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场战争，从本质上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就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之上。
这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东亚局势的战争，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对于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中国，历史的深刻性在于：战争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仍在继续的追问之中，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解读在百年之后才刚刚开始。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在相同历史条件下截然不同的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伊藤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在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大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120年后的人们应如何解读这场战争的失败呢？或许站的远一些，看的更清楚。
思想
国民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而国民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成熟度。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制造枪炮，而在于造就国民的坚定信念。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的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国家是伟大的，而不是仅仅靠少数人的宣传灌输和舆论管制。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看有没有权利；二看有没有财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国家把人民当国民，人民才会对国家效忠尽力。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调动和激发国民创造力的时候，清政府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也不是军人的事。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的区别。政府愚昧国民的同时，也在愚弄着自己。当年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去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说这两艘舰只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并非参战，理应归还。成为举世笑柄。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近世以来，国民教育带来思想革命，作为纪律严谨的军队，其实更需要思想。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可以从小到大。对于军队而言，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杀手锏。中国走了几千年的愚昧国民之路，甲午战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人们：对国民思想的钳制是一个政权彻底没落的重要标志。
思想的钳制造成了国民精神的萎靡。甲午战时两国百姓精神状态对比十分强烈。中国百姓送子上前线，多哭哭啼啼，难舍难分。日本人送子弟入伍则以“祈战死”、“毋生还”为祝。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回顾近代以来，在中国共发生过二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是尹奉吉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但二位义士都是朝鲜人。是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书生每思至此，尝掩卷长叹，这要是中国人该有多好！一条鱼病了，可以说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了。历史上中国不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但自秦大一统之后，专制皇权对国民意识的奴化，改变了国人性格中的阳刚勇武、思想灿烂、极富进取心的创造力。这种专制造成的国家元气的消亡，远比任何政策的失误更可怕。在当时的战场上，清军的临阵溃逃比比皆是，其更深层的原因当出自此。
其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并且一代代发扬光大。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的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帝国的那类景象。
甲午战前，日本已经有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福泽渝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过去我们一直把这解读为日本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其实不单纯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今天看来，日本已经实现了福泽渝吉早年的的愿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中国虽然出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李鸿章是个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梁启超认为，伊藤博文才是造时势的英雄，而这样的人在日本层出不穷。然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甲午战争以李鸿章一人之力，抵倭人举国之兵，焉能不败！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也需要思想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述蒸气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多年前的科普文章，其言：旋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錧于气炉，中盛水而下积炭，水沸汽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錧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已经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着实令人惊叹！然据此见识者，在当时中国又何其少也！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美国记者问：你赞成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吗？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即便时至今日，对照李鸿章的认识，我们敢说已经超越了古人吗？
在过去，愚民政策可以保障社稷的安稳，到了近代，这种做法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历史不会倒退。
制度
中国的甲午之败是制度的失败。福泽渝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必须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泽渝吉的顺序走的，而中国则是走反了。
甲午战争中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国家的对决，其实胜负早已明确。
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有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这样认为。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就在思考中国战败的深层次原因。连被指为卖国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这时的国人已经认识到此前的改革可能有问题。
清政府经过30年的改革，建立了一支新式的海陆军，但其军事观念仍然落后。胜利的军队是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是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的，国人创造了灿烂的宫廷内斗，却看不到整个世界。清朝的新军原本是在湘淮军的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新近的铁甲舰，但执行的却是落后的防御战略，这是一支仅能守土的农民海军，绝不是经略大洋的近代海军。
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军官兵尽力了，但并未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这是一场历史上中外军队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然而中国军队却败得最惨。北洋水师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军人的英勇牺牲衬托出的只能是政府的昏聩无能。《清日战争》一书的作者宗泽亚认为：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重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始自抗美援朝。在此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言辞中包含蔑视的意思。韩战之后，日本悄悄地更改了称呼，始称中国。这一切都源自半个世纪前朝鲜的那场战争，因为那是和美国人的较量。
日本的改革是学西方，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只有20多年的时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有6000家规范的现代企业。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时，我们的资本还都是官办企业。例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等，皆是国企。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即红顶商人。我们有资本，没有资本主义。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钳制。但是，清廷并没有明确感受到这一点。1898年春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说道：“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甲午战后，慈禧和光绪也有深刻的反省，认为之前的改革做得不够彻底，应该进一步对社会释放权力。在1895年之后，清廷放开言论，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百姓可以自由议政，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人们有了一个言论空间。另外，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产生，研究什么的都有。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清廷才有可能出现“戊戌变法”。
近代中国的几次重大的进步，都是在战败之后到来的，未来的中国不应该重走这条路，不要等待被战争打败了再来改革。每一次在国家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一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道：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战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走“中体西用”之路，发动了洋务运动，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搞了明治维新。这一时期，做为国家自强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中国和日本的那一代人，都同样值得尊重。
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日本对此认识非常清楚。他知道，东亚狭窄，容不下像中国这样大块头的崛起，这决定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故而日本抓住时机，迅速实现了向近代国家战略的转变。而清廷则懵懵懂懂，直到国家覆亡也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中国历代不乏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但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能够上升成为国家的战略意志。在晚清近代化大变局的过程中，李鸿章提出过非常重要的主张。1874年底，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筹议海防奏折》，他在这个奏折中呼吁清政府关注海防建设，希望清廷在海防建设上大量投入经费。
李鸿章为此曾三次进京，其中一次和慈禧太后当面谈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建海军。不仅要组建舰队，而且还要在沿海的重要口岸修筑炮台，以防止中国东南沿海口岸被洋人入侵；第二主张裁减绿营。当时清军绿营有120万人，这些军队在对付太平天国时就已经显示出它的无用，李鸿章主张将它撤销，重新组建一支使用洋枪洋炮武装的现代化军队。第三设立海军衙门。这个海军衙门统管所有海防事宜，包括组建海军、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建邮局、建铁路、开矿山等等。另外李鸿章说，建海防需要人才，要派人出去留学。当时的科举取士当然不能改了，他想搞一个特例，让搞洋务的人也可以走科举之路。这些主张的核心便是“内须变法”。这里李鸿章所提的“海防”是个大海防，是国家国防的总概念。
但是，当李鸿章将这个奏折报给清政府时，朝廷意见分歧非常大。左宗棠也上了奏章，要求朝廷收复新疆。当时在新疆西部一些土地被俄国人支持的阿古柏部落占领，左宗棠认为新疆是祖宗曾经收复过的土地，不能在我们的手里把它丢掉。最后是由军机大臣文祥拍板，一票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他认为土地才是疆土，海洋不是国土，与其把钱扔进海里，不如把钱用在版图上。李鸿章的意见因此没有被朝廷所采用，这也说明李鸿章在清政府内部权力格局当中，当时还不是举足轻重的人，他的运作和主张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挠与制约。
不去做定性的分析，仅算一笔经济帐。清政府当时一年的总收入是白银7000万两，左宗棠西征花了7700万两，是清政府一年多的财政收入。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建海防所用的全部经费是2130万两。李鸿章用这笔钱建立了一支舰队，并维持到甲午战争。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的时候，是世界排第六位的海军力量，几乎和美国并列。美国海军的建设仅比我们早了两年。1888年中国建成了北洋舰队后，清政府再也没有为海军拨款，也没有扩大舰队、更新装备，这使中国海军的实力渐渐衰落下去，甚至不敌日本。
由于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亚洲第一海军强国”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10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只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李鸿章组建如此强大的一支舰队，也就花了2000多万两银子！假设把左宗棠西征的7700万两银子全部投到海防上，清廷可以再建三支这样的舰队，就能实现李鸿章当年设想的，拥有战舰60艘。那样，中国可以有北海舰队、南海舰队、东海舰队、还可以有一支联合舰队，巡游中国的海疆。如果有这四支舰队驻守中国的沿海，中国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哪个国家也不敢欺负中国。也许中法战争不会爆发，日本人不敢跟我们打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也得认真掂量一下。如果中国是亚洲最大的海上强国，日本人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了满洲又发动“卢沟桥事变”，然后把战火烧到珍珠港，这样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但是，历史已没有也许！
近代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然而清廷却不再在东南沿海设防，把大量的经费用到了西北边陲。清廷坚持这样的国防战略，中国的海疆能不被洋人打破吗？靠大刀长矛武装的旧式军队能挡住洋人的进攻吗？海疆是近代列强进入中国的最大门户，是最大的危险之地，中国近代的几次侵略战争都发生在海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因为中国没能守住东南沿海，港口不断被洋人入侵，中国接二连三失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慈禧赶到了西安。清廷一次次地战败投降，一次次地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深渊。近代的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总数共达12亿两白银！12亿两白银，等于西征和海防全部经费总和的12倍！朝廷拿不出1亿两白银去建海防，却可以拿出了12亿两白银去支付战争的赔款，真是匪夷所思！
而日本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
300年前，彼德大帝说，俄罗斯一定要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所以俄罗斯300年间都在寻找出海口，寻找一个不冻港，最终选择了中国的旅顺。甲午战败，中国把辽东半岛割给了日本。俄国随即联合法国、德国共同干涉，让日本把辽东半岛退了出来。当中国用3000万两银子把辽东半岛赎回后，立即被俄国占去，用来发展它的太平洋舰队。
从海上走向世界，这是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的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这种大陆情绪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力集中后，就要征韩；二是发生自然灾害后，就会出现对外动武的声音。福岛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就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想永久占领中国，它学习满清入关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其实是“扬州十日”的翻版，它即便不发生的南京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其他地方，这一切都来源于日本的对华战略。
自伤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在外则为疆臣首辅李鸿章。中法战争时恭亲王被罢黜，只剩下李鸿章独立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
李鸿章所进行的非常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是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抵倭人举国之兵，原因何在？答案就在于在于中国的内耗太大，内耗的危害甚至大过了外来的战争。
这种自伤从体制上来说分为两种：一是古老的皇权制度被破坏；二是李鸿章与政敌翁同龢的政争。
在那场对抗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从前朝戚继光那里学会了组建军队的方法，并由此形成了军队的私有性质，这便是“兵为将有”。这一新的制度在皇权专制下的大清，延伸出了一种新的权重关系，成为恭亲王、李鸿章解决晚清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前提条件，这一方面体现为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这场全国性运动，另一方面，这种怪异的运动必然遭到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双重竞争，其内耗和内伤必然超过想象。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溢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首先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内轻外重、满轻汉重。这一切皆始于创造“同光中兴”的名臣曾国藩。在“兵为将有”的状态下，北洋参战，南洋则未必介入。李鸿章明白，战争一旦失败，其手中无兵，自然失权。故而避战保权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理性选择。
在甲午战争中各地督抚唯求自保，多不愿出兵出力出钱，故而形成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抗倭人举国之兵。李鸿章既要外抗日本，又要内战清流。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体现的则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波折。
除了体制的原因，这种内伤还强烈地表现为主战派对李鸿章的倾轧。学界最为关心的挪用海军军费问题就最直接的体现了这种矛盾和斗争。
慈禧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费用？历来说法众多。其实所谓的“颐和园工程”实际分为两个部分：先是三海工程，即紫禁城的南海、中海和北海的大修；再是颐和园的维修与改造。据清人箫一山估计的费用是总计3000万两，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凭空猜测。根据姜鸣的研究：1885~1995的10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这部分款项事后已经指定专款归还。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衙门经费不超过750万两。
1882年，办事认真的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对清廷200年的库存收支重新核算，弄清了清廷的家底，户部账户上多出了700万两余款。当时，慈禧要动用此款修建颐和园，阎敬铭不同意。1888年，阎敬铭因与慈禧交恶而去职，户部尚书由翁同龢接任。
翁同龢上任后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昆明湖换渤海”。期望通过满足慈禧的要求，以颐和园换权力，实现早日归政光绪。而翁师傅的“以昆明湖换渤海”的设计，同时将自己巧妙地摘出，使人忽视了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做法直接体现了其为官的心思缜密，权衡算计。翁师傅实在不简单。
但是，今天在后人看来，这是拿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力做交换。当时，光绪能否真正执政，取决于慈禧能否放权。而能否放权，又取决于颐和园能否让慈禧安心养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在翁师傅设计的这条利益链中，各方均有安排，唯一受损的就是北洋海军。
所有的思想观念。对于政治中人，远远没有政治利益更具有决定力。翁同龢对于光绪帝，此时的真正利益需求是：掌权、立威。甲午年，面对日本寻衅，虽然传统的中国士子翁同龢的思想基础和认识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却幸运地遇到了皇帝要“立威”的机会。翁师傅对其学生王伯恭说：吾正欲试其（李鸿章）良苦，以为整顿地也。在关键时刻，新上来的领导人有时是需要一场战争的。对于光绪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而对于翁同龢，他只要搞定李鸿章其实就赢了。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战争一旦输了，大清就完了。
甲午年，在李鸿章的角度看，他面临几重矛盾：一是日本寻衅求战，不得不应付；二是北洋海军相比日本海军，实力不济，也是现实；第三，慈禧与光绪的权力交接到了关键时刻，恭亲王、醇亲王、翁师傅以及已经亲政的光绪，都在竭力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故而，李鸿章在此时选择拒绝增兵朝鲜，回避战争，无论从保存实力。还是从维持稳定来说，都是必然的选择。只可惜李鸿章晚年遇到了翁同龢，命运逆转。李鸿章的妥协求和遭到了翁师傅的顽强狙击。翁氏动用了所有的政治资源，扑灭了李鸿章的求和之道，同时将朝廷纳入了战争的轨道。
在战争到来的同时，翁同龢在人事的安排上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以言论攻击李鸿章和军机大臣孙毓汶以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再是，奏请启用了罢免10年的恭亲王奕?；三是在选择替代李鸿章的人选上，命刘坤一领兵出关。成为与日军决战辽沈的总指挥。时为云贵总督的王文韶也奉旨到京，准备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职。决战还没有开始，朝廷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临阵换将了。
平壤和黄海海战败讯既至，朝廷第一时间所做之事，未能申讨作战方略，激辩的仅仅是围绕如何惩罚李鸿章。所谓国家利益，对于这些朝廷重臣来说，远远没有派系斗争来的重要，也没有重责李鸿章来得爽快。他们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不免令人齿寒。这一做法引起的连锁反映，正是光绪和翁同龢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已经退休的慈禧开始重新过问朝政。就在翁同龢去见李鸿章的当天，慈禧启用了恭亲王奕?，大清的国家战略也由主战转向主和。
面对内外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他既输给了日本人，也输给了朝廷的主战派。光绪和翁同龢通过战争来立威的目标也落空了。4年后，光绪遭到夺权，翁同龢被罢黜回家，彻底沦为政治看客。历史的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由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来完成现代化转型，被宣告是不可能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只能是清王朝的崩溃。而甲午年间开始崛起的袁世凯、康有为和孙中山，成了未来改造中国的主导者。光绪和翁同龢的由盛转衰，其实只不过是数年一挥间的事。
结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为“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让之前30多年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终结，也让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经这场战争的打击而丧失殆尽。中国走向何处?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此后，中国在维新、新政、革命、共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变化越来越快。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张謇等一大批政治新秀相继出场，稍后的中国，由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大剧，循序渐进的洋务新政就此终止，近代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渐渐成为思想主流，一浪高过一浪。自1895年起算，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在20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差不多200年的历史，并且在1919年以后，掀起了更为激进的运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所有这些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