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想要强调一点：他并不认为美国文明已经处于长期衰败之中。

4月23日，在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比较编辑室和财新传媒共同主办的“治理与发展”沙龙上，这位美国政治学者表示，美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并非其长期竞争力衰退，而是政府治理的问题，民主共和两党的极化导致政府和国会与美国宪法系统的互动不佳，进而导致了能力缺失和决策不力。

他表示，美国此前完成了“能源革命”，目前经济增长也势头良好：“美国最棒的一点就是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而这并不来自政府。”

政治秩序天平

福山提供了一个比较简明的现代政治秩序框架，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其中国家能力在天平一端，而法治和民主问责居于另一端。

他解说称，所谓国家能力，是国家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护公民;所谓法治，从根本上是对权力的限制，包括对整个政治系统中最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的时候进行限制;而民主问责，是为了保证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显示了统治精英阶层自己的利益。

福山说，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但是在法治、民主问责方面比较弱。美国的传统是支持规则限制行政的权力，制衡制度很多，国家能力就较弱，以至于有时连国家预算都的通过都出现问题，参众两院和总统也经常在税收上无法达成共识。

他表示，美国的问题并不说明民主本身出现了问题，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其实比美国表现更好，比如德国、荷兰和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的议会系统能够在涉及劳动力改革方面作出很好的决策，并且有着民主的基础。

针对中国的改革如何达到上述三者间的平衡，福山表示，根据现实状况，他的观点是中国应当把法治建设放在民主问责之前。首先是做到用法律治理(rule by law)，然后逐渐转换成为法治(rule of law)。

他表示，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并不独立，对自由裁量权有着限制。“在真正的法治体系当中，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监控腐败官员的流程，而不仅仅依赖于政治意愿，或者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

用历史来分析

福山用历史分析来说明他对不同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认为这也能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他表示，在历史上，中国是仅有的几个通过集中的官僚体制来建设国家的例子，中国的官僚机制比欧洲国家早了1800年。但是，区别于古代的以色列或者印度教和穆斯林世界，中国没有孕育法治的宗教土壤，也没有很强的社会单元。

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贵族阶层、社会组织或宗教教会，因而历史上也没有真正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制。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中国国家能力强而法治问责弱的现实。

而欧洲的政治发展顺序的特点完全相反。其法律体系在现代国家生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美国的历史传统导致其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更大。

福山提出，健全的政治发展是要在天平上的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之间达成平衡。一方面，国家需要权力对社会进行治理，另一方面必须以法律和民主问责对权力进行限制。

福山的澄清

福山是第三代日裔美国人，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他在1989年以论文《历史的终结?》声名鹊起。该论文后来扩充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书中推论称，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许就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

而在2014年9月末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福山在开头引用了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国免遭别国入侵，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一些舆论解读称，在新书中重提政府的力量，说明这位高捧民主与自由大旗的标志性人物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但福山表示，他的基本观点并未变化，只是新书在出版后可能引起了一些误解。“我最近的两本书里并没有像第一本书那样强调(历史的终结)这个提法，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