国!”当我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后，宴会大厅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瑞典那位工人出身的议长高兴得与习副委员长热烈拥抱后又与我亲切握手。宴会气氛迅速走向高潮。
习副委员长在这次访问中所表现的开放精神和个人魅力，使瑞典领导人彻底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当年就先后实现了国王和首相正式访华，随后瑞典议长也率团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副总理和外长进行了回访，从而使两国关系彻底摆脱了“文革”的阴影，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记者：你说习老进行了一些参观，对你认识瑞典很有帮助，能否讲得再具体点。
高锋：我陪同习老在斯德哥尔摩参观了一个居民区和一个农庄。当习老和代表团来到这个人口仅3000人，房子却有1400套的居民区时，大家不仅为其环境优雅、设备齐全而赞叹，而且为其构思巧妙、服务周到所折服。这里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退休者之家、医院、超市、图书馆，到游泳馆、体育馆、网球场应有尽有。习老在医院里看到住院的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很是关心，当得知这些病人并非“高干”，而是各种职业都有时，他惊叹说：“不容易!”我们还参观了一个33岁工人的住房。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选上区工会主席后每周只来托儿所上班一天。当时他还没结婚，一人住一套65平米的房子，里面沙发、地毯、彩电、冰箱、电炉齐全。他的工资实际上低于工人平均水平，但在交税、房租和其他开支后，仍有节余。参观后大家都感到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真是名不虚传。
记者：老百姓生活是很好，但参观所见的是否有代表性?
高锋：当时代表团也有这个疑问。所以习老离开瑞典时对我说，“社民党这一套很值得研究。你懂瑞典文，可以了解一下其他地方福利是否也是这样。税收是否很重，经济上能受得了吗?”
后来我按习老指示对瑞典福利和瑞典模式做了些调查：在瑞典，凡满16周岁，只要履行一个手续即可加入社会保险，而16岁以下儿童则跟随父母或监护人一起享受保险待遇。在瑞典获准长期居住的外国公民，也可享受其中绝大部分福利。瑞典福利范围广、项目多、数额大，缩小了社会差别，保证了社会稳定，提高了人民生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自然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而是瑞典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我还分析了瑞典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发现税收虽然很重，但可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高昂的税负是林林总总的社会福利资金的来源。
记者：瑞典奉行高工资、高税收和高福利三高政策，福利开支太大，以致政府债台高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国内有些人反对学习瑞典经验。你怎么看?
高锋：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我是沂蒙山人，父亲早年参加了革命。小时候家里没钱，母亲胃疼得在床上打滚也没办法。我的几个堂兄弟都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现在情况虽然好多了，但仍有家庭由于亲人患重病而倾家荡产，老人因子女不孝而饿病致死的事也时有所闻，青少年因贫困辍学的事更屡屡发生。因此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就是为劳动人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如果自己不想这样做，却去大谈别的国家福利制度出现的问题，甚至进而反对为劳动人民提供社会保障，这种人肯定不是共产党人。如果能使每个劳动者“生老病死有保障”，在社会上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平等地位，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
记者：社会福利本质上是个好事，但一个政府长期搞财政赤字总是个问题。
高锋：我正要说这个问题。社民党1932年上台后，在瑞典当时经济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攻击。但上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建设完成时，瑞典资产阶级政党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社会福利，更转而把提高社会福利作为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武器，从而把瑞典社会开支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顶峰。在更优厚的福利保障下，职工泡病号、滥用福利补贴的现象屡屡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严重失衡。显然，瑞典当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既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也超过了人民觉悟水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民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但这些超级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中下层民众，是社民党的传统选民，这就使该党左右为难。
记者：改革在中国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瑞典社民党对此主要采取了什么措施?
高锋：社民党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把国家企、事业管理局等众多国企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社民党继续对社会保险进行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乃至75%(目前调回到80%)。社民党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并引导瑞典1995年正式加入了欧盟。
记者：社民党还真敢干，这些措施有效果吗?
高锋：对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公开反对。但社民党凭借多年的执政经验，赢得了中央党的支持，从而在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使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的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财政赤字迅速消失，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行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瑞典的基尼系数这一年为0.246，仅高于丹麦。
记者：依你看，领导这场变革的社民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呢?
高锋：历史发展证明，社民党不仅能够顶住攻击，创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也能顶住党内外(包括总工会)群众的压力，坚决革除其福利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规旧习，使瑞典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瑞典模式不仅能够给予人民全面的社会保障，也创造了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民党改革福利力度最大的五年中，其党员人数锐减40%，其中央常委(外交大臣)被暗杀。社民党的改革勇气与牺牲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无可比拟的。社民党党员始终是工人占多数，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社民党在2001年党纲(即现行党纲)上明确声明其意识形态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说明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记者：据说在过去的100年中，瑞典社民党执政约70年，瑞典社会一定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高锋：社民党作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些改革，更在于它把绝大多数改革以国家立法或者劳资协议等形式固定下来了，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在社民党下台之后也很难重新翻案。这些并非由一党一人所决定的社会变革被称为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性变革，是一种革命。这是瑞典社民党为瑞典劳动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
由于社民党在长期执政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瑞典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鉴于大家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关于瑞典是否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我主张由历史或由其本国人民去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