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福泽渝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必须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泽渝吉的顺序走的，而中国则是走反了。
福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言，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战争。这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东亚局势的战争，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伊藤博文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在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120年后的人们应如何解读这场战争的失败呢？或许站的远一些，看的更清楚。
思想
国民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而国民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成熟度。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制造枪炮，而在于造就国民的坚定信念。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的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国家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现代国民，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看有没有权利；二看有没有财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国家把人民当国民，人民才会对国家效忠尽力。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调动和激发国民创造力的时候，清政府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也不是军人的事。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的区别。政府愚弄国民的同时，也在愚弄着自己。当年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去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说这两艘舰只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并非参战，理应归还。成为举世笑柄。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近世以来，国民教育带来思想革命，作为纪律严谨的军队，其实更需要思想。对于军队而言，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撒手锏。中国走了几千年的愚民之路，甲午战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人们：对国民思想的钳制是一个政权彻底没落的重要标志。
思想的钳制造成了国民精神的萎靡。甲午战时两国百姓精神状态对比十分强烈。中国百姓送子上前线，多哭哭啼啼，难舍难分。日本人送子弟入伍则以“祈战死”、“毋生还”为祝。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回顾近代以来，在中国共发生过二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是尹奉吉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但二位义士都是朝鲜人。是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书生每思至此，尝掩卷长叹！一条鱼病了，可以说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了。历史上中国不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但自秦大一统之后，专制皇权对国民意识的奴化，改变了国人性格中的阳刚勇武、思想灿烂、极富进取心的创造力。这种专制造成的国家元气的消亡，远比任何政策的失误更可怕。在当时的战场上，清军的临阵溃逃比比皆是，其更深层的原因当出自此。
其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源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并且一代代发扬光大。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的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阻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帝国的那类景象。
甲午战前，日本已经有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福泽渝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过去我们一直把这解读为日本要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其实不单纯是，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今天看来，日本已经实现了福泽渝吉早年的愿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渝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中国虽然出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尽管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李鸿章是个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梁启超认为，伊藤博文才是造时势的英雄，而这样的人在日本层出不穷。然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甲午战争以李鸿章一人之力，抵倭人举国之兵，焉能不败！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李鸿章在美国访问时，美国记者问：你赞成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吗？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即便时至今日，对照李鸿章的认识，我们敢说已经超越了古人吗？
在过去，愚民政策可以保障社稷的安稳，到了近代，这种做法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北京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就一定会倒着走。朝廷可以倒退，历史不会倒退。
制度
中国的甲午之败是制度的失败。福泽渝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必须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政治制度；第三是器物。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是按照福泽渝吉的顺序走的，而中国则是走反了。
甲午战争中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国家的对决，其实胜负早已明确。
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有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这样认为。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就在思考中国战败的深层次原因。连被指为卖国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这时的国人已经认识到此前的改革可能有问题。
清政府经过30年的改革，建立了一支新式的海陆军，但其军事观念仍然落后。胜利的军队是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是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的，国人创造了灿烂的宫廷内斗，却看不到整个世界。清朝的新军原本是在湘淮军的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但执行的却是落后的防御战略，这是一支仅能守土的农民海军，绝不是经略大洋的近代海军。
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军官兵尽力了，但并未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这是一场历史上中外军队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然而中国军队却败得最惨。北洋水师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军人的英勇牺牲衬托出的只能是政府的昏聩无能。《清日战争》一书的作者宗泽亚认为：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重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始自抗美援朝。在此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言辞中包含蔑视的意思。韩战之后，日本悄悄地更改了称呼，始称中国。这一切都源自半个世纪前朝鲜的那场战争，因为那是和美国人的较量。
日本的改革是学西方，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只有20多年的时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有6000家规范的现代企业。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时，我们的资本还都是官办企业。例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等，皆是国企。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即红顶商人。我们有资本，没有资本主义。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钳制。但是，清廷并没有明确感受到这一点。1898年春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说道：“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甲午战后，慈禧和光绪也有深刻的反省，认为之前的改革做得不够彻底，应该进一步对社会释放权力。在1895年之后，清廷放开言论，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百姓可以自由议政，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人们有了一个言论空间。另外，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产生，研究什么的都有。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清廷才有可能出现“戊戌变法”。
每一次在国家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一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道：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战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走“中体西用”之路，发动了洋务运动，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搞了明治维新。这一时期，作为国家自强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中国和日本的那一代人，都同样值得尊重。
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日本对此认识非常清楚。它知道，东亚狭窄，容不下像中国这样大块头的崛起，这决定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故而日本抓住时机，迅速实现了向近代国家战略的转变。而清廷则懵懵懂懂，直到国家覆亡也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中国历代不乏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但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能够上升成为国家的战略意志。在晚清近代化大变局的过程中，李鸿章提出过非常重要的主张。1874年底，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筹议海防折》，他在这个奏折中呼吁清政府关注海防建设，希望清廷在海防建设上大量投入经费。
李鸿章为此曾三次进京，其中一次和慈禧太后当面谈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建海军。不仅要组建舰队，而且还要在沿海的重要口岸修筑炮台，以防止中国东南沿海口岸被洋人入侵；第二主张裁减绿营。当时清军绿营有120万人，这些军队在对付太平天国时就已经显示出它的无用，李鸿章主张将它撤销，重新组建一支使用洋枪洋炮武装的现代化军队。第三设立海军衙门。这个海军衙门统管所有海防事宜，包括组建海军、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建邮局、建铁路、开矿山等等。另外李鸿章说，建海防需要人才，要派人出去留学。当时的科举取士当然不能改了，他想搞一个特例，让搞洋务的人也可以走科举之路。这些主张的核心便是“内须变法”。这里李鸿章所提的“海防”是个大海防，是国家国防的总概念。
但是，当李鸿章将这个奏折报给清政府时，朝廷意见分歧非常大。左宗棠也上了奏章，要求朝廷收复新疆。当时在新疆西部一些土地被俄国人支持的阿古柏部落占领，左宗棠认为新疆是祖宗曾经收复过的土地，不能在我们的手里把它丢掉。最后是由军机大臣文祥拍板，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他认为土地才是疆土，海洋不是国土，与其把钱扔进海里，不如把钱用在版图上。李鸿章的意见因此没有被朝廷所采用，这也说明李鸿章在清政府内部权力格局当中，还不是举足轻重的人，他的运作和主张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挠与制约。
不去做定性的分析，仅算一笔经济账。清政府当时一年的总收入是白银7000万两，左宗棠西征花了7700万两，是清政府一年多的财政收入。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建海防所用的全部经费是2130万两。李鸿章用这笔钱建立了一支舰队，并维持到甲午战争。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的时候，是世界排第六位的海军力量，几乎和美国并列。美国海军的建设仅比我们早了两年。1888年中国建成了北洋舰队后，清政府再也没有为海军拨款，也没有扩大舰队、更新装备，这使中国海军的实力渐渐衰落下去，甚至不敌日本。
由于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亚洲第一海军强国”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10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只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李鸿章组建如此强大的一支舰队，也就花了2000多万两银子！假设把左宗棠西征的7700万两银子全部投到海防上，清廷可以再建三支这样的舰队，就能实现李鸿章当年设想的，拥有战舰60艘。那样，中国可以有北海舰队、南海舰队、东海舰队、还可以有一支联合舰队，巡游中国的海疆。如果有这四支舰队驻守中国的沿海，中国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哪个国家也不敢欺负中国。也许中法战争不会爆发，日本人不敢跟我们打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也得认真掂量一下。如果中国是亚洲最大的海上强国，日本人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了满洲又发动“卢沟桥事变”，然后把战火烧到珍珠港，这样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将改写。但是，历史已没有也许！
近代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东南沿海，然而清廷却不再在东南沿海设防，把大量的经费用到了西北边陲。清廷坚持这样的国防战略，中国的海疆能不被洋人打破吗？靠大刀长矛武装的旧式军队能挡住洋人的进攻吗？海疆是近代列强进入中国的最大门户，是最大的危险之地，中国近代的几次侵略战争都发生在海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因为中国没能守住东南沿海，港口不断被洋人入侵，中国接二连三失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慈禧赶到了西安。清廷一次次地战败投降，一次次地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深渊。近代的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总数共达12亿两白银！12亿两白银，等于西征和海防全部经费总和的12倍！朝廷拿不出1亿两白银去建海防，却可以拿出了12亿两白银去支付战争的赔款，真是匪夷所思！
300年前，彼得大帝说，俄罗斯一定要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所以俄罗斯300年间都在寻找出海口，寻找一个不冻港，最终选择了中国的旅顺。甲午战败，中国把辽东半岛割给了日本。俄国随即联合法国、德国共同干涉，让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当中国用3000万两银子把辽东半岛赎回后，立即被俄国占去，用来发展它的太平洋舰队。
从海上走向世界，这是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所有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的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这种大陆情绪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力集中后，就要征韩；二是发生自然灾害后，就会出现对外动武的声音。福岛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就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重根之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近代史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