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但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将有与以往历史不同的难处，一是档案解密程度低，二是档案情况复杂。从理论上说，就是将来档案解密了，还有一个判断档案的问题。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强调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的观点，将成为一个判断史料的原则思路。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确实是一个难题。另外，除了个人的告密材料外，还有国家机关的监视资料应当如何判断等等，都可能是困惑历史学家的难题。我个人近年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常常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有人在上报中央会议的报告中罗列了钱锺书的几条罪状，家属认为这是子虚乌有，而且材料所陈史实又确实有来历。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这样处理：一是我不以此种史料判断告密者和被告者的道德与动机，一般不追究政治运动中个人选择的事非；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排斥这种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处境；二是告密材料虽是罗列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一般书写习惯，但当我们离开告密材料的具体目的时，常常会发现告密材料所陈史实，一般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所提示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特别判断人物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史料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下面将要引述的是一个材料，来自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第140页。它所反映的问题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事件相关。这个材料的撰写者是当时国家机关的新闻记者，他有在历史处境下自己的职业伦理，虽然多数人现在还健在，但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通常不会去追问这些撰稿者的历史责任。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本立场，但在这个职业规定外，他们具体叙述的历史，虽然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些史料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具体历史的细节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现场感受，这些是我们在正史材料中所感受不到的。

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

[广东分社七日电]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普遍存在着“准备怎样搞，到底要搞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这问题引起了该校教授们种种的思想顾虑。有些教授担心考据工作要被否定。个别教授说：“否定了胡适，便否定了自己的一大半，谈何容易。”中文系部分学生向教务处和校刊室反映了一些教材中的错误观点，要求自下而上开展一个检查和批判运动后(学校方面未同意这样做)，教授们更形不安。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中文系教授容庚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他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样的”。历史系教授梁方仲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三十年，毕竟是有成就的，而李、蓝虽会批判人，但自己无底。”历史系主任说：我们系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胡适的课，关系不大。又说：胡适的观点已属过去，谈不上“大影响”，只能说是“残余”。中文系教授容庚、王季思、吴重翰等把胡适的政治态度和治学观点割裂开来，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是唯心的，但在治学方面却有其唯物的一面。有时他们大骂俞平伯而捧胡适。容庚在古典文学教研组的座谈会上发言时，一面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枉费精力的废物”，这是他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的结果；一面却颂扬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学习的”。

有些坏分子从中破坏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如曾有人寄了一封匿名信给中文系主任王起(民主同盟)，王起接信后思想曾一度不安。(中大党组织已及时对他进行解释，勉励他仍积极地领导该系的讨论。)(潘国维)

这个材料今天很容易见到，但我们在使用时，却需要对当时的具体历史和每个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考察，不完全迷信此类材料，但也不排斥这些史料透露出的原始信息，它涉及许多学者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言行，有些言行当时可能会引出杀身之祸，此类材料中也常有许多是带有诬陷性质的，但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史料，有超越史料本身的视野，我们需要有自己判断历史真相的基本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