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０日电（记者刘敏、黄深钢、姚玉洁）继希腊之后，意大利、西班牙债务危机加剧，近日又传出法国将下一个“沦陷”的说法。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艰难时期”。
欧债危机引发“中国思考”。百姓欢迎的高福利制度为何成为欧债危机的“推手”？外贸需求萎缩给中国带来哪些困扰？中国应从欧洲产业“空心化”中汲取什么？
欧洲忙着“去福利化”我国急需“补欠账”
德国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被认为欧洲最勤勉的德国人每周上班４天至５天，一天有４.５小时午休和咖啡时间，人均年休假１７３天；另外一些事实：德国用于养老金等社会福利的负债高达５万亿欧元，希腊与意大利参议院先后实施财政紧缩。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占据全球薪酬最高国家“前三甲”、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５０％左右，其中法国高达７０％。
“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欧洲可能因此进入‘去福利化’进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德文说，“但这不能否定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则是受益于其福利制度。”
相比之下，现阶段的中国需要探讨的并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补上历史欠账，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网”。
４３岁的甘肃人李代松３年前来北京打工，一双儿女都在老家。上个月施工时摔伤了手臂，除工地上赔偿的一部分外其余８００多元都是自己出。他有三盼：农民工看病减负、孩子跟来北京有学上、收入能提高一些好给父母养老。
“就业难、上学贵、不敢生病”，类似的困惑在低收入人群中很有代表性。近年来，我国社保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等陆续出台确立，但针对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就业、培训、社保等制度还有待完善，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期待取得新进展。
与此同时，腐败、公款消费屡禁不绝，部分行业的“隐形福利”加重分配不均。
“不破则不立。”浙江省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说，“如果不破‘垄断’，则我国每年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的成果就会被抵消。”
“我们的做法要与西方有所区别。一些国家政府高筑债台支撑福利的做法不可取。”田德文说，“我们设计制度时应考虑公平、效率、与社会发展阶段兼顾，特别是制度设计决不能‘嫌贫爱富’，不能让基层劳动者‘出了力却伤了心’。”
贸易保护再抬头 结构“转型”更紧迫
受欧债危机加深或导致美国银行业信用恶化的影响，纽约股市１７日继续下跌近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反作用于新兴经济体外贸出口。
数据显示，今年前１０月我国贸易顺差收窄１５.４％，其中１０月份顺差收窄超３６％。世贸组织统计，前１０月欧美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占其发起总量的一半。
“欧债危机会拉低中国经济增速０.５个百分点，出口减少７％。”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蒂斯说，“中国正面临世界贸易停滞和贸易保护主义风险。”
眼下，尚德、英利等国内知名太阳能企业正忙于对美国发起的“双反”调查进行抗辩。本月１０日，美国商务部正式立案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是中国清洁能源产品遭受的第一起贸易救济调查。
“这是一个坏典型，一旦美国诉讼成功，其他国家可能效仿。”国内一家太阳能企业负责人说，“影响会慢慢体现出来，已有迹象显示国外客户开始持单观望。”
从传统刚性需求产品到新兴产业遭遇反垄断反倾销，从做空“中国制造”到美参院执意通过人民币汇率案，欧美主要贸易国这些行为均释放出一个信号：争夺海外市场和贸易顺差的“战斗”已悄然打响，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
并且，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贸易摩擦增多，上半年“金砖四国”对我国发起７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近７.８亿美元，为历年来最多。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传统外贸企业第３季度以来已感受到“阵阵寒意”。义乌海关数据显示，当地外贸出口额环比２个月下滑，１０月份对欧贸易环比下降超２５％。商务部预计，我国出口环比增速回落的态势可能持续到明年。
汇率上升、成本涨价、贸易摩擦，国内外因素交织让一线外贸企业倍感压力。
但也有一些企业正通过产品与管理创新，意在危难中寻机抢占产业升级制高点。正泰太阳能科技公司是杭州一家大型太阳能生产企业，企业通过管理创新销量不降反增，今年前三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一倍。
“面对贸易摩擦，行业协会和企业要积极应诉。”国家发改委专家张燕生说。
“但根本上，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减少受人掣肘的风险。”他说，“一方面我国应当通过降低税收、藏富于民扩大国内消费，加大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应当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警惕实业“空心化” “中国制造”需加力
欧债危机有一个显著的产业背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但大量制造业外迁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不振时无力“输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在欧债危机背景下部分地区和行业也“状况频出”，最近的一个例证便是温州大量企业出现“债务危机”。
游资从实体经济“抽离”，四散进入房地产和高利贷领域，不但加大了我国房地产调控的难度，且直接推高了物价水平。“抑物价”已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温州“债务危机”表象是高利贷，实质则是实体经济“空心化”。调查发现，出现“空心化”苗头的原因，一是对房地产和放高利贷暴利的渴求，二是做实业和产品艰难，三是“羊群效应”。
浙江一家服饰公司董事长徐政杰告诉记者，几乎没有不搞“多元投资”的：“别人炒房或放贷轻松进账千万，你做实业辛辛苦苦才赚人家零头，这种刺激受不了。”
宁波华星轮胎公司原来有８００多个员工，现在仅剩４００多人了。谈起日益萎缩的“家业”，董事长黄金德说：“融资难、用工贵、原料涨，让人担惊受怕。”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温州“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６家建筑公司外，４０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不乏知名制造企业。
在温州，一些企业关停转行，一些企业外迁至东南亚国家，部分传统行业已出现明显萎缩。一度占据全国产量９０％的温州金属打火机行业已萎缩五分之四。近年来还不断出现“不行动、不退出、不注销”转做投机的“僵尸企业”。
一些地区实体经济出现的新动向已引起政府重视，国家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包括浙江在内的多个地市也出台具体政策扶持小微企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之下，一些地区重新出现了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现象：
浙江思科国祥制冷设备公司已在东阳经济开发区投资建厂，厂长陈俊健说：“厂区开建时，电力局、环保局、建设局还专程来看过，为我解决实际困难。”
截至今年８月，东阳市共引进了“回归型”项目１７８个，签约投资总额２４０亿元。
有关专家指出，欧债危机警示我们，不论政策还是企业界都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和预警机制，不能如“温水煮青蛙”直到事态严重才重视。当务之急是梳理和清除影响“中国制造”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改革和调控“挤压”投机性资金在房地产领域的获利空间，防止生产性资本“抽离”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