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１２”，中国伤痛之日。一年前的这一天，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天塌地陷，山河破碎，同胞罹难，举国同悲。
震后这一年，是艰难而非凡的一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英雄的１３亿人民直面灾难，与死神争夺生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中国勇气、中国力量、中国智慧震动也感动了世界。
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实践，让我们收获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启示。以人为本的宗旨、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尊重科学的理念、民族精神的升华，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不断推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向进步，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我国将今年的５月１２日定为第一个“防灾减灾日”，以此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增强防灾意识，清醒地面对自然灾害的风险、威胁和挑战。
应对灾难贯穿以人为本的宗旨。人文关怀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灾后重建的第一主题
“新家肯定比地震前的家更好。”尽管眼下还住着板房，张碧英却已经开始憧憬她的家乡映秀镇重建后的样子。４月中旬，汶川地震震中映秀灾后重建总体规划通过审批。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信心来自于一个细小的回忆。
那是去年６月，中铁十六局的职工来给映秀搭建过渡板房。一天晚上，张碧英发现，几个已经累得没力气说话的援建者脱下手套，用手掌摸索板房边缘。一问才知道，他们怕建造过程中留下锋利边角，划伤住进来的受灾群众，每天干完活都要这么摸一遍。隐患排除了，他们自己的手却不断被划破。
张碧英十分感动，她说：“人家替我们考虑得这么细，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她相信，有这样的工作态度，映秀肯定能建成一个美好的地方。
以人为本，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历程中，人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在抗震救灾的全过程中，全国人民和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充分体现了珍爱生命、保护人民的人文关怀精神。三天“全国哀悼日”的设立，更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一年来，在灾后重建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在规划、施工、监管的全过程。
２００８年６月８日，震后第２７天，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说，条例不论是制度设计还是规定的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着以人为本展开的：过渡性安置和村民住宅建设强调尊重人民意愿；活动板房的使用体现人性化；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体现人文关怀；现场清理充分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９月１９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说，规划编制的第一原则就是以人为本：从灾区群众生活生产需要出发，把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前提，兼顾生活质量和生产发展，兼顾现实需要和长治久安，把灾区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巨大灾难带来伤痛，也催人警醒。风险防范理念全面渗入灾后重建的各个层面，“安全”成为第一要素。
在什邡，农民改变了祖辈遵循的随意建房方式，头一次拿着建筑专家提供的图纸盖房子。很多农房实行统规统建，有效提高了建筑规范性。广大农村地区以往长期不设防的局面可望得到根本改观。
在成都，３００多所新建学校不仅抗震烈度比普通民房高１－２度，还被规划为关键时刻的避难所。学校成为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
从更加宏观的层面看，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以一种特殊方式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灾害防范和抵御能力的提高。
以人为本，还体现为全社会风险意识的增强。北川的老县城、绵竹的汉旺镇、青川的东河口，一片片触目惊心的废墟、一座座崩裂扭曲的山体被完整保留下来，以这种真实的灾难场景，作为防灾减灾教育的基地，警示后人。
在第一个国家“防灾减灾日”前夕，《中国的减灾》白皮书将发布，旨在纪念汶川地震罹难者，并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的高度关注。
汶川大地震后实施的心理干预活动，是我国首次对受灾民众进行的大规模心理救援行为。众多心理专家留守灾区，帮助受灾百姓走出阴影，重塑希望、信心和勇气。
从这里，人们看到了以人为本理念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深度拓展。
抗震救灾彰显社会主义中国强大发展活力。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公共危机应对体系日益成熟
５月９日，汶川县三江乡宣布恢复重建任务基本完成，这是地震灾区第一个完成灾后重建的乡镇，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４７岁的河坝村村民姚富荣住进了新建的“藏族风情园”旅游开发区，他说：“这里不仅能永久居住，还解决了我们一家人的生计。”
几个月来，对口援建三江乡的广东省惠州市干部职工及早动手，科学施工，与时间赛跑，终于拔得灾后重建的“头筹”。
非常时期必有非常之举。去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下，全国１９个省市与灾区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要花费五年以上的灾区重建繁重任务，可望在两年内基本完成。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的又一生动体现。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在抗震救灾最紧急的关头，温家宝总理就指出，抗震救灾工作是关系全国、关系全局的大事，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举国动员，迅速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震惊世界。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抗灾方式，被国际社会称为“巨灾风险防范的中国范式”。
“全国一盘棋”，很多常规和禁区被突破了。条块、部门、地域之间不再彼此分割，形成了协同应急的巨大合力。中央政府的核心作用、人民军队的关键作用、强大国力的保障作用、全民参与的推动作用、媒体舆论引导的凝聚作用，五者整合，展示了我国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结构与功能体系的优化。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将此视为我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经典范例：“这表明我国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正在实现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一个聪明的民族，总是善于从灾难和错误中汲取新的智慧。只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自我完善，使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一年来，抗震救灾的经验经过理性总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养分。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国公共危机应对战略体系日益成熟。
在立法层面——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发布，是我国首次针对某一场自然灾害的恢复重建专门出台一项法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新法制度设计更加细化，可操作性更强。
今年４月９日，拟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救灾条例》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在体制机制层面——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上了日程，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各级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部门协调、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机制进一步受到重视。汶川地震后，我国首次在重大灾害中接受国际援助。目前，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正在对人类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往往具有跨国扩散性，加强应急管理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成为各界研讨的新课题。在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突出作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力量凝聚在一起，共担责任，共克时艰。这一成功经验正在得到总结和提升。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灾害防控战略体系？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
灾后重建的方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多元化”成为突出的亮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灾后重建的方式不同，这次灾后重建，在群众自力更生、地方主导、中央支持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投入重建，运用市场杠杆，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这种办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灾后重建“尊重科学”主线始终如一。按自然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里，温家宝总理向同学们讲述了他在汶川地震中的亲身感受。谈到处理堰塞湖我们不得不向外国租用米－２６直升机时，他说：“这很刺痛我的心”，“我们应该立志，让中国自己的直升机能够制造出来。”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实践，给人们上了尊重科学的一堂大课，使我们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前进了一步。
卫星航拍、生命探测仪、空中通道……和过去的历次救灾相比，这一次，科学技术显示出了强大能力，成为抗击天灾的有力支撑。
掌握科技“武器”的能动因素在人。抗震救灾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指挥、统筹、决策、调配，也体现在洞察排忧解难之中的关键环节，体现在对难易轻重数据规模的把握。
科学来自于对灾难的充分前瞻和估量。“上万种应急预案是抗震救灾的‘第一功臣’。”一位参与应急指挥的人士回忆，在灾后交通、通讯阻断的背景下，千头万绪的救灾工作之所以忙而不乱，正得益于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以来各种应急预案的完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自己，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永恒主题。”
一年来，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尊重科学”的主线始终如一。
２００８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中国地震背景场探测工程项目，标志着国家防震减灾规划确定的国家地震安全计划的实施迈出了第一步。这项工程旨在提高我国地球物理监测分析能力。
去年８月，中国地震局对我国地震速报时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震短临预报仍是世界公认的科学难题，人类无法控制地震的发生。但是，人在地震面前并非无可作为，关键是要自觉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
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科学——２００８年７月３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上述“三个尊重”被郑重写入。
去年９月，《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其最大的亮点之一是首次使用了“功能分区”的概念。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按照国土开发强度、产业发展方向以及人口集聚和城镇建设的适宜程度，规划区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适宜重建区”“适度重建区”“生态重建区”三种类型。
“承载责任的前提，需要有科学谋划，亦需要科学建设。这当中交织着对灾区百姓、对子孙后代、对历史的重大责任考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这是我国首次针对某一灾害编制国家级重建规划，它的编制过程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出台前不仅经过严谨的评估论证、问卷调查，而且用中、英两种文字向世界发布，全球征集意见。完全有理由说，这一规划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在重建中获得新生的灾区，不仅恢复原貌，而且大量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换代，吐故纳新，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王一鸣说：“过去，人们习惯把自然灾害视为人类的‘天敌’。而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宇宙中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我们必须学会顺应自然，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趋利避害。”
危难之际再次激发巨大民族凝聚力。古老民族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升华，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增添启示
灾后重建，既要重建物质家园，也要建设精神家园。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是海内外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根脉所系，每到危难之际，总会神奇地转化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中彰显无遗。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１４时２８分，国旗半降，汽笛鸣响，全国人民默哀３分钟。这一刻，古老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获得了升华。
危难关头，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谱写了人类抗灾史上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又一股充满强大生命力的新鲜血液。
“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艰难险阻，依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靠的正是这种强大的民族精神。”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地震灾害中迸发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是偶然，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地贯穿着爱国主义”。抗震救灾凸现的精神，要成为人们长久的精神价值坐标。
震后一年间，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所蕴含的非凡力量一直在延续。
“江苏小区”“天津小区”“同心路”——在四川、陕西、甘肃灾后重建现场，这样的新地名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几乎每个地名背后都有一段对口支援的感人故事。一年来，对口支援的各省市不仅给灾区带来了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支援，更带来了全国人民的手足深情。
还有那些志愿者。很多人灾后继续留下来，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一个北京中年人，在汉旺板房区为受灾群众开了免费图书馆；一个河北小伙子留在都江堰为过渡安置群众干各种杂活；一个上海姑娘，为照顾一名地震致残孤儿，在灾区整整坚守了一年……
一点很小的善心，乘以１３亿，都会聚成爱的海洋；一个巨大的困难，除以１３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灾难中不断得到升华，在弘扬中不断得到培育，在培育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艰难历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坚忍不拔、负重自强的民族品格，让世界为之动容。去年震后，俄新社一篇文章说：“面临灾难，中国展现出坚韧与顽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和赞扬。”
进入２１世纪的地球，并未因人类的进步和繁荣而避免来自自然或社会领域的重大灾难。人类如何实现长久的生存与发展？从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而曲折的历史中生长出来的抗震救灾精神应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执笔：李柯勇；记者：谭浩、侯大伟、储国强、宋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