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是指读书人攀爬科举之路取得的成果。高中举人，算是初入功名之门，进士及第方为正式获取功名。这里“功”指读书用功，“名”是金榜题名，功名是一介书生苦读经书终于出人头地所修成的正果。在过去，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与没有功名的官吏一样，均是被人看不起的。当日功名的重要，绝非今日之学历可比，它所彰显的不仅仅是学子读书科考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朝廷对其能力的肯定与确认。

自隋唐以来，朝廷用官，废黜世袭制，以科举取士代之，由是，功名彰显，成为海内学子竞相争执之物。有了功名，就等于拿到了朝廷的聘用书，没有功名，即使是用银子捐了一官半职，也不为朝野士人所重。功名的重要，早已远远超过了读书人所追求的义理、训诂和章句之学，甚至成为一些人超出生命之上的终极人生目标。

进入世态多变的二十世纪，盛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黜了，学子们获取功名的道路因此被折断。功名的式微，不仅抹平了读书人中的优劣之分，更为重要的是它因此撤除了社会底层与官府之见的高深藩篱。伴随着知识份子阶层的日益边缘化，统治者所必须依赖的行政权力出现的空缺，便只能由职业的官僚来填充了。民国以来，政府官僚机构的选人用人，便由过去的皇帝亲选而变为由各级官僚自由选聘。这种一级任免一级的用人制度，原本不是产生于皇权统治，而是来源于中国民间的秘密会社。过去，在皇权的统治下，这种产生于社会底层的秘密组织，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行政组织，因此，只能因陋就简，各自顾各自的地盘与人马。这种管理方式，首先由晚清的地方督抚引用到地方实力派的管理体系之中，延至民国以后，便正式成为国家选人用人的基本大法了。由于每一级官员都有自己的选人用人之权，国家便因此彻底失去了对人才使用的最终定夺之权，也一并失去了对于人才统一衡定的基本准则。国家纲纪的废弃是一切社会弊端产生之源，功名不再成为人才衡定的基准，于是许多的社会弊窦便随之而生。自晚清到民国，此方法由民间登入庙堂，并一直延用至今，人们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早年，李鸿章身边有个门童，因是孤儿，被其收留，名段芝贵。及长，进天津武备学堂习武。李鸿章甲午失意后，他投靠了新贵袁世凯，为门房，并由此结识了晚清诸大佬。段氏极其聪颖，善攀援权贵，投其所好。知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好色，便以五百金赎天津名妓杨翠喜予之。载振大喜，应段氏之请，求老父赐一官职。不久朝旨下，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满朝文武面面相视，不知段芝贵何许人也？获取一省级高官，已是如此便当之事，怎能不叫那些等候终生而不选的候补道、外郎们痛苦不堪。这还只是晚清的官场之习，到了民国，一切就更放开了。当年功名金不换，而今功名如粪土，人要有所为，不靠学问靠关系，这是社会实情教会人们懂得的基本事理。

国家纲纪一坏，社会人心随之大变，天下便走入了万劫不覆的深渊。就在这大变化的初起之时，后来因有了钱钟书做姑爷而声名雀起的无锡人杨荫杭曾觑破天相，指出：“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则拜之，拜则效法之，于是，天下皆以市道为之。”所谓世道之变，天翻地覆者，终其根本乃功名之式微。

用人之道的彻底改变，是20世纪中国一切乱相的根源。国家没有了这道人才选拔的门槛，等于向世人宣告，天下人皆可以为官。数千年来，久受国家机器压迫的人们，于是争相冲向权力的中心。农民、商人，纷纷用他们惯以生存的理念，日益改变着权力机关的构成和社会的世风世貌。过去，由读书人建立起来的所有价值理念被统统废弃！裤脚管下的虱子迅速爬满了头顶，庙堂之上再也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了。当人们不再对权力表示敬仰的时侯，暴力便开始取代法制，不得不日渐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尊崇的法宝。稳定之所以压倒一切，原是自那个时侯就开始了的。由此可知，世上功名式微之日，便是暴力崛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