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东东在接受该刊采访，讨论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问题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他危害社会，对他自己也是危害。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片反击之声。无数人站在维护上访者这一弱势群体权益的立场上，认为孙东东歧视底层人民的权利诉求，不顾最基本的法学常识，甚至有网民启动“人肉搜索”，到北大进行抗议。
4月6日，孙东东通过中新网就此事道歉，称“因我语言表述不当，引起一些争议和误解……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在此我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也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法定程序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同时表示：“我本人一向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反应的问题;关注全民的精神卫生健康促进。绝对没有歧视上访人员的思想和言论。通过此事，我会认真反思总结。今后将更加努力学习，谨言慎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尽我所能。”
争论的权利与界限
孙东东虽已道歉，但网络上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谩骂仍然遍布各流行论坛。诚然，孙东东的言论可能如各种批评所言，缺少研究数据支持，表述不够严谨、准确。任何人如果因此对其观点、立场，甚至人品表示怀疑，在一个尊重言论自由这一公民宪法权利的社会，当然应该有权发表自身观点。
争论的存在是社会自由和多元的表征，是相互启迪和进步的推动力。话语权属于孙东东，也属于其批评者。然而，誓死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利不能以堵上他人的嘴巴为代价，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和恶语相伤恐怕已经构成对其他争鸣者权利的侵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接受《财经网》采访时表示，孙东东或许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想法，才出此言论，他的道歉并不真诚，没有认识到他的言论可能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于建嵘说，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在对某一问题不清楚的情况下，宁可倾向于老百姓。
在信息时代，网民的话语权不一定小于某个学者，如果要求和学者平等的权利，如果要求学者对自身言论负责，网民也应当承担平等的责任。无论政府还是学者，恐怕都不应是不分青红皂白，先“宁可”向着谁一点。
一个成熟的保障言论自由的社会，无论政府还是大多数公众的声音，都必须在法治规范内进行，不应天然处于主导地位，也不应成为违背人类基本文明规范的人身攻击的侵犯对象。
言论自由的保护最终需要依赖法治的权威，划定每个人不可逾越的侵犯他人的界限，而如此权威的真正树立，也需要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寻找一种方式，让每个人感受到对自身言论必须承担的责任。
“精神病”一词是否存在误解
于建嵘拒绝孙东东的道歉说：“这怎么会是误解呢?”。在汉语中，“精神病”一词是否存在误解的可能呢?通常的语境中，“某某某是精神病”是一种具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表达，无论将其用在上访者还是普通人身上，都是难以令人接受的。然而，孙东东作为一个研究精神卫生学的学者，在接受有关精神疾患问题的采访中使用“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说法，误解的机会就产生了。
一个人有可能有心理障碍或精神疾患，就如同一个人可能发烧也可能得癌症，还可能先天有生理上的残疾，绝不意味着此人有什么主观过错，也绝非他在人格和社会地位上必然低人一等。心理学研究表明，就像任何人生理上都不可能绝对健康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也都有发展为心理或精神疾患的可能。
“精神病”和其它病症一样，当然会对人的行为能力构成影响，但绝非人有了精神病就丧失了一切，很多精神疾患也是可以治愈或至少被控制的。现代科学揭示，牛顿、梵高等不少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患有精神病，这和他们的成就和获得的尊重并不冲突。
无论孙东东“老上访专业户99%以上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判断正确与否，这一表述是否如许多批评所说构成对上访者的歧视、贬低，甚至人格攻击?从精神卫生学的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像医生诊断患者得了感冒一样，不一定包含任何感情色彩。当然，孙东东的诊断可能过于草率，从医学的角度讲当然可以商榷，但这和对弱势群体人身攻击是两码事。
于教授说：“在漫漫上访路上，在挫折失望冷眼之中，有些人变得心理失衡甚至发展成精神病，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如果精神疾患并非罪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患病都应当被充分尊重和保护，得到救助，不需要什么特殊理由才能获得理解。即使上访者患有精神疾病，如果其其它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也同样应当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讨回公道。
对“精神病”的如此敏感反应的恰恰是中国社会对精神疾患的歧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无论是对上访者还是对精神病患者，全社会都需要以最大的尊重、宽容和同情，首先正视问题，而后才可能给予科学的救助。
如果说普通百姓把“精神病”理解为人格攻击在当今语境下也情有可原，专家更应当力图消除这样的“误解”。孙东东作为心理学专业研究人员，应当承担起更多帮助社会公众正确认识“精神病”的责任，而不是说不清楚的时候就“宁可先向着老百姓一点”，放弃挑战公众的普遍认知和观念。
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责任
由于精神病人可能由于缺乏行为和判断能力伤害自己和他人，强制医疗等限制其一定自由的措施是必要的。但对于这样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上访者中的疑似精神病人这样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的人群，社会在剥夺其部分自由时应慎之又慎。
我国现有法律中，缺少对疑似精神病人在何种情况下，经何人判断，可以被确诊和强制治疗的明确规定。在现实中，由于官民矛盾或民间纠纷，对人以治疗“精神病”之名行迫害之实的事件客观存在。
面对如此社会现实，在对孙东东的批评中，很多担心的确值得理解。然而，保护上访者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合法权利的责任不在孙东东，而在司法机关。于建嵘说：即使公众对孙是误解，很多人因此被抓到牢里，怎么办?
作为个人，孙东东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但是孙东东没有权力限制任何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公民遭到不合法的拘禁，对他或她采取强制措施的机构和个人，都应当依法被追究责任。但是孙东东不能替公权力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即使孙东东三缄其口，也无法消除上访者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现象。
包括上访者、精神病患者在内的所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都应到受到充分保护。这最终需要推进法治，建立独立、公正、接受公众监督的司法体系，也要依靠社会各方面体制和观念的改进。
作为一名学者，孙东东表达观点的方式，伤害了一部分受众的感受，即使是因为遭到误解，他也当就此反思。然而，反对孙东东观点的人，不应因此剥夺孙东东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是属于包括你、我和孙东东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权利。北京大学能够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与前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容纳不同观点的土壤。
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任何公众人物的言论都存在被断章取义、被误解的可能。如果没有适当的尊重和宽容，我们是否在鼓励所有的学者都学会明哲保身，甚至放弃独立思考，迎合大众?如果这样，恐怕他们为践行自身社会责任所仅有的一点力量也要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