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指老上访户“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还说“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结论是把这些上访者都要送进精神病院。作者是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教授,他同时还是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 精神卫生法起草小组主要成员。

这样的言论是骇人听闻的，大概只有在希特勒德国或者斯大林的苏联，才会有一个占据很高学术位置的人物公开发出这样的言论。包括鄢烈山，杨恒均等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清晰的批评，包括在网上很多发言都指责这是一种迎合某种权势意图的投机行为，是学术品德的问题。但在我们看来，把这个问题道德化，远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孙东东教授这次的荒唐的言论，并不同于以往一些被媒体意外披露或者曝光的失言，如果他是公开说一套，私下说一套，那可以很简单的判断他是品德有问题。而这次孙教授是有选择的和媒体接触，主动的观念表达。如果他是为了投机，他完全可以在幕后策划，而不跳出来公开发表言论，成为众矢之的，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就是这样，而且就该这样，孙教授不是为了讨好谁，迎合谁，而是他思考的结果——就是要把那些老上访户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说一个人品德不好是最简单的，要搞清楚为什么一个北大的教授会有这样的大脑运转结果，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又有于建嵘先生发文指出孙东东是在”拍脑门做学问”,在我看来这种批评也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孙教授如果真的能多拍几下脑门也不至于说出这么糊涂的话来。

有一些逻辑常识的人，很容易看出来孙教授的言论，有两个最简单的逻辑漏洞：

第一， 没有定义和界定，就下结论。

明确的定义是清晰的讨论问题的前提，而中国人最爱犯的逻辑错误，就是连讨论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敢下很大的结论。比如孙教授的结论是上访者“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可他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定义是什么？你去问信访局的人，对他们来说，把上访材料发回当地政府，让当地政府把人领回去，在他们的工作记录上就算“解决了”，而对于上访者来说，要“落实政策”，甚至要正义得到伸张，才算是“解决”。孙教授对于上访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偏执性精神障碍也没有界定，偏执有很多种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没有偏执到要砍人，或者纵火，只是要讨个说法，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没有理由要把这样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第二，看见现象，却不讲因果关系的推导。

孙教授的观察并非没有道理，他说老上访户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精神病，我要说一句公道话，他的这个观察没有错。因为我自己2003年到2005年之间曾经到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作过比较长期的调查研究，访问过上百个案例，可以说那些上访户都有一定的精神偏执，说他们都有神经病也不是可以。可是当我了解了他们的经历，我唯一的结论是，任何人如果遭遇了像他们所面对的那样的不幸和不公，也一样会疯掉，不论是我自己还是孙东东这样的教授。前一段时间北大清华有一批老师为了褐石园的地产纠纷上访就是明证，老实说，那点儿委屈如果和那些底层的上访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遗憾的是孙教授，看到上访者偏执紧张的精神状态，就得出结论他们精神有病，所以他们上访也不值得同情，却想不到，正是艰辛苦难的上访历程，把他们逼成了精神病，他们需要包括宗教在内的精神抚慰，而不是被强制性的送进精神病院。

这次孙东东教授的言论，真正激起我深深的忧虑的，不是普遍被讨论的他个人的品格，那只是个人问题。而是他作为一个名牌学府法学院的教授，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而这种能力，不仅是做一个有分辨能力的现代公民的基础，也是从事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我不敢怀疑孙教授的知识水平，他一定读过很多的书，写过不少书，才成为教授。但他自信地说出逻辑水平如此低的话，体现了他头脑的先天不足。鄢烈山先生刚撰文，搜集孙教授在不同场合说的话，指出完全没有逻辑的一致性，他认为这是孙教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在我看来，孙教授不是故意的，而是他真的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很多观念在头脑里大家，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我见过比他更离谱的教授，一个清华的国际关系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刚抨击完美国阻止大陆统一台湾是卑鄙的，接下来讲到南北韩问题，又说保持南北韩现在的状况符合中国国际利益；还有一个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讲到中国问题，就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大城市就会被搞得一团糟。这些人逻辑的混乱让我觉得骇然，而相信类似孙教授这样的言论不是孤立的现象。网上有人言很多所谓学者：“读了五车书，脑筋不如猪”，我看讲得很有针对性。

我相信问题的根子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学术规范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强调背诵和考试，甚至重复和抄袭堆砌的出版，却不强调思考能力和严谨的创新。中国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思想启蒙，告诉了中国人很多主义和很多外国思想家的名字，包括很多名人名言，光是不知疲倦地引用这些，就可以写出很多“学术论文”。而中国大多数所谓学术研究只是跟在外国学者的后面作一些注释，却很少有可以被作为“创见”，被整个世界学术圈引用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轻易地，实用导向地引进理论，引进主义，却没有用心去体会这些理论和主义背后的思想方法，那就逻辑(logic), 那就是推理（reasoning），那就是理性（ration）。这种知道一堆名人名言就以为自己有了思想的态度，就像一个人能把《相对论》的每一个标点符号背诵下来，就觉得自己可以被称作物理学家，

正是因为缺少深刻的思维方法的熏陶，我们的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才会不自知地说出逻辑完全混乱的话。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是当年的殷海光，殷先生在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的反省中，他痛苦的发现一个事实，他认为自己是“五四之子”，从五四开始，中国就有对民主和科学很时髦的讨论，谁都挂在口边，可为什么真正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却无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为什么台湾有很多美国书籍介绍民主和自由，很多小孩在都会背诵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国民党都支持他们办“自由中国”，但是台湾却依然没有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最后他领会到思想的引进并不是能背诵一阵套言论那么简单，而是要真正认识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精神，他得出结论“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海光先生为此终生以传播逻辑学为己任。他和他的老师金岳霖曾有一次对话，讨论什么样的主义能够真正经受历史检验，金岳霖认为，所有那些轰轰烈烈的思潮都是不能持久，只有那些经过沉静的思考而产生并被检验的东西，才比较能够持久，像康德，像黑格尔，像休谟。可惜的是金先生到了文革中,也不能把他的逻辑坚持到底，整个时代的反智风气，不是几个人可以扭转的。

告诉人民有什么主义？什么思想和理论是好的，这并不是很困难，把这些引入中国，可以称作是可贵的思想启蒙。但启蒙不应该止于此，更深入的启蒙，我把它称作逻辑启蒙，它把基本的分析技巧，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本能，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智者，自己能鉴别和取舍真假，用理性构建自己的认识，不被情绪和冲动所裹挟，也不被煽动和诱惑而操纵。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先生,台大的殷海光先生这样的先驱，他们毕生奋斗，把逻辑训练引入中国教育，育成一代英才，哲人其萎，风范犹在。在台湾，在香港逻辑学已是各种专业都需要的必修课，更不要说在欧美考研究生，比如GRE,GMAT主要考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是可以背诵的，而逻辑能力是最主要的一类考题，因为有了逻辑能力，人们才能识别知识乃至创造知识。

而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中依然没有普及逻辑学的教育。希望孙东东的言论，不是光引发出对个人道德的一番口诛笔伐，而能够敲响我们教育的警钟，如果这样不断让缺乏逻辑思维的老师教育出更加缺乏逻辑思维的学生，并且用这样缺乏逻辑思维的教学体系，在不断培养和选拔人才，学术的前途忧矣,中国的前途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