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集》的出版，对于中国的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对于关心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每一位读者和学者，对于整个学术共同体，都是一件大事。
一个卓越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不仅有卓越的学术贡献，而且有卓越的学术精神；他们对于学术共同体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说什么，而且在于他们怎么说。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收入文集的那几本已成当代经典的著作如《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已有充分体现。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精神，在这套10卷文集中，有多角度多层次的丰富呈现。
一
我自己虽然并没有很多机会向汤一介先生直接请教，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聆听他的讲演，拜读他的论著，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汤先生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而且也是一位好学善教、重情讲理的普通的学界同行。
1994年秋天，华东师大庆祝冯契先生80岁寿诞，汤一介先生寄来一篇文章，谈冯契先生早年《智慧》一文对他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影响。两年以后，当时我作为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编选一本文集，纪念1995年春去世的冯契先生，从汤一介先生那里索要到了一份长篇论文，其中详细论述了冯契晚年撰写《智慧说三篇·导论》的重要价值。这篇文章收入在《汤一介集》的第6卷，这一卷的书名是《思考中国哲学》。
我觉得，不仅在汤一介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中，而且在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思考中，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思考中，都体现了一个优秀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宝贵品质。
一是学习和创造的统一，如汤先生对冯契的智慧说的评价，对余英时的内在超越观念的发挥，甚至对自己的研究生关于“儒家神话”的研究的重视，等等，汤先生总是急于承认他受惠于其他学者之处，也总是努力“接着讲”而不是仅仅“照着讲”。
二是坚守与开放的统一。汤先生高度肯定冯契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他自己一贯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与时下有关古今中西关系的不少偏见相比，汤先生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三是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汤先生关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向度，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传统复兴的世界背景，全球文明的冲突化解，既是他对学术责任的承担，也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他对个人遭遇、民族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体现了一位优秀中国学者的自信与自省的高度统一。还有，汤先生呼应费孝通先生的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他主持规模巨大的《儒藏》工程，都是这些年来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
学术界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规范的缩影和精髓。学术共同体必须是追求真理的，既不是争权夺利的，也不是无是无非；必须是高度负责的，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既不是袖手旁观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学术共同体也必须是和而不同的，既不是一盘散沙的，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汤一介先生对学术共同体建设所作的贡献，具有非常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
在《汤一介集》结集出版之时，我又重读了我的导师冯契先生一篇题为“忆在昆明从汤先生受教的日子”的文章。在冯契先生的文字中，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这篇文章描述了冯契先生当时作为研究生在昆明郊区读书的情景，其中的一些场景，尤其是从司家营到麦地村到汤用彤家向先生求教的场景，让我羡慕不已：
“1941年夏我大学毕业，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便搬到司家营庆华文科研究所去住。当时冯友兰先生家在龙头村东端，金岳霖先生和钱端升先生家住在一处，在龙头村西端，汤先生家在麦地村，处于司家营和龙头村之间，相距各约一里。读书有疑问、有心得，便想找老师请教、讨论，心情往往是迫切的。通常，有关西方哲学问题，我去问金先生；有关中国哲学问题，我去问冯先生和汤先生。但到冯先生家路稍远些，到汤先生家路最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一会儿就走到麦地村了。汤先生也欢迎我去谈天，我提出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或者给我指点，叫我去查什么书；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总是耐心跟我讨论，使我感到无拘无束，所以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所得。渐渐的，去的次数多了，交谈的范围扩大了，跟他家里的人也都熟悉了。”
这篇文章也提到了当时正在读中学的汤一介先生：“那时一介和他的妹妹都还小，在上小学和中学。家务是由师母一人承担的。”对师生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的谈学论道，冯契先生充满着感情：“有时，谈得兴致来了，一直谈到夜阑人静；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确实觉得体会到了‘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把这篇文章与《汤一介集》中的许多文章放在一起读，包括与有关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共同生活的文章和访谈放在一起读，一个卓越的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学术能力是如何训练的，学术传统是如何承续的，学术交往是如何实践的，学术边界是如何超越的，等等，我们可以由此而有许多了解。
当然，汤一介先生成为学术共同体优秀成员和优秀领袖的许多条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或者说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汤一介先生的言传身教，《汤一介集》收入的论著谈话，如果我们认真学习、认真仿效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不少弥补的。
汤一介：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在80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75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来源：《光明日报》2014-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