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君给我打电话，说要座谈一下孙东东的谬论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的思考集中在上访问题上，主要是从上访的角度来谈一些想法。关于精神病的问题，我缺乏常识，在我的知识领域里，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是个空白，谈不出什么来。

孙东东这个事情，确实非常令人震惊，它理所当然地在网上引起公愤。他说99%以上的上访专业户都是精神病人，这不但是对上访者的污辱，也是对许多热心于维权的一些律师们的污辱，也是对我们这些支持维权运动的所有人的污辱。如果99%以上的上访者都是一些精神病患者，你们去支持他干什么？胡锦涛说不折腾，你们不就是瞎折腾吗？所以我觉得他的谬论引起公愤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很重大的社会事件，反映了社会危机的深化、激化。进入2009年前后，有些人预测，2009年将是社会危机爆发的一年，这个预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很多社会危机早已存在，主要是六四以后，江泽民当政以来，酝酿了很多社会危机。特别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有权力的人侵吞国家资产，侵占人民财富，通过拆迁、占地，与奸商勾结，把许多人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都剥夺了，因此才出现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这个社会危机本来就已存在，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加剧了社会危机，使危机随时有爆发的可能。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数以千万计，这就在原有危机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由此所引起的很多纠纷，很多矛盾，很多对抗，都是非常危险的。而孙东东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这个荒唐的说法，既是偶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很多危机往往是在一些偶然条件的触动下爆发的。从网上反映的材料看，许多上访者到北大堵孙东东，围在校门口，要讨个说法。有关部门出动警察，据说抓了好几百人，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我对这个趋势是非常担心的，担心这个事情会引起进一步的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它可以引起政府重视。但也不是好事情，它有可能引发后果严重的社会事件。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提供一些疏导危机的方案，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虽然这次发生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但它所反映的却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上访维权，是许多被压迫受损害的民众对剥夺他们权益的贪官污吏的抗争，带有反专制的性质。因为他们受迫害的根源，就是权力不受监督、没有制约的专制政体。许多身心健全的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迫害，孙东东却说这是对他们权利的保障，为专制权力迫害上访者制造根据，也为今后把更多的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提供借口。这就使他成为专制权力的辩护士，而上访者的抗议也就具有反专制的民主性质。

这个事件反映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很多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

首先，孙东东发表这些言论，反映我们部分知识分子成了专制统治者的代言人，心甘情愿地为专制政体服务。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所学到的知识，要为帝王服务。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传统是说“为官清正，造福一方”，你当了官就要为老百姓办事，主持正义。我们有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投靠政治权力，却不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特别是几十年来，经过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扭曲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比如出卖朋友成了光荣的事情，维护专制制度就是立场坚定。我认为孙东东这些谬论，正是几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最恶劣的传统的反映。

第二，这个事件也反映出北大的堕落，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运动是在北大发源的。在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网罗各方面人才，而现在的北大网罗的却是一些像孙东东这样的人。还有前年我们纪念反右50周年的时候，有一位孔子的后裔大放厥辞，说反右运动对这些知识分子太宽大了。这样的人，都被北大网罗去，当作宝贝放在北大。而像贺卫方这样为中国自由化、民主化努力的教授，却在受着打击排挤。作为北大的校友，我感到这很可耻。

第三，我觉得信访制度，来信来访这样的制度，已经不适应于当前社会需求了。这个制度在50年代初定的时候，有它的积极意义，老百姓有委屈，可以通过上访、写信来解决，沟通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还能够起一定的作用。那个时候有许多政府机关还能够秉公办事。现在呢？几乎无官不贪，上访来信有多少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我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也许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我想恐怕也不多，否则的话，就不会还有这么多上访的人挤到北京来。根据这种实际情况，现有的这个信访制度应该适当补充修改，以杜绝目前这种混乱现象。现在各地方都派人到北京来，把本地到北京上访的人抓回去，叫做“截访”，对被截访的上访者，关押打骂是家常便饭，有的还被送到精神病院，有的甚至送去劳动教养。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讨回公道，却被他们认为是犯罪。这样颠倒黑白、颠倒是非的事情，在信访中是很多的。我觉得信访制度应该彻底修改，或者以更合理的制度来取代，使上访者的冤屈，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第四，在目前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造成了目前这样子很多人的冤屈，现在每年群发性事件数达十万，多数是上访又得不到合理解决的结果。至于受到侵害而没有上访，只得忍气吞声的人，更不知道有多少。目前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不同程度的社会骚乱，形成社会骚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权力不受限制。任何掌握一定权力的人，都可以利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这才是大量上访、大量群发事件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特别是要加强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使每个当官的人不可能滥用政治权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现在大量的上访的现象。现在这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再不改革，这种状况只能够扩大下去，老百姓的冤屈不可能伸张，他们被掠夺的权益也得不到公正处理。

总之，孙东东所引发的这个事件，反映了我们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它的发展前景如何，现在还很难判断。我觉得这里有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从活动的主体来看，同“六四”和法轮功都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上访的人是久经磨练的。他们有的土地被占，有的房子被拆，有的甚至是亲人被害，家破人亡，可以说是怀着对贪官污吏的深仇大恨到北京来讨公道的。多少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北京，千里迢迢，忍饥挨饿，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但结果往往是被押回老家，押回去后挨打、抄家，历经磨难。这反而增强了他们破釜沉舟要抗争到底的决心，不像“六四”的时候抗争的主要是年轻的学生。孙东东引发的运动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为了使这个事件不致恶性爆发，需要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使事情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首先，孙东东必须承认错误，真诚地向上访人员道歉，北大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理。孙东东日前的道歉说什么“引起误会”，明显缺乏诚意，用以前运动当中一句话，这叫蒙混过关，那样子是不行的。

其次，释放这几天被警方抓去的上访人员，禁止在这个事件中使用暴力。

第三，信访制度必须改革。建议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研究信访制度的小组，调查研究目前信访制度出现的种种问题，针对实际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一些符合于老百姓要求的、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委屈的这样一些制度措施。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解决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这个问题太大，短期内恐怕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就它的重要性来说，它应该成为我们探讨问题的首要论题。我在议论时政的许多文章当中，最后都要谈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权利和义务都迫使我不能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这个问题。我也知道我的这个希望不可能很快实现，但我有权利和义务提出这个问题。

我非常希望孙东东的言论所引起的问题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但愿它不至于扩大成为社会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