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15日，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么？
胡是属于被海内外很多人——既包括华人，也包括非华人——所纪念、尊重、乃至感激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因为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罕见的素质。我觉得，胡身上特有的素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若用中国的当下的政治术语来套，可以称为胡耀邦的“两个代表”。大家马上就会明白，我这说法是套用了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三个代表”。我本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基本上是赞同的。遗憾的是，“三个代表”在中国，多半留在纸面，在现实中太少。
我为什么把胡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质称之为“两个代表”？我觉得第一，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比较级的“更”，是指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现实相比，与人们在绝大部分时间所能观察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相比，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个代表，在我看来，是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下面，我会以我的观察，还包括我自己多年前在中国国内的亲身经验，来解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胡身上的这“两个代表”。
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我指的是，1949年以后至少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主流一直是以某种原则、某种方向来界定。对这种取向和原则概括得最精炼的是林彪。他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到：“什么叫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中共中央批示》——有权力批发中央二把手讲话的，只有中央一把手——在向全党转发林彪讲话时强调，“这篇讲话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的典范。”
林彪的这句名言，充满高度的智商和政治敏感。他对身边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观察，对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面专政”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靠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为主题的中国当代政治，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前一半在毛领导下，全国就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血泪战场。每一波斗争所打击镇压的对象，有交叉也有不同。开始时，是打击和镇压所谓“老的阶级敌人”。等到一波波的斗争把各种“老的阶级敌人”都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这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机器，就需要发明创造新的打击镇压对象，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所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这部机器，在毛近30年领导的时间里，差不多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一部分，都一批又一批的用精巧的和残酷的方式——有时是这两种方式的交替，有时是两种方式的完美结合，给打击和镇压下去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担任过中共中央几个重要职务的胡耀邦，在其中一个职务上的作为，被当时和以后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的平反冤案。
这段历史，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具体的描述。胡在那几年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力图把1949年到毛去世为止，不断把“阶级敌人”单子拉得越来越长、扩得越来越广的残酷过程，停下来。不但要停止，而且要尽可能裁减“阶级敌人”的单子。
胡耀邦在毛之后所做的事，其实在这之前有过一次预演，那就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他被邓小平等派去做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短短二百天之内的事。最近，出了一本当年陕西省委秘书处负责人、现已去世的林牧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胡在陕西主政时所想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是提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做，有些是尽他的一切力量在做。
胡耀邦提议的最重要的工作中的前三件，是要扭转在“四清运动”中的镇压势头及其后果——该运动由刘少奇主持，整了不少人。在整别人的时候，刘理直气壮；两年之后，当刘本人也成为镇压机器对象的时候，他才知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政治过程的可怕。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前三件要紧问题是：第一，抓人捕人太多；第二，“双开”太多，就是开除人家的党籍和公职；第三，夺权斗争过程中打击面太广。
胡做的这个“善政”，在当时就遇到很大压力。其中，最有力的反对他这么做，是他的顶头上司，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严格讲起来，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陕西的两百天，真正工作的只有一百天，还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刘是组织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而若干年后，刘澜涛则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划成“61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受了很多折磨。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时期，他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冒着那么大的政治风险，推动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团”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胡不但没有像很多中共干部那样，借机报复刘澜涛——那是在党内斗争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他不但没有那么做，还花大力气为刘等人平反，在经济上对他们家人予以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真切的感到，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更文明的政治，就是尽可能的不让政权有太多的镇压功能，就是尽可能的终止发明和制造“新的阶级敌人”的荒谬进程，就是尽可能的对被镇压机器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
1949年后，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主动或被动的操作者，不到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那天，从来不叫冤枉。只有极少数高干，才敢于冒着被这架机器碾碎的风险，尽早来阻挡这一残酷的进程。胡耀邦是这少数人中突出的一位。等到他仅有的两次，来主持党政大事的时候（他当共青团第一书记不算，共青团是配角），他就显得与芸芸众官非常不一样。第一次就是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位子上的那二百天，一百天是扭转了别人挨批受整的错误，一百天是为此而自己挨批受整。第二次的平台更高了，1970年代末开始在他所担任的一系列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上，他的“善政”就是要把毛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专政为首要功能的政治机器尽可能的予以限制和扭转。最后，在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关头，他作为总书记，拒绝发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功能，而力求以法制、理性和宽容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为此他自己成为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对象。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个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这又可以从他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陕西，那时中国经济刚从三年大饥荒中喘过气来，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经济思想及其后果还继续发威。毛的经济思想，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成为不断加码、任意抬高指标的经济机器的原料。陕西虽然饿死人没有安徽、四川、甘肃多，但也受到重创。胡到陕西以后，除了对过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头三项”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为本。比如，他请示国务院，把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购目标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他们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对陕西省从大饥荒下恢复过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刘澜涛批斗时，下去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有一句话，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这个“肥了”就是农民的收成好了，经济有了恢复。
胡“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在他做了中共总书记、有了更高的平台以后，就力图在全国推行。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个与很多人观点不同的观察，我确实看到，在中共队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义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义者越多；越往后来看，功利主义越主导。在这个从理想到功利的转化上，最早指出这种趋势的——当然不是对中国而言，而是从革命的整体趋势来讲，是德国的一位大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8年，俄国革命正处于进行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刚拿下政权，韦伯就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种大革命在它的初期，当然会提出很多的理想主义来宣传鼓动、争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后，你不能老是指望这些革命者、组织了革命的团体，还会把理想主义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韦伯指出，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转向功利主义，因为参与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处。就像在古罗马时代，你要让军团征战的话，理想主义的口号是传播罗马文明、为罗马争取荣誉。越往以后，鼓动罗马军团的动力就是，你打下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王国，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块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黄金、多少实际好处。所以韦伯就说，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他们稳固了政权、掌握了行政机关，他们将会越来越把为自己谋得实际功利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韦伯的这个洞察，当然也适用中国革命。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而后来他们越来越成为次要力量，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荣华富贵的动机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却从来没有消失，尽管越来越少，而胡耀邦是越来越少的理想主义者中一个坚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们，从一无所有的造反者变成领导人、手握国家机器大权，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主要为自己和全家谋利。他还保留着早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那种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最穷苦的人谋利益，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当上自己命运主人的理想，他没有淡忘，更没有背叛。在这一点上，胡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从他触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认真推动对腐败和特权的制约，发起“人道主义”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政策讨论，从他触及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问题，每一桩他所经手处理的富有争议的大事上，都体现出来他心中所信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为更多的人带来公正，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参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他同身边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功利主义者无法和谐、相安无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报3月29日据此发表重要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邓力群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毛主义者眼里，富民是多么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职，是中国执政党里的理想主义之重挫。他逝世引发的政治悲剧，不仅标志着具体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比如赵紫阳，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几乎是终止了中国执政党领导层中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掌权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时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与民之约”——要为建立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而努力。当然，这其中有乌托邦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价值成份。
那场政治悲剧距今已经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权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把攫取实际功利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这样的唯利驱动，在过去二十年中，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部门，进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领域。
今天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时候，为数不多的人还抱有真诚希望，在中国执政党、中国的体制内，能够还有人保留当年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普世价值成份。虽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一个现实的政治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实际利益的瓜分，但是一个有前途的政治、一个有明天的政党，必须在执政过程中有一些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做包装，而必须是执政党中一部分官员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两个代表，能够成为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多官员真信真做的，那么，国家机器及其官员队伍与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才会递减，执政党的法统（legitimacy）才会从目前的稀薄状况，越来越可能递增和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