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的巴格达，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美国部队把绳索套在那个独裁者的鼻子上，在周围一群欢呼雀跃的伊拉克人面前，把他从底座上拉了下来。这座似乎不可动摇的塑像，先是摇摇欲坠，随后终于跌落。在它最后落地停当之前，地球引力必须克服那雕像的荒诞离奇的横着的姿态：那硕大的身形缓缓地上下摆动，最后还保持了片刻的恐怖。
就像一幅两可图形看着看着会发生格式塔转变一样，同样，对伊拉克战争的公众感受，好像也在这个场景发生了彻底改观。那幅道德上令人厌恶的图景—施加在无能为力的、遭受无情轰炸的人民头上的“震撼和畏惧”，转眼间换成了另一个场面：巴格达什叶派地区那些从恐怖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公民们，一个个欢天喜地。这两幅图景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尽管它们激发的道德情感和态度是相互矛盾的。一言难尽的心情，难道就一定导致彼此矛盾的判断？
初看之下，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一场违反法律的战争，即使它导致的结果是规范上可取的，也仍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吗？坏结果会使好意图信誉扫地，难道好结果就不会为事情提供事后辩护吗？万人坑，地下牢房，以及遭受酷刑者的证词，这些都使得那个政权的罪恶性质昭然若揭。将一个遭受虐待的民族从野蛮政权下解放出来，这是一大善德；政治上值得追求的种种价值之中，最善者莫过于此也。在这方面，伊拉克人自己，不管他们眼下是在欢庆，还是在抢掠；是在向占领者们示威抗议，还是干脆就无动于衷，都在进行着对这场战争之道德性质的判决。
但对我们（身处德国的人们）来说，政治公共领域中凸现出来的，却有两种反应。处于一方的是那些务实派，他们确认既成事实当中的规范力量。他们所依赖的是实践判断的力量，是对于道德的政治限度的一种清醒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赞赏胜利的种种结果。在他们眼中，有关战争之正当性的深思熟虑简直是白费功夫，因为在这过程中这场战争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事实。另一些人，则干脆屈服于既成事实的强制，不管是出于信念，还是出于机会主义。他们把此时他们所谓国际法的独断论撇在一旁，认为正是这种执迷于对使用武力之风险和代价的后英雄时代的谨慎盘算的独断论，对政治自由的真实价值闭眼不见。
这两种反应都不恰当。它们都屈从于一种情绪反应，也就是对于一种“冷血的道德主义”的据认为是抽象的思考的情绪反应，而没有把握住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实际上所提供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要用来代替通过国际法来驯服国家暴力这种方案的。也就是说，他们用来反对国际法的道德的，既不是政治现实主义，也不是对于自由的多愁善感，而是一个革命性主张：如果国际法体制失效了，那么对全球性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治上卓有成效的强行实施，就是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即使所用的手段与国际法背道而驰。沃尔夫维茨并不是基辛格。他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玩世不恭的政治权术师。确实，（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被认为必须有权采取单边行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运用一切可行的军事手段以确保其霸权地位不受一切可能对手挑战。但是，对这些新意识形态家来说，全球霸权并不是目的本身。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学派的，是这样一幅美国全球政治秩序的远景，它与联合国人权政策的改良主义纲领发生了断然决裂。这种远景虽然没有背叛自由主义的种种目标，但它打碎了联合国宪章不无道理地施加在这些目标之实现之上的种种文明化限制。
目前，这个国际组织当然还还完全无法强迫一个不服约束的成员国确保其公民获得民主和法治。联合国人权政策的选择性很强的实施，本身就是以可能性作为保留条件的：手握着否决权的俄国，是无需顾虑任何对车臣的武装干预的。萨达姆?侯赛因用神经毒气对付自己的库尔德人口，对一个即使对种族灭绝也曾经装聋作哑的世界性组织来说，这仅仅是它的有失体面的失败纪录中的诸多篇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联合国之存在的基础的核心使命—确保和平，也就是实施对侵略战争的禁令—就更加重要了。通过这种实施，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除了传统的“开战条件”，对各国主权施加了限制。
由此，古典的国际法在走向世界主义法律状态的道路上，至少迈出了一个关键步骤。半个世纪当中，美国可以看作是这条世界主义道路上的领跑员。随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它非但放弃了这种角色，而且还放弃了国际法权之担保者的角色。它对于国际法的违反，为未来的超级大国设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罢：美利坚合众国的规范权威，已经成了一堆废墟。
合法动武所要符合的两个条件，现在一条也没有满足：这场战争既不属于针对一种实际的进攻或迫在眉睫的进攻威胁的自卫，也没有根据联合国宪章受到安理会决议的授权。第1441决议也好， 17个先前的（并且是“作废了的”）关于伊拉克的决议也好，都不能算作是一种充分的授权。“愿者同盟”起初寻求一个“二次”决议，但最后拒绝将动议付诸表决，因为它甚至都无法指望由不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所构成的“道德”多数不投票反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未能得到授权这个事实的确认。
最后，当美国总统一再宣布必要时他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时候，整个程序就变成了一场闹剧。从一开始，布什主义就使人们无法把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当作只是一种威胁，因为这将预设着：威胁要采取的制裁，本来是可能避免的。
与在科什沃的干预进行的比较，也并不提供借口。当然，科什沃的那次战争，也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是，干预的三个情况提供了事后辩护：干预的目标是防止（根据当时的信息）正在发生的种族清洗；干预行动的任务是履行国际法的紧急救援条款；再加上参加军事联盟的所有成员国的民主的、法治的性质。但今天，规范性异议却使西方本身陷入了分裂。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在1999年4月，在用什么策略来为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的问题上，大陆欧洲和英美大国之间就已经存在值得注意的分歧。欧洲吸取了斯雷布雷尼察的灾难的教训：他们看到早先的维和行动造成了效率和法理之间的缺口，而他们把武装干预看作是一种弥合这种缺口的一种方法，因而把它看作是朝向充分建制化的世界公民权利的进步的一个手段。而相反，英国和美国则满足于这个目标：在别的地方（必要时不惜用武力）推行其自己的自由主义秩序。
在那时，我把这种分歧归之于不同法律思想传统之间的反差：一方面是康德的世界主义，另一方面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由民族主义。但是，从布什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们从1991年开始就推行的单边主义来看（参见Stefan Froelich在《法兰克福汇报》2003年4月10日的文章），人们可以事后猜测，美国代表团在朗布耶的谈判，或许就已经是从这个特定角度出发进行的了。
不管怎么样，乔治?W. 布什决定与安理会进行磋商，决不是出于任何想要通过国际法而获得合法性的愿望—至少在内部，国际法早就被看作是多余的东西了。相反，这种殿后行动背后的愿望仅仅是为了要扩大“愿者同盟”的基础，并抚慰忧心忡忡的民众。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当作是一种规范犬儒主义的表现。确保势力范围或资源这样的地缘战略目标，该理论当然也是符合的，这些目标当然很可以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但是这样的常规解释，是小看了美国断然抛弃它一直坚持着的那些规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直到一年半以前，还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倒不如不去猜测动机，而认真对待这个理论的字面意义。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低估了一种政治上的重新定向所具有的革命性质。这种转向的根源，在于上一世纪的那些历史性经历。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二十世纪命名为“美国世纪”是恰如其分的。新保守主义者或许能把自己看作“胜利者”、把那些无可争议的成功—德国和日本投降以后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重建秩序，苏联崩溃以后对东欧和中欧的重新整顿—当作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模式。从一种用自由主义加以理解的后历史（借用福山的话来说）的观点来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使得对于规范性目标的吃力的、麻烦的讨论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除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全世界扩展、自由市场的全球化之外，还会有什么事情是对人民更好的呢？而且，道路也很清楚：德国、日本和俄国都因为战争和军备竞赛而被迫认输。在当今这个战争实力不对称的时代，动用武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因为战胜方已经先验地预定。使世界更加美好的战争，是用不着进一步论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战争用较小的连带损害就可以消除那些公认的邪恶—那些存活于软弱无力的国际社会的庇护之下的邪恶。从底座上拉下来的萨达姆，这就是一个充足的辩护论据。
在双子大楼的恐怖袭击之前很久，这个理论就已经形成。对九一一造成的震惊的民众心理的巧妙操控，当然有助于造成该新理论— 因为加上了“一场对付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个理论的现在版本已变得更加强硬—能得到广泛支持的最初气候。布什主义的这种强化，依赖于用常规战争的熟悉术语来定义一种全新现象。就塔利班政权而言，在出没无常的恐怖主义和一个可成为抓获对象的“无赖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因果联系。这为以下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模式，即把国家之间战争的古典行为也用来根除那些产生于高度分散的、全球化的网络之中的阴险威胁。与该理论的最初版本相反，霸权主义的单边主义与对一种蠢蠢欲动的威胁实施军事打击之间的这种联系，引入了自卫这个论据。但这也施加了新的举证责任。美国政府必须设法说服全球公众相信，在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存在着接触。至少在其自己的国内，信息误导活动相当成功：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60%的美国人之所以盼望萨达姆失败，是因为这是“九一一”的报应。
除了证据缺乏这个困难之外，布什主义实际上并没有为“先发制人的动武”做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怖主义的非政府暴力行为—“和平时期的战争”—越出了国家战争的种种范畴。修正和放松国际法中对国家自卫进行规定的严格条款，在这里找不到其必要性的论据。在形成全球网络的、分散化的、了无行踪的敌人面前，仅有的行之有效的防备将是在其它一些操作层面上。炸弹、火箭，战斗机和坦克，都没有任何用处。将有用处的，是情报机构之间和检察机关之间的信息流动的国际网络，是对货币流动的控制，尤其是追查其后勤联系。追求这些目标的相应的“安全规划”所涉及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权，而不是国际法。
不管怎么样，产生于（涉及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非扩散政策方面的疏忽的其它危险，更好的处理办法是强硬的谈判和核查，而不是解除武装的战争，就像对北朝鲜的业已消退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
因此，在原来版本的布什主义之上加上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并没有为追求一种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合法性。从底座上拉下来的萨达姆成了唯一论据：它是对整个地区来说的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象征。伊拉克的战争是那个缔造新世界秩序的链条中的一环，其自我辩护的论据是说它取代了一个衰竭了的世界组织的徒劳无益的人权政治。美国可以说是以托管的方式接过了联合国放弃了的角色。对此有什么反对意见呢？
道德情感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它们依系于具体的场景和特定的画面。如何对战争做总体上的辩护，这个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发生异议的关键问题，是在国际法语境中进行的辩护，是否可能、是否应当代之以一个自封的霸主的单边的世界秩序政治。
对实现美国图景的可能性的一些经验上的反对意见，都汇聚于这样一个命题上面：全球性社会已经极为复杂；对这个世界不再可能进行集中控制，亦即由那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的集中控制。从那个技术尖端、武装重重的超级大国对恐怖的惧怕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笛卡尔式的焦虑”—这是一个企图将其自身和周围世界都客观化、以便将一切都置于控制下的主体的惧怕。政治一旦企图倒退到等级性安全体系这种霍布斯式的最初形态的话，就失去了对于形成横向网络的市场媒介和交往媒介的优势。一个将自己的所有可选方案都归结为非战即和这种愚蠢选择的政府，很快就撞到了它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源的极限。它还把与彼此竞争的强国和异己的文化的磋商过程引导到一个错误轨道，使行动协调的代价攀升到令人眩目的高度。
但即使霸权的单边主义的这种设计有可能实现，它也会产生一些根据其自己的规范性标准而不可取的副作用。那政治权力（其作用被理解为全球性的文明化力量）越是行使于军事部门、秘密安全机构和警察这些方面，它就越是与其自己的目的发生冲突，危及那个根据自由主义图景而改善世界的使命。在美国本身，一个永久性“战时总统”的执政，已经在破坏着法治的基础。撇开在这个国家的边界之外进行的和容忍的各种酷刑方法不说，这个战时政权不仅剥夺了关塔那摩的囚犯根据日内瓦公约应享的权利；它还把执法部门和安全官员的权力扩大到违反美国自己的公民的宪法权利的地步。
布什主义难道不是在要求采取一些规范上适得其反的措施吗？—这样一种局面不无可能：叙利亚、约旦、科威特等等的公民，对美国政府想要给他们的那些民主自由本身，却做一种不那么友好的运用。1991年美国解放科威特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示威游行。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的超级大国的自封的托管人角色，遭遇了它自己的盟国的反对；这些盟国基于恰当的规范性理由怀疑美国以家长主义的方式主张单边的领导地位。曾经有一个时候，自由民族主义自以为有理由在全世界推广它自己的自由主义秩序的种种普遍价值，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这种自以为是并不因为现在从诸个民族国家转移到单个霸权国家而变得令人容忍一些。
恰恰是民主和人权的那个普遍主义核心，不允许它们借助于火和剑单边地实现。使西方受到其“基本政治价值”约束—也就是受到民主自决的程序和人权的词汇的约束—的那个普遍的有效性主张，切不可混同于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主张，它把一个特定民主国家—哪怕是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当作所有社会的典范。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老牌帝国的“普遍主义”，它仅仅从它自己的世界观的中心化的视角出发来感受超越其边界的遥远视域的世界。相反，现代的自我理解，则是由一种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所塑造而成的，这种普遍主义要求的是对每个人各自的视角的非中心化。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观点根据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的他者们的意义视角而加以相对化。
恰恰是美国实用主义具有这样的洞见：什么是对所有各方都是好的，依赖于相互采取对方的视角。现代理性法的“理性”所主张的并不是一些人们可以像物品一样拥有、并在全世界分配和出口的普遍“价值”。“价值”—包括那些有可能赢得全球承认的价值—并不是悬在半空的东西，而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规范秩序和实践方式中才获得其约束力。
如果纳西里耶的成千上万什叶派教徒的示威游行对萨达姆和美国占领同样表示抗议，那么他们所表达的真理就是：非西方文化必须从他们自己的资源出发、根据他们自己的诠释，才能袭取人权的普遍主义内容，这种内容将与当地经验和利益建立起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联系。因此，国际关系中以多边的方式形成集体意志，这不仅仅是诸多选择中的一个选择。一个霸主，哪怕是自命为普遍利益之托管者的善良霸主，从它自我选择的孤立地位出发，也无法知道它认为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去做的事情，事实上是否平等地对所有人都有利。为所有有关各方的声音提供平等的、相互的倾听的，是世界主义的秩序；正在进行中的从国际法发展为世界主义秩序的过程，是没有任何合理的替代的。
（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迄今为止并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就安理会中“小”成员国拒绝屈服于更大国家的压力而言，它甚至还赢得了尊敬和影响。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声望有可能遭受的，仅仅是自取之辱：如果它想要通过妥协而“愈合”无法愈合的东西的话。
（2003年4月17日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