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变化最为繁杂的时期，这是一个思潮迭起，又不断产生的时代，是一个思潮嬗变的时期。思潮迭起，是说各个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思想产生，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影响。思潮嬗变，是说各种思潮在这一历史阶段都不可能长久地占领思想阵地，有的甚至在它还未能完善之时，便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静观19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不无历史的借鉴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林则徐，以通晓世界为士林之翘楚，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概括为19世纪中国人的最高认识，体现了国人的精神境界。“师夷”是向洋人学习，那是天朝大国的子民不耻下问的胸襟；“制夷”是对付洋人，这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坚强不屈的精神。之所以提出“制夷”，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技术与军备不如人，所以要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依然是为了对付洋人。在魏源、林则徐的眼中，对付洋人才是最为根本的事情，学习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在这里，先哲们仍然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对待西方文化，即便学习也是为了排斥，只是为了更好地拒斥而已。

在魏源、林则徐之后数十年，中国已然开风气之先，向西方的学习演变成一场自强运动，风气所及，思想也为之变化。做为当时的思想巨擎张之洞适时提出了新的理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学问是我们的本体，是支撑我们的根本，西方的学问可以为我所用，是一种方法。可以说，张之洞发展了魏源、林则徐的“师夷”理论。在张之洞的眼里，“中体西用”，中学和西学肩膀一般平，不存在谁取代谁，不存在根本的对抗，只需要相互的融合和沟通。这是张之洞以世界的眼光，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又过了数十年，甲午战败、庚子国变，一系列巨大的灾难不断摧锄着国人的士气。到了20世纪初叶，魏源、林则徐所提倡的“师夷”理论已经演变成了中国的一种新时尚。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激进地提出：“打到孔家店”，要求“全盘西化”，拥抱“德先生”、“赛先生”。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已被彻底打到，先进的国人开始要以西方文化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化了。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承担全部的责任。风头所向，摧枯拉朽，以至于钱玄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要枪毙！”那是要在肉体上彻底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五四”时人们的坚毅和决绝，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一个国家发生些变故，一个民族经历些灾难，这在历史的发展中，原本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个国家的精英份子发生巨大转化，一个民族的先进思潮发生根本转变，而且是在十分短暂的时空之中，这在世界历史上则是极为少见的。中国人从魏源、林则徐经过了张之洞，到了胡适，在短短不到80年的时空中，思想认识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从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拒斥西方文化，一变而为用西方文化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化，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19世纪,西方人用科技领头，打败了中国的伦理文化，使国人有种事事不如人的羞耻感。由是，中国在20 世纪走上了全面拥抱西方文明的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走到20世纪末，中国人在深感我们所师从的那种西方文明并未给中国带来文明与希望之后，又沮丧地疏离了它。但是，国人又不敢完全彻底地放弃。于是，开始自己摸索前行，来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谓之“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呢？就是中国自己的，中国自己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向洋人学习，灭掉自己的文化传统吗？亦或是重新由垃圾箱中拣回一些文化？嬗变是时势使然，如果把根本变没了，又以什么做立脚之本呢？穿过19世纪的思潮万花筒，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历史虚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