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是我的杜撰，为了与“对策”相应，其正式名称应是“策问”。策问是一种考试方法，就是考官测验应考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或者说是“觇士子之经济”。应考人答出自己的处理办法，就叫对策，也可以叫做策对，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策问就是问策——询“问策”略。
问策起源很早，起初只是一种咨询，或者说请教。汉代的贾谊和董仲舒是对策最出色的范例。贾谊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帮了皇帝很大的忙，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之所以很快被平定，就跟事先采纳了他的建议有关。董仲舒则指出“道不变，天亦不变”的道理，使儒家学说居于诸子百家之上。不久，策问也用来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补充办法（汉代尚无科举，选拔人才靠选举——乡举里选）。西汉第一个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因为对策出色而被汉武帝看中的。科举制度兴起以后，策问正式成为取士的考试手段之一。
最近研究八股文的大作很多，有些人或许误以为科举考试只是考八股一项。其实明清时期的乡试（考举人）和会试（考进士）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代圣贤立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第二场考的主要是论。第三场考的就是策。第一二场的内容迭经变化，到乾隆以后，二场废论题，改考五经，第一场则专考四书，两场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三场不变，依旧是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设立策问一试，目的就是要纠一二场考试之偏。因为考中之后，皇帝是要给你官做的，如果只会死读书，而没有经国济世之才，那就失去考试的意义了。换句话说第一二场是虚学，只是测验读死书（而且只限于四书五经）的能力。第三场才是实学，测验应变的才干。但是在实际上三场之中以第一场最为重要，能不能考中，关键就看八股文做得好不好。因此士子拼命钻研八股文的作法，其他一切不顾，以至于连秦皇汉武是谁都不清楚的人也有。
不过策试也不是一点用处没有，当着应试者的八股文水平差不多，难以定名次高下时，策对得好的人就要占便宜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会试中式以后还要举行殿试，殿试的方法就只有策问一项。考得好，所得官职也好。因此如何对好策也就是一门学问了。所以我们今天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没有来由的。
国人的脾气是不怕多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考试之规，我有应试之法。八股文之外再加上策试也只等闲，不过多出了些生财之道而已——许多教授如何对策的书就随之应运而生。这类书的出版早到你不能想象，竟然早到隋朝就有了。《新唐书·薛登传》说：“炀帝始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驰兢，赴速趋时，缉缀小文，名曰策学。”很可惜，这类“策学”的书一本也看不到了，想来当是一些策文的范本，让人借鉴。当然，上面“出版”一词只是借用，其时印刷术尚未发明，策学一类的书只能是手抄本。可以想见，印刷术发明以后，这类刻本更要满天飞了。但也不是所有的策文都不值一读。据传为南宋杨万里所作的策文二十五首，就颇精彩，不但为时人所重，而且被后人奉为楷模。明人遂将其裒为一集，并加上评语，颜曰《锦绣策》，供人参考。湖广麻城有劳氏某以此勖子劳钺，竟登进士第，感激之余乃以之付梓。而受劳氏所托，为该书作序的南京国子监祭酒竟也说幼时受益此书不浅，无怪乎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这书还有人一再重刻。
策问的目的原是要考出应试者的真本事，但在应考人一方却是怎样千方百计发现捷径去敷衍皇帝——任何考试从来就是一块敲门砖。同时，策试的范围又过于广泛，使士子穷于应付。这就造成策学长盛不衰的局面。这门学问告诉人们如何花最少的时间去学习策对，甚至于套用现成的策文模子，以便蒙混过关。所以在明代就有“策套”这种名目。杨慎在《举业之陋》里就说：“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名苟取，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通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
因为策试要考到有关经史子集的知识，所以策学也要将这些知识分门别类地告诉士子。有些讲策学的书比较简略，只是提纲挈领而已，有的则是宏篇巨制，有如百科全书。简略型的可以乾隆间的《策略》一书为代表。这里的“策略”并非谋略之义，而是简略的策学的意思。这本书只有六卷，而内容以道统为首，及于经学、史学、天文、地舆甚至军制、律令、水利、官制，无所不包，自然非简略不可。视其史学一门，从目录上看，囊括廿二史（从《史记》到《元史》），还要加上《资治通鉴》、朱子《纲目》等书），而实际内容却只有五千多字，只能将每部史书及其作者作一简单评述。就中短者仅仅一语带过，如：“李百药《齐书》类多迁就之词，令狐德棻《周书》则只清谈是务。”最长者司马迁《史记》也不到二百字。这种简略的策学书籍，提供的只是最基础的知识，读者自己还得临场发挥。
宏篇巨制一类则以光绪间的《策府统宗》与《策学备纂》为典型。前者有六十五卷，分为十二部，即经史子集、吏户礼兵刑工以及天文地理。后者规模更大，为卷三百七十八，分作三十二门，从目录到内容都真正无所不包。还是以史部为例：这一门共九十四卷，光《史记》就占了九卷，细目将近两千条之多，举凡《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江西江东》《大风歌》等等应有尽有。史部所收内容不但是将廿四史的资料条分缕析，以便查阅，而且将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分部别居插入其中，以长识见。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条，在照录《史记集解》所释三十六郡后，又摘抄了清人《三余偶笔》的不同见解。这样既弥补了《史记》不载三十六郡名目之失，又让人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前人成果中以乾嘉诸儒之作证引得最多，而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一书尤甚。这倒也表明了编者的眼光，因为钱氏此书是极高明的第一等著作，不似其妻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只是寻常人语。史部以外的其他各门也有可观之处。由于内容丰富详赡，《策学备纂》成为光绪前期的畅销书，至少有两种版式至今还常在书店碰到。
但是策学类的工具书部头越大，记诵起来也越吃力。而且考试限时限刻，没有多少工夫可供琢磨。所以在殿试前一般人往往预拟数十条策对空文，策问题发下，按照每门参入题旨，加以点缀成篇。即使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也并不可怕，有一位名叫侯凤苞的人就写了一篇《策学例言》，专门教人如何应付。其中所叙不仅对策试，即对今天的一般考试中的问答题似亦至理名言，故不厌烦，摘其要于下：
条对固以详明为上，然亦斗智不斗力也。必博集群书而后对策，闱中有几人乎？况所问者多至数十百条，虽极淹博，必有一二条偶而遗忘；虽甚空疏，亦有一二条偶然熟记。贵以其所知，证其所不知。……总之，所知者则铺张而附益之，累幅不止；不知者则深讳而固匿之，一字不题。……征实处以多为贵，欲见长也；空衍处以少为佳，恐取厌也。经史策欲其详，贵实学也；时务策不妨略，省空谈也。时务亦多述古而少谈今，古可觇学，今易触讳也。五策中择一二题人皆孑孑，我独有余，尽力写去，至千言以上，余则随意抒写，可满篇幅矣。所知过半者，挨次条对，不及知者，左右支吾，易露破绽，索性揉碎全题，错综变化而出之。笔力好者出没无方，凌驾有法，使阅者但觉文气之佳，遗漏者全然不觉，是一巧法也。……对策未求有功，先求无过。实对固佳，然偶有记忆不清，致成谬误，则所累不少。故平日流览，先必字字着实，自量不能记者，即删之。下笔时万分谨慎，略有所疑者，即阙之，此死法也。更有活法，则疑者，浑之记忆不全者，举一二以该之，人名可称昔人，地名书名时代，俱可迁就，则趋避有方，无割爱之嫌矣。
此真可谓得尽策试之三昧矣！
八股文的误国害人早已有人痛斥，讲得痛切的甚至认为大明江山也是它葬送的。也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所以康熙二年一度废止八股文，但不久又恢复了。策试也并非没有毛病，乾隆时有大臣请求改革考试方法，就认为时文（即八股）徒托空言，不适于用，答策随题敷衍，实不足以得人。但是当权者并不想取消这种桎梏读书人聪明才智的办法，仅在技术上稍作调整，便又将祖制继续奉行下去。直到晚清丧权辱国吃亏挨打半个多世纪后，才不得不在戊戌维新前夕，宣布对科举考试方法进行重大改革。因为就八股与策对而言，八股的危害更大，所以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停用八股而改试策论。可笑议而未行，而光绪新政已败，一切又率由旧章。庚子事变几于亡国，辛丑于是重提科举改革，宣布自明年起改首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把策试的地位提高了一级，又把策试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于是新的策学书籍马上跟着出现。
就在辛丑当年冬月，一部篇幅三百八十卷之巨的《万国政治艺学丛考》已经编就，第二年春天便已出版上编《政治丛考》，其速度远过于九十年后的今日。虽说这是因为追求经济效益所致，但未始不反映当时人急于改革的迫切心情，这由该书的序言可见一斑：
我朝沿前明旧制，以八股取士。……虽有一二英俊之士不屑为所束缚，而功令所在不得不随俗浮沉诵焉习焉（的确如此，即严复这样吃过洋面包的革新人物，也因未由正途出身而始终耿耿于怀）。上以是求，下即以是应，而中国人才遂以颓废而不能自振矣。……戊戌之夏，我皇上锐意鼎新，力求郅治，特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天下喁喁望治，未几而复试八股，豪杰之士靡不沮丧。洎乎去岁畿辅变起，两宫西狩，创钜痛深之后，我皇太后皇上知变法之不可或缓，于十月十六日特颁明谕，永废八股，乡会各场一律改试中国政治史事，暨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此诚我中国转弱为强之一大枢机，而薄海内外士子所当鼓舞欢欣而奋发策励者也。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该书的编辑目的就凸现出来了，序言于是继续说：
特是以向所研精八股之人，而骤欲其纵谈万机，横议五洲，虽其中未始无博通古今之士，不难出向所学以应上求，而在乡曲迂墟见闻未广，使无汇集大成之书以资观览，何以藉通晓而便讨究？同人有鉴于此，因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不下数十百种，提要钩玄，旁搜曲证，掇其菁英，去其糠粃，融会贯通，以成一书，名曰《万国政学通考》。
在这种广告之下，要想博取功名的人自然要掏腰包了。
这种连编者自己也称为“急就之章”的书，当然不能期望有什么高水平，但也不见得比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各式各样的辞典差。该书的《政治丛考》分为二十考，即：疆域、盛衰、交涉、度支、税政、币政、官制、民俗、礼政、刑政、学校、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兵政、船政、铁路、电报、邮政诸考。显见与上述的《策府统宗》一类书不同，那是偏重经史策，而这是突出时务策了（晚清的进步大约就体现在这种蜗爬牛步之中）。各考之下又再分为细目，如度支考就有英国国债、诸国国债多于中国、拟立中国文钱合益会、论中国易于富强这样的细目。《艺学丛考》则与今日的艺术毫不相干，乃是科技丛考之义（时人把西方科技与中国古代的术艺或艺术看成一类），包括算学、身体学（即解剖学）、动物学、医学、工学等亦二十考。
这部书最有参考价值的应该是附编部分的《万国政治艺学最新文编》八十卷。这实际上是策论的范文，在当时是给应试的士子模仿用的，例如《论封建难复而郡县当授常职》《纠合西人以开中国诸矿说》《推广江海商轮议》《论西人不尽似墨子》等等，在今天却未始不可用来了解清末的思潮动向。
专门搜集策论文章的文集也有，小型的可以《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论》为例，这也是在废八股诏颁布的翌年春就面世的。该书收集了百来篇有代表性的策论，因为是要给人作范本，所以不怕题目有所重复，不少文章都同题两篇并列，以让读者有所比较，如《中西农政异同考》《日本明治维新考》及《问西人似墨近儒》等篇都是。但是在作者方面却又尽量求其广泛，重复的很少，似有意充分体现各种不同的风格。
较大型的则有《中外文献策论汇海》，比上书稍晚出，为卷七十一，选文至三四千篇之多。该书序言在批评“近来坊本所刊策论种类甚繁，然多系采录经世文编及旧刻史学政治诸书重以编辑而成，其名虽新，其文实旧”后，自称其书“广搜各省课作、各省新报，并译西报之最新论说，……凡场中应出之题，此编已无题不有，无论不精。一展卷间，中外得失之故，古今利病之原，皆可恍然于胸中，即可运用于腕底。”有此种种优点，自然十分诱人。但是事实与自许有距离，有些文章其实选得并不好，譬如《交涉》类中，竟有简单到一句话就算一篇的：在《与英为难》的标题下，就仅“克拉喀得来信云，尼欧坡尔人民现在预备军械，欲与英国商民为难。”这二十来字，算是策还是论？而且分类也不大讲究，如《兴浙会章程》不入“社会”类而入“地舆”，实在离谱。虽然如此，在“海内儒林久为八股所束缚，今欲尽弃其所学，不免手足无措”的情况下，这类书还是有其启发作用，而且也是很行时的。
废止八股虽然有过小小轰动效应，但是这个效应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真正的人才并不因停试八股而辈出，因为策试也可剿袭雷同，于庸人或许更得心应手。况且八股的毛病并不在八股本身（八股不过文体之一种罢了），而在于当权者把它作为束缚思想的工具。如果策试仍为原来目的服务，则与考八股无多大差别。以是必须改变的是整个垂死的科举制度，而不是其枝叶末节。只要科举不废，就人人仍存侥幸之心，希望通过“搏一记”来获得官位。不会去走由学校循序渐进的培养人才的道路。清政府虽早已有兴办学校的举措，但成效甚微，要不是靠着西文教育的维持（懂西文上可充电报铁路差使以待保举，下亦得为买办西崽以图厚利），早就无人问津了。因此在要求改革变法的强大压力下，颟顸的清廷不得不最终彻底端掉科举制，时在光绪卅一年乙巳（一九○五），去废八股之时不过四载。
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问策和对策也成了历史的陈迹。当着策试时行的时候，策学书籍和策文范本之类在书肆之中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其命运与所有的敲门砖一样，用过了也就丢掉了，现在能看到的已经不多。这些书不但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印记值得保留，而且有些文集所选诸人多有今已湮没不彰的人物，还有一些是无名氏的作品，这对于研究三四流甚至更一般的人的思想无疑有一定价值，虽然这些人的思想是整个社会思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历来却是研究得太少了。更有某些少见的史料也藉此类书的采摘而得以保存，如《中外文献策论汇海》中有一篇《江西创办英文学塾略章》，就让我们知道在变法维新时期，不但沿海地区多有英语学堂，连内地的江西也受波及。今人研究外文教育，总是一提就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同文馆，连南京也有同文馆都不大清楚，更不用说江西的英文学塾了。由是以观，天下真无无用之书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