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四川北川５月１０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郑晓奕、李柯勇)

（一）

５月１０日，母亲节。

赵蓉似乎已经把儿子忘了，她笑着说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再生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我们问。

“女孩。”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啦！”话一出口，她的笑容就凝固了。在她内心深处，儿子从来不曾离去……

去年汶川大地震，北川县通口镇党委书记赵蓉的儿子、丈夫的遗体都没有找到，至今还列在１７９２３名失踪者名单里。如今，她又重新组建了家庭，走向新的人生。

失踪者比遇难者更令人牵挂。人们总在心底某个角落保留着一丝等待：也许他们只是走远了，总有一天会回来。这等待也许会持续漫长的一生。

（二）

３５岁的赵蓉给人第一感觉是“精神”。接受采访前，她精心打扮过：滚边领子、喇叭水袖的大红衬衫，黑色百褶裙和圆头皮鞋，头发是新烫的大波浪。

很难想像她一年前的模样。在一张摄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７日的照片里，她面容憔悴，两腮深陷，脑后松垮地扎个马尾，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那是汶川地震后第２６天，唐家山堰塞湖开始泄洪。赵蓉带领１８００多名群众疏散到了半山腰的安全地带。

作为这个镇的“一把手”，她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笑不出来。更何况，她还在默默忍受失夫、失子之痛。

（三）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星期一，早上７点２０分。赵蓉和儿子张文睿在北川县城家里吃早饭，丈夫张仁瑜还没起床。母子俩素来起得早些，赵蓉要赶在８点前把儿子送到曲山小学上课，再到２３公里外的通口镇上班。

那天文睿格外撒娇，本来坐在桌子对面，偏要绕过来挨着妈妈坐。赵蓉吃完了，他还缠着不让妈妈放下碗。

送儿子到学校十字路口，赵蓉问：“娃儿，你要几块钱？”文睿说：“５块钱，一天用一块，用完了，妈妈就回家了。”通常，赵蓉一周５天工作日都在通口。

她没想到，这是她与儿子最后一段对话。

临出门，赵蓉瞥了一眼卫生间，丈夫在弯腰洗脸。走到门厅，替儿子擦嘴巴、穿好鞋，赵蓉喊一句：“出门了。”身后答：“好，开车当心！”

那个弯腰洗脸的背影，是结婚十年的丈夫留在赵蓉脑海中的最后影像。

（四）

下午２点２８分，窗外一台重型卡车正在爬坡，沉重的马达声震得办公室地板直抖，赵蓉起初没理会。窗玻璃嘎嘎响，人坐着也摇晃，她才意识到地震了。冲到外面空地上，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县委办公室的，她要证实地震情况，手机怎么也拨不通。让同事打给丈夫张仁瑜，想得到佐证，也不通。

她不知道，此时，８级地震移动了北川老城西面的王家岩，２００多万立方米的土石从３００多米高空崩塌，扑向老城，扑向了正穿过老十字街口去上班的丈夫，扑向了正坐在曲山小学二年级（ 4 ）班教室里上课的儿子。

赵蓉最先想到的是镇上１０００多名学生的安危。她带着干部们一口气跑到一公里外的通口中学，三层的教学楼没塌，学生大半安全疏散到操场上。又冲到隔壁的小学，５００多个孩子也没事。她松了口气，随后返回镇政府，就地成立通口镇抗震救灾指挥部，自任指挥长，带队下村查看灾情。

晚上１１点，各路信息汇集起来，全镇７５００多人中死亡７３人，情况比预想的要好些。她想，县城的情况也坏不到哪去，睿儿顶多受些惊吓吧？

然而，坏消息传来了。有村民从县城连滚带爬地回到通口，说：城里房子塌得不成样，死人不少。

赵蓉立即坐上同事的摩托车直奔县城，在北川中学操场上她找到了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了通口的灾情。然后她冲着满操场惊恐的人群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张仁瑜！”没有回应。

职责在身，她来不及回家就摸黑赶回了通口。接下来几天，她一有空就不停地打家里电话，打丈夫手机，但是根本打不通。她隐隐觉得情况不妙：县城灾情渐渐明晰，曲山小学、丈夫上班必由之路，都在崩塌的山体掩埋范围里。

五天后，通讯恢复，赵蓉确认儿子、丈夫等８个亲人失踪。她无法回去，只得委托朋友寻找，但是最后收到的消息都是“没找到人”。亲戚们在各大医院、安置点到处找，也没有找到……

（五）

追问——山崩地裂那一瞬间，丈夫和儿子确切在哪个位置，是什么反应，赵蓉只能依据生还者的描述来推测。有人说，震前４０分钟还在邮电局门口迎面碰见过走着去上班的张仁瑜。有学生说，当时大家惊慌地冲向操场，而张文睿顺着走廊跑了，可能跑错了方向……

幻想——那么，丈夫和儿子不是不可能跑掉。儿子顽皮，也许在哪个同学家玩吧？丈夫也许受了伤，被运到了外地……

回忆——那阵子，赵蓉像祥林嫂，总是同周围的人重复着几句话。说儿子如何乖，“学习从来不用我们操心，每天都是把作业写完后才吃饭。”说丈夫，“那天早上穿了一件条纹衬衣，以前从不见他穿的。”

悔恨——赵蓉固执地认为，地震那天她有预感。儿子那么舍不得她走。震前２０分钟她还跟丈夫通过电话，挂了想起还有事，又打，一连打了三次。她在心里假设过无数次：要是那天早上把儿子带到通口镇就好了；要是张仁瑜在办公室里就好了，他们的办公楼没有塌；要是……

疼痛——那时饭桌有人说到地震，她一听就掉泪，饭噎在喉咙里咽不下去。抗震救灾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忙，可她宁愿忙，因为一闲下来，丈夫、儿子就出现在脑子里。

这一切搅在一起，她无法喘息，心力交瘁。

（六）

一狠心，她决定——忘记！

她努力说服自己接受现实：没有奇迹，丈夫和儿子就埋在废墟下。“死要见尸”也是做不到的，北川县城遭到毁灭性打击，共失踪１.４万多人，不可能全都找到。

６月２１日，受灾群众被允许返回北川县城，赵蓉也去了。那是震后一个半月她第一次回家。烈日炎炎，空气中弥漫着异味，整座城静得可怕。赵蓉心神恍惚，似乎到了电影里世界末日的死城。她家的居民楼没有倒塌，她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三楼。

家门洞开，一片狼藉。家具倒了，瓶瓶罐罐碎了。赵蓉收拾了自己的衣物、两张床、一张沙发，雇人抬走，而丈夫和儿子的东西一样也没拿。很多照片见证着这个三口之家曾经的幸福，她归拢归拢，点一把火，烧了。“连我自己的照片一齐烧，都烧给他们！”她恨恨地说，她希望烧掉历史，烧掉心头的痛楚。

眼看着丈夫和儿子的笑容在火焰里慢慢卷曲、变黄，化作青烟四处飘散，她泪水无声地滑下来，怎么也止不住。最后，在空荡荡的家里，她放声痛哭……

（七）

忙！震后一年间，赵蓉先是带领干部和村民疏通公路、抢救伤员、运送物资，接着又在堰塞湖泄洪前紧急撤离群众，然后是漫长而艰难的灾后重建，几千户农房要重盖，对口援建要协调。９月，通口又遭了一次水灾，通路、抢修……

“幸亏忙，否则我早就崩溃了。”赵蓉苦笑，思念亲人远比工作繁忙更痛苦，而忙工作让她没有时间痛苦。

平日在别人看来，她是个强势的女领导。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做回自己：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妈妈。

忘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躺在从北川家里搬出来的那张大床上，她想儿子。儿子都８岁了，晚上还经常赖在大床上，跟妈妈睡。冬天，他会狡猾地说：“妈妈，我这床上有点冷……”一钻进妈妈被窝，“眼睛都笑得眯了”。她下意识地蜷着身子留出一个小小的位置，却再也没有那个紧挨着自己的小小的身体。

她梦见丈夫，仍然穿着那件条纹衬衫，却不说话，他本来就是个内向温和的男人。

（八）

６月初，开始有人替赵蓉张罗对象，对她说：“忘记伤痛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重组家庭，尽早再生孩子。”当时她十分矛盾。

介绍人把她和一个姓瞿的干部往一起撮合，说：“老瞿人好，又有责任心，你俩在一起，可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老瞿大她１０岁，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可当时她正在组织群众防备堰塞湖溃坝，哪有心思考虑这事？更主要的，失踪的丈夫和儿子是她的一切，满满地占据着她的心。

为了忘记，８月１日，震后第８０天，赵蓉又回了一趟家。她把丈夫和儿子的衣服找出来，还有一切有他们痕迹的东西，都堆在一起烧。

烧完了，她又神思恍惚。死寂的城、狼藉的家，都空旷得无边无际，可是回忆似乎充满着每个角落，往日的种种场景都历历在目。她有些迷惘：这次回家，究竟是为了忘却还是记住？

她开始认真考虑和老瞿的事。她以前认识这个人，一直佩服他的工作能力。这次接触，觉得他人很真诚，性格外向而沉稳，跟自己投脾气。

由于抗震救灾的出色表现，赵蓉被评为“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全省七一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１１月，她作为四川省委组织部表彰的灾区干部，到海南疗养。

在三亚，面对宽阔的大海，听着无止无休的涛声，赵蓉深吸一口气：必须翻过这沉重的一页！远去的张仁瑜和睿儿也一定希望她过得好，生者的幸福是对死者最好的祭奠。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婚礼前一天，这对新人又来到北川县城废墟。站在望乡台，赵蓉烧纸点蜡，冲着那巨大的坟冢说：“仁瑜，睿儿，明天我要结婚了，你们保佑我。”没说完就泪流满面。

（九）

不是没人背后议论，但赵蓉不在乎。她说：“心都死过一回的人，还怕议论？生活经不起折腾了，我会珍惜。”对婚后生活她很满足。

如今，对我们讲起儿子和前夫，赵蓉不再滔滔不绝，只是简单地形容“睿儿长得很帅，像童星”，“张仁瑜又高又瘦”。

原先她手机上存着儿子的照片，地震那会儿，她常把照片给人看。现在她换了新手机，只在一台数码相机上还存着儿子的３张照片，是地震前两个月在家里拍的。而前夫，她只存了一张身份证照片。

我们问：“会不时拿出来翻看吗？”

“不会。”她摇摇头，“已经刻在脑海中了。”

有时还会触景生情。吃饭，她会想起儿子最爱吃红烧肥肠。看电视调到动画频道，她会想起儿子最爱看《七剑下天山》。前几天，她还梦见儿子在喊：“妈妈，教室没了，怎么上学啊？”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又一个母亲节到了。北川山里春光明丽，一种白色的小蝴蝶在青翠的草丛间翩翩起舞，仿佛万千飘飞的花瓣。

赵蓉忽然记起，有一年母亲节，儿子从幼儿园回来，送给她一个自己做的小手工。她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了，但儿子的爱她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