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盛行的民粹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反智主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与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相伴随的“知识竞技”愈演愈烈，曾多次访问上海的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在新作《优绩的暴政》一书中指出的“优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将人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失败者”们会用选票进行复仇，故而催生和激化了波及全球的政治乱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有统一领导和统一指导思想的国家，在抵制反智主义、捍卫理性主义和坚守道德高地方面有明显优势。百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访华后题为《中国问题》的书中说，中国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这一点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中国将来能不能做到强而不霸却有点令人担心。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强调中国发展蕴含的道德意义，中国发展做出的国际贡献，中国发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当然还要加上中国发展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我们就有理由不仅为成功解决罗素的“中国问题”而自豪，而且为妥善回答中国的“罗素问题”而自信。

在论及价值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区分单个价值和价值体系。

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体系的差别，也就是诸个价值的诠释方式和关联方式的差别。尽管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存在较大差异，但价值体系中的单个价值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民族间价值差异根本上是因为价值之诠释和关联是离不开特定的民族语境的。

就中西方关系而言，中国的指导思想（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恰恰来源于西方对现代性和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价值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恰恰是为了让那些曾经被用来制造幻觉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和团结，找到真正得以实现的条件。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把自己看做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忠实继承者，而且是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故乡的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的忠实继承者。

当然，自由、平等、团结等价值之间会产生矛盾，因此需要协调和排序；这些价值自身也有矛盾，如自由有消极与积极之别，平等有形式与实质之别，团结有抽象与具体之别，这些矛盾都只有在具体的时代和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案。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为解决这些矛盾做出的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因此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的；这些探索的经验和成果，是我们能够与西方开展积极而有成效对话的重要前提和宝贵资源。

此外，我们还应该将“价值”和“利益”区分开来，这一划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世界的国际争论。

价值和利益当然是相互交织的：利益之争会披上价值外衣，价值之争背后有利益诉求，反智主义的盛行与这两种情况有重要关联。但恰恰因为价值和利益之间的这种交织，恰恰这种交织会成为反智主义盛行的温床，我们要更重视和善于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2003年伊战前夕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反战宣言，强调在全球政治中那种误把价值当利益来对待的思路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如果说利益是可以做自上而下的分配、由外而内的赠送的话，价值则是唯有相关各方基于各自理解才能选择是否接受、是只有相关各方自己认可以后才能发挥作用的。

这些学者当时还指出，美国政府的自我中心的普遍主义思路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美国人不似欧洲人那般有过殖民体系崩溃、大国地位失落的经历，也未曾在本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因此美国人不容易体会他国人的痛苦，不容易从他人视角考察问题。十多年前那场西方内部的欧美价值之争，我觉得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思考国际政治提供重要启发

若从区分价值与利益的角度看当前当前美国政治，可以得到一些颇有意思的观察。如果说小布什以及后来的奥巴马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将价值当作利益、热衷于以价值名义进行国际干预的话，特朗普政府的思路则可以说是反过来了，将利益当作价值，不加掩饰地只顾美国利益，主张“美国优先”。

从这个角度看，今年六月特朗普在西点军校的演讲值得重视，当时他说“美国士兵的工作不是重建外国，而是坚强地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不受外敌侵害，我们正在结束无休止的战争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地、清醒地、专注于捍卫美国的重大利益。美国军队的职责不是解决遥远土地上、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的悠久冲突。我们不是世界警察。”

现在特朗普即将卸任总统，新总统拜登在国际上很可能将回到之前的那个美国立场，重新热衷于在国际范围内推行“价值外交”。

相对来说不大确定的是，新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同时延续其把美国利益当作优先价值的国际战略？若答案是肯定的，若“把普遍价值当做利益在全球分配”与“把美国利益当做价值在全球捍卫”这两种进路会在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中结合起来，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将面对的，有可能是一个既更加冠冕堂皇自以为是，也更加斤斤计较贪得无厌的强大对手。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当坚守道义高地，在继续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同时，在国际上继续强调道德站位，用好道德资源，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要求的那样，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而且形成推动和平的强大合力。