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计司胡同25号，一座古旧静谧的四合院，它的一边紧邻北长街，另一边与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中南海一墙之隔。在这个小院里，曾经住着一位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领导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然而，这里并不森严，25号的隔壁邻里是一所中学，几米之外的马路车来人往。人们对这里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如同对曾住在这里的这位领袖感到亲切一样。
20年前的4月，在这个不起眼儿的狭窄弯曲的胡同里涌动着深深的哀伤，人们穿着朴素的衣服，佩戴上黑纱白花，排着长队，送别他们深深爱戴着的领袖，并留下无尽的哀挽：“你心里有人民，人民心里有你”！
20年后的春天，我们又一次如约走进会计司胡同25号，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他的书房里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已经67岁的胡德平神形间与父亲很像，一样的爱读书，喜欢独立思考，有很浓厚的书生气，也继承了父亲的亲和力和俭朴。他的书房不过7、8平米，清一色的上个世纪80年代寻常人家的陈设：书架、书桌、茶几、沙发……已经很多年没有变过了，简朴得有些难以置信。但屋里的鲜花怒放，充满生机，宛若永远的春天。
话题最初的缘起是讨论前不久胡德平刊发的《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绝不能“好美而恶西施”》一文。交谈中，胡德平会不断翻阅手边厚厚的两本《胡耀邦思想年谱》，书中密密麻麻的夹满了小纸条，在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画着各种记号或写满密密麻麻的眉批——就连看书的习惯，胡德平都跟父亲胡耀邦很像。他很认真地研究着父亲的思想，他说这是父亲留下的最丰厚的精神遗产。
而随着那一页页翻开的历史记忆，我们无比强烈地从中感受到一位共产党人对中国命运孜孜不倦的思考，和他对于人民的那份赤子之心。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写下这篇采访文章：心中始终装有人民的领袖——胡耀邦。
中兴伟业，民心为上
“心中始终装有人民”—— 接受我们采访的胡德平认为，这是一个形容父亲的最恰如其分的主题。
他记忆深处一直珍藏着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76年10月8日上午，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来到胡耀邦家中，告诉当时赋闲的胡耀邦已将四人帮抓起来了的大好消息，让他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并请他想想，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
两天后，胡耀邦让叶选宁转达叶帅：“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请你务必要把我这几句话带给你父亲。”
“中兴伟业，民心为上”，胡德平说，在父亲心里，人民至高无上，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的根本保证。
胡德平的妹妹满妹著书《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在她的笔下，展现给我们的胡耀邦依然是一位心系民间疾苦、国家振兴的领导人形象：当总书记5年，连着4个春节，都是在广西、贵州、云南等 “老少边穷”地区度过。也就从他开始，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满妹说，母亲李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你爸爸在团中央的时候就这样，那时他就对经济工作很有兴趣，经常下去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他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他经常站在图前沉思，然后在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
“怎么把党的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好，耀邦同志真叫殚精竭虑。他吃饭在想，散步在想，火车上在想，飞机上在想，脑子一刻不停。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耀邦同志对于人民群众的这一份沉甸甸的感情和责任，受耀邦同志直接培养和领导，并在耀邦身边工作过的胡启立感受最深，记忆犹新。
“真正胸怀祖国，心中主动装有人民，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境界”，胡德平说，中国的政治家心中装有人民与美国的政治家心中装有人民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这一切是由选票决定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敏锐和感受力非同一般，他们想到人民有很多事情需要解决，感觉到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想不清楚就去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胡德平告诉我们，父亲常常带着社会上的实际问题去读马列的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有了这种胸怀，才有了持续学习的动力，正是有了这种胸怀，胡耀邦顶着压力，主导了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几件大事，包括至今仍令许多人感念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
在他批阅的公文中，人民来信占很大的比重。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胡耀邦自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至1985年的6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2000多封。他正是通过批阅群众来信，及时了解社会上的主要问题，并切实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不仅如此，耀邦同志更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当作党的生命线，胡启立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还包括中高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8000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上散步，耀邦同志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
“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份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
如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最高执政理念。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命题，并努力践行。“民本”的理念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并不断赢得国民的信任和国际的认同。
改革是为了什么
在胡德平的印象中，父亲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建设新中国起步的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革命的目的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共通的，毫无疑问，改革的目的与革命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一致的。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胡德平一直强调，我们必须明确改革的目的。
1979年初，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提出了其中一条意见“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
同年，他和人民日报的同志共同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党校一篇《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
胡耀邦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生产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来。
胡德平回忆，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消费问题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可能还是第一次。
胡耀邦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过分地强调积累。他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的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耀邦同志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胡德平说，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拉动内需的今天，对消费和浪费认真作一区分界定尤其重要。
在胡德平的记忆中，父亲的一段话让他刻骨铭心：“我们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1983年12月22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他认为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次在南京视察时，他曾有几分担忧地对外交部一位领导说：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一开始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因为老百姓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
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国家的改革最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并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实现了令世界为之惊叹的经济增长。
“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为国家富强，二为人民富裕。人民不富裕，人民富裕不了，我们还搞什么四化？”
满妹说，“每到一地，父亲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找穷根，谈改革，话致富。他绞尽脑汁为贫穷地区出主意，想办法。他能在充分听各种意见和实地考察之后，引导各地的干部群众，运用多种经营这把钥匙，开启财富的大门。他的一个想法，抑或一个提示，便有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
在今年两会期间， 胡德平遇到了两个对他父亲充满感情的人：黑龙江农垦局的隋凤富局长和王道明同志。隋凤富拉着胡德平的手很是激动。他告诉胡德平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胡德平曾经陪同休假的父亲到黑龙江农垦区。虽然开垦几十年了， 农垦区与内地的差别依然很大。胡耀邦给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 隋凤富说，胡耀邦给他们的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父亲走到哪里，都想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所帮助。因为，他对当地人民的心愿有了解。他就说过，‘到下面去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第三步要研究群众的经验，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的有些话如果全面辩证地理解，并积极推动的话，还真会有进展。”胡德平无不自豪地说。
在川西北，胡耀邦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人民要富起来，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投资？要搞乡镇企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
胡德平说，其实，虽然那个时侯父亲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计划经济，但早在文革时期，胡耀邦就已经开始有了让老百姓与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思考。胡德平讲起一段往事，九大时，毛主席点了父亲和其他4、5个人参加，父亲不是老老实实地参加会议，反而给主席写了封信，说，我们的全民所有是全民所无，是全民所困。“不知，毛主席当年有没有收到这封信？是毛主席原谅了他还是他根本就没看。不管怎样，这也是份典型材料。但他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1979年8月，他在接见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时又说，要广开门路，多种经营。不要这个也是资本主义，那个也是资本主义。他们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际是穷光蛋主义！弄得什么也没有！”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
胡德平深受父亲胡耀邦的影响，在其任职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期间，对民营经济十分关注，民企的困难，仿佛他也感同身受，并全力推动光彩事业的发展。他认为，只有民营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地藏富于民。
“让老百姓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来动脑筋解决的复杂问题。我们最近去日本访问，看到日本所有的原子能发电站都是民间干的，而我们，一个小小的煤炭还不能让老百姓搞，何况原子能发电站。老百姓都是贼吗？”胡德平很担心，民营企业未来的再发展空间或许会越来越小。因为一些小煤矿，一些小钢厂，在资源的使用上，在事故的控制上，产生了很多问题。结果有的人就说，与其这个样子是不是再整合一下，让大的企业，让国营企业把他们再兼并一下，对整个资源，对整个环保，都会有好处。确实要解决这种问题。如果我们有长远眼光，那么，一开始就应有帮助、辅导、培训、法律制度的综合手段，国企不也有这种问题吗？不然，就产生了很多过去的那种一统天下的想法。“民营企业国有化，国有企业央企化，中央企业更垄断化”，但愿不出现这种情况！
前不久，胡德平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话，我觉得是中央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一定要讲一个辩证的关系，如果这个辩证的关系打破了，中国的经济还要出现新的问题。”
胡耀邦曾经指出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我们的政府没有拿刀子砍的权力”。胡耀邦当年的判断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胡德平与他的父亲始终这样认为。所幸的是，今天藏富于民的目标已经成为举国共识。这不仅表现为政府在民生方面多有下力，更表现在政府试图推动一系列改革，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
知识是领导的本钱
胡耀邦始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提出真知灼见，是因为他是有相当积累的。这种积累来自孜孜不倦的学习以及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与思考。
他说，知识是领导的本钱，不及时掌握理论知识和最新信息，怎么能做好领导工作呢？
胡耀邦的手不释卷、勤于思考、求知若渴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满妹回忆，家里的书架上，各种类型的书籍、杂志令人惊叹。除了马、恩、列、斯全集和毛泽东著作外，国内外名人传记、文集、回忆录比比皆是，中外名著、戏曲小说、古文诗词、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父亲读书的速度极快，记忆力惊人，对这些著作和理论到了过目不忘、出口能诵、信手拈来的程度。”在辞去总书记职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共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又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写下了24本读书笔记。
45岁时，胡耀邦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英文。“不断接受新知识，直到晚年，也几乎没有老年人通常难免的保守和狭隘。他对新知识、新事物的追求和热爱，比很多青年人都来得更执着，更强烈。”满妹说。
与此同时，胡耀邦也非常注重在基层的调查研究，“多跑一些地方，把全国所有的贫困县跑遍，多了解一些第一手的材料，便于讨论研究工作，也便于制定政策时参考”。
1986年2月在南宁考察的时候，他曾经谈到，“我们缺什么？我们既缺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又缺乏实际知识，缺乏对国情的了解。这就是困难。这是我们领导工作上最大的困难……对实际情况不了解，决策很难不发生错误。”
他曾经这样打趣，新鲜经验只能在实践中产生，不可能在中南海产生。“中南海能产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产生鱼，鱼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嘛。”
胡耀邦坚持认为，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如果轻视感性认识，理性知识不同感性知识相结合，那是很危险的。要经常到下面跑一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重视感性知识的积累。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政策才会符合实际，才能知道和推动工作。
耀邦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在他的有生之年，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1600多个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如此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直接与当地老百姓交谈，他的意见、办法、政策从何而来”。满妹说。
耀邦曾打算“有生之年把中国的两千多个县都跑一遍”，然而，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夙愿。
共青城的记忆
2009年3月，《中国改革》的记者来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就长眠于这片青山绿水的红土地。没有高耸的墓碑和雕像，陵园朴实简洁——一如他生前简朴、清廉的风格。
“每年清明节，来这里祭奠的人非常多，有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的，还常常有人在墓前跪下痛哭。”陵园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老百姓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十多年来，每年都有近二三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共青城纪念这位人民的领袖。
《共青垦殖场志》这样记载，“当护送骨灰的专车抵达共青城时，万余群众自发佩戴白花，肃立在街道两旁。共青垦殖场党委成员、40名少先队员和200名干部、职工及老垦荒队员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
“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经过我的请求，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把你送回了革命的发源地江西。这里也是你走向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你在这里和勇敢拼搏的共青人在一起了。安息吧！”在墓地供观众观看的录像中，记者看到，安葬仪式上，李昭将自己对亲人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凝结在短短的几句话中。随后，李昭带领子女们站立在亲人的墓前，安静地注视着他。孩子们向父亲敬献了鲜花，又在墓前合影，以那种只有和父亲合影时才会有的深情。
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时任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他的忠魂保佑你们的事业发达兴旺。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于维忠代表共青人接过遗像，激动的表示：“我们一定记住耀邦同志的教导，把共青的事业办好！”
胡耀邦与共青人的缘分始于1955年11月29日。
1955年11月29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江西视察工作，乘坐一辆铁路压道车来到鄱阳湖畔的九仙岭下，专程看望了开进驻地刚刚40天的98名上海垦荒队员，此时他们的全部资产不过几样简单农具和刚刚搭起的茅草棚。
“茅棚住得惯么？”胡耀邦问。
“住得惯！”大伙儿异口同声。
“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有个同志一激动，喊了一句“茅棚万岁！”
“为什么要永远住下去？”胡耀邦爽朗地大笑着说：“茅棚终究是临时的，我们只能让它三岁，不能万岁！”“你们将来要把这里建设得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行。”
队员们请他为垦荒队创办的合作社起个名字。没有毛笔，胡耀邦就用小山竹夹着药棉，饱蘸了浓浓的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从到达的第一天起，他便和大家形影不离，一同住窝棚，一同喝稀饭，一同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种植计划。这里水多，适合种植水稻，干旱季节分明，也适合种植棉花，广大湖面最适宜发展渔业和水禽。
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垦荒队员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立即写了回信，“给我们买了一些文体用品邮寄过来，用的是他自己的稿费”，19岁便跟着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唱着《垦荒队员之歌》来到这里的于维忠记得很清楚。
从这以后的30多年，虽然“从未批过一分钱”，但胡耀邦却一直关心着这片充满希望的红土地。而这片滩涂之地也发生着巨变。
“板鸭起家，羽绒发家”，1967年15岁便参加工作的赵梅英将共青的发展总结为八个字，“刚创业的时候，真是苦，车间周围一片荒凉，没有房子我们只有自己烧砖搭宿舍、建厂房，做饭就在路边支口锅，没柴烧女孩子也跟着去砍。1970年开始做羽绒服，需要买布，厂里没有布票，职工就把自己的布票节约出来。领导常常鼓励我们，‘好好干，胡书记和我们说过，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的好日子会来的'”。
1978年9月26日，当共青城派人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汇报共青建场以来的发展情况之后，他欣然为共青题写场名——共青垦殖场。
到8 0 年代初期， 共青城年产值已达6000多万元，拥有全国最大的羽绒厂“鸭鸭”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于维忠说。许多稍长些的共青人还念念不忘这段辉煌历史，“场上一个月发四次工资。”
1984年12月，已经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来到共青城。饭桌上，胡耀邦看见农场自己生产的副食品十分丰盛，不由得感慨万分：“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吃稀饭，吃咸菜，但还是吃的你们的口粮，心里难受啊。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人均产值这样多，真让人高兴!但是你们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要有所增长。”胡耀邦不喝酒，但在“共青”却破例畅饮，“这是你们用自己种的葡萄酿的酒啊，我愿意用它为你们的事业干一杯！”
赵梅英告诉我们，共青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坐着轧道机去看望他们的团中央第一书记，也一直深深感谢他给他们带去的精神食粮。
“将这里建得像上海一样”，是胡耀邦对共青城的期望。共青人也从来不曾忘记过老书记的嘱托，“小企业、出口加工业都曾在江西省内领先。” 于维忠向我们介绍。
虽然进入世纪之交，共青城由于体制、市场和债务等因素的影响，陷入了历史最低谷，“最长的时候有八个月没有发工资”。但是，共青人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承诺：“把共青的事业办得更好！”从2002年开始，共青人开始进行艰难的“二次创业”，接受《中国改革》采访的九江市市长助理、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管委会党委书记李晓刚将其总结为“做大做强工业，做美做亮城市，做实做好民生”。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这座“创业之城”又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自信。“力争三年共青财政总收入过5亿，地方生产总值过50亿，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亿，基本实现三年翻两番。到时，我们的人均指标就非常高了。”
胡耀邦曾经在中国科学院说过：“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您了，耀邦同志，你生死相依、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实现了您当年为之奋斗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并维持了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亦如您所愿，这个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自觉而执着地践行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坚定不移地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努力实现真正的人民富裕、国家富强。
在共青城的这个角落，我们仿佛看见，您点燃了香烟，欣慰地朝我们微笑……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